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纽约格林威治村遇到一个姑娘，就是从她那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许是一个神秘的民间传说，每隔几年重复出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重新流传。然而我仍然愿意相信它确实在某时某地发生过。
他们要到劳德戴尔要塞去——共三个小伙子和三个姑娘——上公共汽车时，他们拎着纸袋，里面装有三明治和葡萄酒，梦想见到金色的沙滩和大海的潮汐。这时，纽约灰暗而寒冷的春天已经在他们身后消失。
公共汽车驶过新泽西州时，他们开始注意到文戈。文戈坐在他们前面，衣着简朴，但不很合身。他坐在那里，从来没有动一下，满是灰尘的脸上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他一直咬着嘴唇，表情冷漠，一语不发。
深夜，汽车抵达华盛顿郊外，在霍华德·约翰逊饭店停下。大家都下了车。只有文戈坐在座位上像生了根似的一动也不动。几个小伙子感到奇怪，试图猜想他的身世：也许他是一个船长，也许是抛下妻子，离家出走的人，也许是一个回家的老兵，他们回到车上时，一个姑娘坐在他身边，做了自我介绍。
“我们要到佛罗里达去，”她欣喜地说，“听说那儿真美。”
“是的。”他平静地说，仿佛他想起了曾极力忘掉的事情。
“想喝点葡萄酒吗？”她问。他微微一笑，对着酒瓶喝了一大口。他向她道了谢，又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她回到伙伴中间，文戈则打着盹睡着了。
次日早晨，他们一觉醒来发现汽车已停在另一家霍华德·约翰逊饭店门外。这次文戈进了饭店，那个姑娘坚持要文戈与他们坐在一起。他看来很害羞，要了一杯不加牛奶的清咖啡。他听着年轻人闲聊海滩露宿的情景，紧张不安地抽着烟。回到车上后，那个姑娘又与文戈坐在了一起。过了一会儿，他讲述了自己辛酸的经历。他在纽约监狱里关了四年，现在回家去。
“你结婚了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她问。
“是这样，在我坐牢时我曾给妻子写过信，”他说，“我告诉她，我要离开很长时间，如果她受不了，如果孩子们总是问这问那，如果她太伤心，那么她可以把我忘掉。我能理解。再找一个丈夫。我说——她是一个极好的女人，确实了不起——把我忘掉吧。我告诉她不必给我写信。果真如此，三年半里她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
“你现在回家，对家里的情况什么都不知道？”
“是的，”他羞怯地说，“不过，上一周，当我确信假释就要批准时，我又给她写了信。我们过去住在布伦斯威克镇，就在杰克逊维海港前边。镇口有一棵高大的橡树，你一进镇就能望见。我告诉她，如果她没有改嫁，愿意等我回家，那就在橡树上系一条黄手帕。我看见黄手帕就会下车回家。如果她不想要我，就忘掉这件事——不系手帕，这样我就继续坐在车上走过去。”
“哇，”那个姑娘叫起来，“哇！”
她告诉了其余的人，很快大家都知道了。他们都关注着布伦斯威克镇的到来，并相互传看着文戈拿出来的几张照片，照片上是他妻子和三个孩子——妻子透露出一种淳朴之美，孩子们尚未发育成熟。可以看得出来，照片不知被文戈抚摩多少次了。
现在他们离布伦斯威克镇还有二十英里，几个年轻人都坐在右边靠窗的座位上，等待着那棵大橡树的出现。文戈停止张望，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好像他在给自己鼓劲，决心战胜另一次失望。
这时离布伦斯威克镇只有十英里，五英里……突然，所有年轻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们叫呀，喊呀，高兴得手舞足蹈。但只有文戈除外。
文戈坐在那儿望着橡树惊呆了。树上挂满了黄手帕——二十条，三十条，也许有几百条；这棵树，真像一面欢迎的旗帜，在迎风招展。正当年轻人高声欢呼的时候，这位老囚犯慢慢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朝着汽车前面的方向，回家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