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营业部经理时，我和一个雇员不和。我不喜欢她的目中无人，并决定找她谈谈。为了避免当众争吵，我打算在家中给她打电话。“我是否要解雇她？”翻着雇员卡，我若有所思。突然，9年前发生的一件事闯入我的脑海。那时，我干着一份全日制工作，以资助丈夫迈克完成学业。终于，他毕业的日子要到了。我们的父母将从国外赶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而我也为那天做了许多计划。比如，毕业典礼后去吃冰淇淋，然后去镇里潇洒一回。我兴高采烈地跑进我工作的那家书店。“我要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六休假，”我向老板宣布，“迈克毕业了！”
“对不起，玛丽，”老板说，“假日后的周末是我们最忙碌的时间，我需要你在这儿。”
我无法相信老板会如此不通情理。“可迈克和我等这天已经等了五年了耶１我辩解说，声音因激动而发颤。
“当然，我不会在毕业典礼时给你安排活儿。”他说。
“我根本就不能来，罗斯，”我的脸因发怒而绷紧，“我不会来的！”我咆哮着冲了出去。
后来的那些天，我对他都不理不睬。他问我话时，我也只是三言两语冷漠地应答。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虽然罗斯看起来依旧热诚，而且常常是笑脸相迎，可我知道他心里不舒服，而我也铁了心，一定要请一天假。
我们就这样冷战了几个星期。一天，罗斯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单独谈谈。于是，我们去阅览区坐了下来。我盯着我的脚，告诫自己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坚强地承受。显然，老板想解雇我，他不可能任我这样轻视他而无动于衷。毕竟，他是老板，而老板总是对的。
当我不屑地冷冷地扫视他时，我惊讶地看到他眼中受伤的表情。“我不想在你我之间存有任何的怒气和不快”他平静地说，“你可以在那天休假。”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愤怒，我的狭隘，我的孩子气的行为在他的谦卑的面前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谢谢，罗斯。”我终于“挤”出了一句话，我不会忘记这事的。
现在，这段往事又跳回我的脑袋里。我怎么就忘了罗斯对我的友善呢？在过去几天里，我怎么就没有能把这种友善传递出去呢？
我从雇员卡中拿出雇员的卡片，拨打了她的号码，并向她道歉。挂电话时，我们的关系已和好如初了。
有这样一则十分感人的故事：
1944年的冬天，饱受战争创伤的莫斯科异常寒冷。两万德军战俘排成纵队，从莫斯科大街上依次穿过。尽管天空中飘飞着大片大片的雪花，房屋和街道都堆满了白皑皑的积雪，但所有的马路两边，依然挤满围观的人群。大批的苏军士兵和治安警察，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划出了一道警戒线，用以防止德军战俘遭到围观群众的愤怒的袭击。
这些老少不等的围观者，大部分是来自莫斯科及其周围乡村的妇女。她们的父亲，或是丈夫，或是兄弟，或是儿子，都在德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丧生。她们都是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都对悍然入侵的德寇怀着满腔的仇恨。当大队的德军俘虏出现在妇女们的眼前时，她们目光忧愤，全都将右手攥成了愤怒的拳头。要不是有苏军士兵和警察们在前面竭力阻拉，她们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把这些杀害自己亲人的“刽子手”撕成碎片。
俘虏们都低垂着头，胆战心惊地从围观群众的面前缓缓走过。突然，一位上了年纪、穿得破旧的妇女走出了围观的人群。她平静地来到一位警戒的警察面前，请示警察允许她走进警戒线去好好看看这些俘虏。警察看她满脸慈祥，没有什么恶意，便答应了她的请求。于是，她来到了俘虏身边，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印花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块黝黑的面包。她不好意思地将这块黝黑的面包硬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拄着双拐艰难挪动的年轻俘虏的衣袋里。年轻的俘虏怔怔地看着面前的妇女，刹那间便泪流满面。他毅然扔掉了双拐，扑腾一声跪倒在地上，给面前这位善良的妇女，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其他战俘受到感染，也接二连三地跑了下来，拼命地向围观的妇女磕头。于是，整个愤怒的气氛一下子改变了。妇女们都被眼前的一幕所深深感动，纷纷从四面八方拥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各种东西硬塞给了这些曾经是敌人的战俘。
在你心中的庭院，培植一棵宽容忍耐的树，虽然培育它的过程很苦，可是果实一定是甜的。在宽容忍耐阶段，你要努力把根扎得很深很深，汲取养料，你的树干在不知不觉成长，最终你将得到甘甜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