在高宗武完成了他称之为“爆破”的任务，潜居香港养病的期间，战争形势又起了重大变化。
1938年9月7日，中日军队在武汉外围酣战正急，日本大本营在御前会议上又作出了进攻中国华南的决定，直接夺取广州。
陆相坂垣征四郎杀气腾腾，面部肌肉因狂热而扭曲变形，更显狰狞。他向天皇解释这一行动的目的：
“帝国开辟南方战场的战略意图，是由于中国在丧失华北、华中沿海广大地区以后，作为中国南大门的广州，成了中国对外联系的主要港口，帝国如果切断中国这条对外联系的补给线，将从经济上和军需供应方面窒息中国。”为了加强说话效果，坂垣以两手合拢之势，做勒紧对手颈项状。
“此外还有对英国示威之意。”平沼总理补充说。
“现在陆军已完全作好战斗准备，我们需要的就是帝国海军能尽快地将我们的武士送到南支部。”
“这没问题，海军第五舰队将负责此事。”海相米内光政作出保证。
由于武汉会战，两广地区的中国军队大批北调，广州地区防务空虚，10月11日晚，日军第十八、一Ο四师团，由马公运抵广东大亚湾口，一举突破防线，进展神速。21日下午，已占领广州，切断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的联系，完全达到了战略意图。
在广州失守后的第四天，国民党军队也放弃了武汉。
为了替部下打气，11月20日，蒋介石在南岳统帅部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长方形条桌两侧，不少与会的将领因不久前战事的失利而显得情绪不振，有的人甚至低下头来，准备承受委员长袭来的怒骂。
一反往日的严峻，蒋介石面色和悦，眼神中居然有几丝柔和，甚至抱拳一揖，对在座诸位表示感谢。
“在第一期战斗过程中，我们虽然失去了许多土地，死伤了许多同胞，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来说，是完全成功。”
真是匪夷所思，在座一些将领误认为委员长在挖苦、头垂得更低，耳朵却竖了起来。
蒋介石的语调却很诚恳，真挚：
“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已经依照预定的战略陷敌于莫能自拔的地位，这就是孙子所说：‘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最高原则，今日我们已经做到了……”。
蒋介石稍顿了顿，扫视一下各位将军，见他们的神情显然比会议刚开始时轻松得多，一些低下的头也抬了起来，脸上写着自信，他满意自己的讲话效果，又接着分析：
“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照敌人的理想，他何尝不想一举挺进我们的长沙和南昌；然而他进到岳州以后，就不能再攻进来，这就可以证明不是他的战略上没有算到这一着，而是事实上他的力量已用尽，没有余力再侵略进来。”
蒋介石这番分析，使得下面热闹起来，窃窃私语不断，一些黄埔系将领更是将敬佩之色挂满脸上，奉承校长的高瞻远瞩，明察秋毫。
汪精卫对形势的判断却与蒋介石截然相反，满目悲凉疮痍，陷入了极度悲观的思想境地。
自武汉失守，撤至重庆以来，他在上清寺的官邸，已成了求和派聚会的场所，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春圃是这里的常客。
今天，周佛海一帮人来访，谈及形势，还未说上几句，他就怒火冲冲：
“蒋先生是把中国往死路上拖，我们的国力他难道不清楚，已不能再战了。”
“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退到西北，大家都成为共产党的俘虏。”
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往日文雅雍容的风度一扫而光。
陶希圣也在一旁帮腔，他拖长声调，阴恻恻地说：
“愚昧啊！归根到底是中国人的愚昧。我早就说过，战事甫起，各式各样的宣传一哄而起，而科学却受到了很大打击，以一种缺乏理智的感情冲动，表现为自不量力的煽动。对外抗战，必须坚持有理性的科学精神，有条理有计划和有实效的方法。用科学的方法组织民众，用科学的方法准备物资，则抗战才能有望。诸位，拭目一下中国，有科学的方法吗？有科学的精神吗？只有冲动，只有蛮干。从广州、武汉陷落以后，中国已没有一个完整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已经犹如一个身体虚弱的病人，还要让他拚命地一搏，这只能加速他的死亡。”
汪精卫眉头微皱，他虽然感到陶希圣未免夸大其辞，中国现有的军力情况他是清楚的，现在甚至比芦沟桥事变时还增加了七十多万人，约53个师。但他却认为这乃是乌合之众，哪敌得住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因此他也没有纠正陶希圣的话，反而觉得很有道理。
