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民俗美术渗透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人民群众创造力的表现，也是审美观念、审美情趣的真实反映。民间民俗美术的作用在于美生活、陶性情、广教化，并把一定地域的人们用同一美的心理、观念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牢固的共同体。因此，研究民间民俗美术及其文化内涵，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又非常迫切。
甘肃，地广人多，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而且东西相距长，地域辽阔，古代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羌中道以及蜀道四条交通要道穿境而过，加之多种宗教得以在这里共生共存，所以甘肃的民间民俗美术不仅种类繁多，物质形态丰富，而且意蕴深厚，审美价值极高。研究甘肃民间民俗美术对于发展、提高文化艺术品位，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欲知其神，先察其情。要研究甘肃民间民俗美术，必先考察其品类与分布。
一、民间民俗美术流布的基本因素
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民间民俗美术流布的各个环节，无不如此。纵观民间民俗美术赖以产生，发展的各种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地理环境。
战国时期的伟大哲学家和教育家孟轲在谈到人们事业成败的客观因素时说：“天时不如地利。”这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发展，地理环境因素是十分重要的，就甘肃民间民俗美术来说，甘肃这片黄土地，对孕育民间民俗美术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二，物质条件。
民间美术的产生和创作离不开当地的物质条件；而物质条件又是与地理环境分不开的。古代甘肃，位于中原之西，是古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旧石器时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地区有了显着扩大，从现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广泛分布，可知当时人们活动的足迹几乎遍及现今本省的每一个地、州、市。甘肃又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这三大地理板块的文化碰撞，发生了甘肃文化乃至民间民俗美术的灿烂火花。甘肃的彩陶是全国最多最丰富，艺术水平最高的。这些艺术精品和艺术成就是甘肃广袤的黄土地和众多河流赋予的。如果没有这些地理条件，没有黄泥巴，没有水源，没有丰茂的森林草原资源，原始人就不可能生产出精美绝伦的彩陶精品。从分布来说，在渭河流域，西汉水流域分布有仰韶文化；洮河、大夏河流域及兰州附近黄河沿岸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火烧沟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和沙井文化。彩陶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伴生着绘画和雕塑的产生和发展。彩陶一般在器皿中部用棕色、黑色绘出各种图案，整个器皿薄施浅水色陶底。这些颜料来自于当地，是当地资源的开掘利用。就其图案来说，彩陶图案，非常抽象非常凝练，技法也十分娴熟。寄托了原始人类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彩陶图案有抽象和具体两大类。抽象者如网纹、鸟纹、波浪纹、圆圈、涡纹。积石山自治县三坪村出土的双平瓮，图案流畅，构图繁缛，被誉为“彩陶王”，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具体者有蛙纹、人纹、鱼纹、舞蹈纹。近年来武威县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是继大通上孙家寨出土彩陶盆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形象地反映了古代乐舞风采。在以后的发展中前者进化为丰富多彩、抽象概括的图案画；后者则是写实绘画的滥觞。就其造型来说，大胆夸张，兼写真和浪漫色彩。广河县丰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三件人头器盖，现藏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是世界最早的人像雕塑品。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人形瓶，似男非男，似女非女，夸大了乳房和生殖器官，寄托了原始人类繁衍自身的强烈愿望，也表达了他们朴素的审美观。