陶希圣继续煽动说：“打既不能打，就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蒋先生现在是更加固执了，完全受了共产党的挑拨，欺人欺已。对于国家处境之困难，全不考虑，对于日本的和议，不加思索的拒绝。汪先生——。”他几乎是拉着哭腔嘶喊：
“如今挽救中国危亡的责任，舍足下还有谁能承担。再袖手下去，我们和平同志一年多来的努力，岂不全成画饼。”
自从高宗武打通联系日本的渠道后，陶希圣就成了汪府的常客，日日怂恿不休，献谋献策，俨然一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汪精卫对他一些过火的话也不怀疑，一者因为陶原本就是“低调俱乐部”成员，对抗日十分悲观；二者陶与汪本有一段渊源，曾跻身于“改组派”的行列，属自家人。
但是，陶希圣对权利的热衷却是压倒一切的。他长期在野，做厌了野鹤闲云，总想打入权力圈子，为此，将不惜一切代价。
而蒋介石却最善于抓住人性特点。
关于蒋介石与陶希圣的关系，尽管没有什么具体把柄，但早就有人怀疑了。当初，陶劝汪出逃时，对蒋骂得最凶，连周佛海、陈公博都听不下去，认为陶为人薄亻幸，终然背主，也不必要在嘴头上如此刻薄，分明有故意表演之嫌。陶将汪扶上虎背，欲罢不能后，又携其秘件反水而逃，让汪大为被动。蒋介石平时最恨朝秦暮楚之人，陶则反反复复，不但未嫌弃，却优渥重用有加，最后居然进入最核心部门——侍从室，取周佛海位置而代之。曾吹嘘一时，号称蒋介石经典代表之作——《中国之命运》一书，也实际上由陶提刀代笔。种种迹象，实属反常，只不过待人们发现，已经是事后的事后，当初，汪精卫、周佛海一伙，可是丝毫不起疑心的。
果然，陶希圣刚才那番话搔到了汪精卫的痒处，但是，却连忙摆手：
“我有我的难处啊。”他近日私下里也常考虑，日本人素无信义，他是有所领教的，总不能冒冒失失就凭高宗武一纸报告书决定如此重大的行动呀。
仿佛看透了他的担心，陶希圣将身子欠得更近了些。
“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汪先生想必早有研究，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协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该声明的最关键处，就是要求国民政府‘更换人事组织’，这难道不是日本人针对汪先生而言的吗？”
“对！这是日本人向汪先生抛来的红绣球。”周佛海在一边帮着腔。
汪精卫依然苦着脸，不作表态。
不知什么时候走出来的陈璧君看到汪精卫这份窝囊相，脸上竟露出鄙夷之色，冲汪发火道：
“我看你这个党的副总裁，国防会议副主席，充其量不过是个伴食宰相，有什么事你能作主的？”
汪精卫脸羞得通红，陈璧君还很少当众奚落他，自撤至重庆以来，陈璧君肝火愈来愈旺，对汪精卫那份畏葸实在有点看不上眼。
“佛海，你是老蒋身边人，为什么不直言犯谏，而是跑到这里发牢骚。”陈璧君看丈夫面露愧色，也就不忍继续发难，转过身责备周佛海。
周佛海立即大声地抗议：
“我何止是犯颜直谏，简直泣血而陈了。可蒋先生又何尝听得进去，已经是龙颜大怒了。”
周佛海这些日子一直嘀咕，他有一种直觉，蒋介石已发现他什么，对他往日的信任和宠爱换成了怀疑和厌恶，这从蒋介石的眼睛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他常常指责周佛海工作不力，在周佛海看来，已有吹毛求疵，故意责难之嫌。他去向陈布雷诉苦，一向与人方便的陈布雷对他也很同情，告诉他，委座近来确实对周佛海的工作不满，近几个月来，周佛海掌管的宣传工作毫无起色。
听此言，周佛海心中反而一宽，看来蒋介石还未发现他的秘密，随之而起的肝火也就陡地窜了上来。“蒋先生之理想，亦过于离开事实，决不能实现，此事宣传部必受斥责，余亦不辞，必要时当退避让贤。”他甚至准备以辞职来要挟蒋介石。
蒋介石没有理会周佛海的辞职要求，他把周留在身边，用冷眼，用轻慢，用嘲讽，用漫骂，逼周佛海铤而走险，加快行动。
所以，陈璧君一提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他就忍不住要发火。
“好啦，大家谈话平和一点，都是自己的同志。”汪精卫不耐烦地打断争吵，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问周佛海和陶希圣：
“梅思平君多日无消息，他在香港怎么样？”
周佛海、陶希圣相视一笑，神态不免诡秘，陈璧君心中犯疑，连忙追问究竟。