石窟寺的开凿和建设，更能说明地理环境和物质条件对于民间民俗美术发展的因果关系，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为石窟佛教艺术的三大精华，又各有不同。莫高窟石质疏松，地震少，因此，它以精美的壁画和泥塑见长；炳灵寺石窟石层比较紧密，又少地震，适宜雕凿石造佛像，故以石雕佛为其特色。麦积山不仅石质疏松，而且多地震，较湿润，不宜做石造像，也不宜绘制壁画，因此它以精美的泥塑佛像见长于石窟之林。又如，没有辽阔的草原，没有发达的畜牧业，没有乳品加工技术的发展，就不可能产生宗教艺术酥油花。如果没有质地良好的石料，也就不可能产生千古赞美的“夜光杯”。没有生漆，不可能有雕漆工艺。没有洮河“鸭头绿”石，就不可能生产出享誉千古的洮砚。至于羊毛对地毯，滕草对编织，更是不言而喻。
其三，交通状况。
交通状况对于各地各民族民间民俗美术的交流和促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甘肃境内有四条古代交通大道。第一条是贯通欧亚的丝绸之路。这条大道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它不仅使东西方的物质生产技术形成交流并互相促进，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发展。它为中国佛教艺术带来了西域画风，西域雕塑手法，带来了阮咸琵琶、箜篌等许多造型别致的各种乐器，带来了如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别开生面婆娑多姿的乐舞艺术和百戏杂技；也带来了教、景教和摩尼教等宗教艺术。当然也为西方带去了灿烂的中国文化，如二十八宿、十二黄道、《本草纲目》、“秦王破阵乐”、印刷术、造纸术等等。第二条是唐蕃古道。这条大道从长安出发，经兰州、临夏、西宁，翻日月山去西藏。唐代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远嫁西藏，就曾取道这里。这条大道促进了唐蕃文化的交流融汇。从这条大道为中原各地传入了藏传佛教及其相关的宗教艺术。如唐卡画、酥油花、铜像铸造技术，梵文和藏文经典，密宗绘画形象和画风，法舞、面具等等。毋庸置疑，中原地区的文明和文化艺术也大大促进了藏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第三条大道是蜀道。这条大道从甘肃河东地区出发，取道宕、迭、阶、文峡谷，沿白龙江、嘉陵江、白水江入川西平原，到达“天府之国”的首府成都，沟通了南北文化的交流。第四条大道是羌中道。这条大道从长安出发，经兰州、临夏至西宁，再从西宁沿祁连山麓和柴达木盆地北缘，赴新疆，与丝绸之路相连；其对文化艺术的作用与丝绸之路相同。
其四，民族变迁。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因此，研究文化现象，不可能脱离民族研究这个内容。当我们谈到甘肃民间民俗美术时，民族这个范畴的分析和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甘肃，历来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在远古时期，甘肃基本居住着戎、羌、氐各族。其分布状况是：泾渭上游及其以北为戎地；洮岷河湟及其以西为羌地；岐陇以南以及西汉水、白龙江一带为氐地。其时，西戎最盛，周代幽王之时，戎逼诸夏，周乃东迁，自陇山以东及于伊洛，往往有戎。后戎势渐衰，大多与汉族相融合，少数与羌族融合，羌渐繁盛。秦汉之际，西有羌族各部，北有匈奴民族。河西走廊又有月氏、乌孙与匈奴争雄。氐族亦先后崛起，杨氏、苻氏、吕氏先后立国建号。魏晋之后，生活于辽东的鲜卑人西迁甘肃境内，有吐谷浑、乞伏氏、秃发氏称雄西部。其时党项族也开始转盛。唐代党项内迁，踞朔方之地，至宋代建立西夏政权。吐蕃东渐，至于陇右、甘凉、祁连一带，在西宁、临夏一带建立唃厮啰政权，漠北回鹘亦渐徙入。及至元代，蒙古军队三次西征，征服阿拉伯和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后，遣发大批西域回回军士、工匠到中国甘、凉、肃及河湟、秦陇等地，回族开始繁息。以后他们在当地逐渐繁衍生息，融合为当地民族，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东乡族和保安族。在湟水流域，则有吐谷浑后裔居住，其后也形成了新的民族——土族。