周佛海笑嘻嘻地：
“梅君已来重庆数日，正有事要向汪先生汇报请教呢。”
说起来，梅思平与汪精卫并无渊源，过去素少来往。
他的地位也不高，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抗战前是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虽说这七品芝麻官遍地皆是，但由于江宁县在南京城脚下，蒋介石格外注意，梅思平也抖擞精神，分外卖力，深得蒋之青睐，被认为是学问、才华皆有可取的地方官。
东南沧陷以后，国民政府撤迁汉口，梅思平实际上已经赋闲，蒋介石对他没忘照顾，给他一个中央宣传部专员头衔，前往香港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主编《国际丛书》，领一份干薪，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份闲差。
梅思平受此待遇，也算是特殊照顾了，偏偏他不甘寂寞，久蛰思动，他与周佛海、陶希圣一向关系甚密，与高宗武也有同乡之谊，加之皆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终于被裹进了这起阴谋。
周佛海向他交待了任务：现在高宗武已经打通了与日本的联系，正在进一步具体落实施阶段，却不巧在港病倒，希望梅思平能屈驾前往上海，助高一臂之力，与日本人把计划落实，使这件事最终有个交待和完结。
梅思平欣然应诺。
1938年8月29日至9月5日，梅思平与松本连续进行了五次谈判，起初，梅思平对要求蒋介石下野表示惊讶和反对，他认为日本人糊涂了。
“日本要求蒋下野作为撤兵条件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笨拙的，如果坚持这一点，和平谈判根本无望。”
松本表示这是日本的既定国策，尽管他答应试图说服，但成效甚微。
“我有一个替代方案请你考虑，蒋介石的下野由你们中国方面去处理，利用日本近卫声明为杠杆，强化中国方面的和平运动，如果反对继续抗战的舆论加强，蒋介石则非下野不可。”
见梅思平露出狐疑，他比喻说：“支持蒋介石的力量，都源之于对日本侵略的反抗，如果日方撤兵，就如火种熄灭了，火焰也自会熄灭，抗日力量也就瓦解了。”
梅思平兴奋地大叫高明，只要日方答应撤兵，和平派岂不立刻增添了声势，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来。
松本掌握住时机，恰到好处地追问一句：
“如果日本决定撤兵并作出声明，你们的和平运动怎样进展呢？”
梅思平吹起牛皮：
“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取得联络。反对停战、撤兵的人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这一前景令松本也为之眩感，如若这样，抗日的阵线还不被冲出大缺口？从前线到后方，岂不四处开花？因此，他建议双方有必要再进行详细的谈判，以便能得到迅速的落实。
“下个月我就回重庆，促汪先生振奋起来，以实际行动谋求和平。”梅思平向松本保证。
当周佛海、陶希圣领着梅思平走进汪府，一番商量、一番讨论后，汪精卫激动地站起身来，在屋中踱了一圈，稳定情绪，故意轻松地说：“好啊，先是高宗武，后是梅思平，你们都先斩后奏，不通知我，就强拉登台啊。”
周佛海：“那也得是日本人器重汪先生才行，换上我，日本人也嫌不够斤两啊。”
“这些都是你的主意！”汪精卫笑着说。
“不敢抢功，希圣也是这样主张。”
陶希圣连忙点头，“大家都盼望汪先生正式打出旗号，你看梅君与日本人的商议是否可行？”他试探地问。
“当然可行！日本人答应撤兵，他老蒋打了几年也没有做到这步，还有什么犹豫的。”站在一旁的陈璧君捅了汪精卫一下，让他快拿主意。
“行！行！”汪精卫一迭声答应，吩咐梅思平，按照日本人提议，尽早赶赴上海，拿出一份尽可能详细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汪精卫终于向叛国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步。
为了不引人注意，梅思平从汉口先抵香港，与高宗武先见了面。双方讨论一番后，又单独前往上海。
随即，高宗武也带上了翻译周隆痒，抱病搭上了意大利客轮“戈善特亚号”，他终究有点放心不下。
日本方面派出了具有丰富间谍工作经验的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和伊藤芳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