元代以后，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现在，甘肃大地居住着汉族和回、藏、东乡、裕固、蒙、哈萨克、保安、撒拉、满、土、维吾尔等众多民族。各民族在不断地接触交往中，一方面顽强地保存着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也通过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吸收兄弟民族的文化，改变着自己的某些生产、生活和文化特点。唐代乐府诗人王建在《凉州词》中说：“番人旧日又耕犁，相马如今种禾黍。”对于民间民俗美术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历史上的古代民族被融合了，但他们的文化、美术，仍顽强地在新的民族共同体中保留了下来。这种现象和事实，在至今保存着的极原始的图腾文化信息中得到了反映。如流行于甘肃全境的小孩虎头帽，是虎图腾民族的美术；这种帽子不仅汉族戴，而卓尼一带的藏族，湟水流域的土族，大夏河流域的东乡族，均有这种服饰习俗。流行于苗族地区的狗头冠，在宕昌大河坎一带藏族中很为流行。这里已婚女性，均戴这种帽子。一般用黑布缝成，帽顶有两耳，垂飘带。鸟图腾和鱼图腾是东夷民族的遗风，在文县铁楼山的白马藏族中颇为流行，这里的男女均有“沙尕”帽，帽上插两支白鸡翎，是鸟图腾的遗风，妇女喜戴圆形鱼骨片，并说他们的祖先来自海边。其实这是白马藏族中融入鱼图腾民族的痕迹。居住于川北的巴人崇尚老虎，而文县白马藏族在正月十五迎火把时，举着火把边跑，边作虎啸，亦可能是虎图腾部族的遗风。陇东剪纸中的青蛙图案，也说明它有别于当地民族的人们的图腾痕迹。古代羌人的图腾主要是羊，至今有些地方的民族，仍以羊毛、羊头供奉和祭祀祖先或神只。这种情况，只要稍加注意，便可看出蛛丝马迹。与之相适应的民间民俗美术，也随着这些图腾文化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同时，在现代各民族的舞蹈艺术中这种现象也十分明显。如流行于甘肃全境的羊皮单鼓(又称旋鼓、扁鼓)及其舞蹈，是信仰萨满教民族的乐器和乐舞。它随着东北鲜卑人(十六国时期的吐谷浑和北魏拓跋氏、南凉秃发氏、西秦乞伏氏)的西迁，并在中国西部立国的浪潮来到了甘肃。汉族中有师公(巫师)，相当于“萨满”，每年祭祀，祈禳、驱鬼、逐妖等活动的羊皮单鼓敲响村庄。土族“纳顿”大会，也是请巫师作舞娱神。仅在甘肃毗连的民和县三川一地，其“纳顿”从七月份开始到九月份停止，要进行两个月。宕昌新坪村这个藏族村寨，人们信奉“凤凰老爷”、“红沙女王”，每年春节家家户户敲单鼓，跳巫舞以娱家神。武山滩歌镇农民于端午节有盛大的旋鼓巫舞大会，其目的在于娱神且自娱。流行全国的傩舞(面具舞)，在藏族中表现为神秘的“毛兰术”法舞；在土族社会中则表现为“观今”跳禅和“杀虎将”、“庄稼其”等世俗舞蹈。在汉族社会中是表演“三国演义”、“纺丝娘”、“二十四孝”等宣扬传统美德的舞蹈。围绕这些舞蹈，各民族共同的和各自的各种美术内容均以其为载体，充分展示其艺术光彩。
另外，各民族和民族内部各部分以及民族的昨天和今天，也在民间民俗美术中顽强地表现了出来。题材如蛙、鱼、龙、蛇、凤凰等反映汉民族早期融合过程中的各部族的审美理想。材料如玉、羊毛、牛角、石、泥巴、丝绸、棉、草、藤，也反映了来自不同地区的民族拥有的物质资源情况。技法如刺绣、雕刻、颜料，反映了各民族对美的实践经验。
其五，宗教传播。
宗教的传播是民俗美术发展和流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各种宗教对物质世界有不同的理解和阐述，其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也不尽相同。如汉传佛教追求一种接近于儒家学说的方式，来描述极乐世界和禅修方法。因而，它在美术范畴中追求一种清寂、淡远、凄切的学术氛围。僧侣注重书法、绘画学习。如唐代长沙僧人怀素在当时就是非常有名的书法家。明末清初僧人八大山人是着名大画家。历史上的汉传佛教寺院是艺术殿堂，是书法之乡，也是乐舞盛境，是雕刻天地，也是博物中心，更是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的荟萃之地。与之相应的是各种民间美术门类，如刺绣、雕塑、绘画、书法、剪纸、服饰等等也随着宗教的发展流布而得以传播。藏传佛教则崇尚比较神秘的艺术氛围，吸收了古代印度、尼泊尔的审美趣味，形成了一种强烈、专注的艺术追求，闻名遐迩的唐卡画、酥油花、壁画是藏传佛教的宗教美术重点项目。围绕并服务于宗教的各种民间美术，则调动了一切手段来表达那种神秘的审美理想。如寺院建修采取了藏汉结合的形式，彩绘则用大红大绿，浓墨重彩，金碧辉煌。藏传佛教绘画艺术，有以下特点：多变的构图形式(以人物为中心左右展开故事情节)，生动的人物造型，优美的线条(线描功夫是画工水平的标准)，绚丽的色彩世界(沉着、厚重、艳丽)，巧妙地使用纯金，堂皇的装裱工艺，造就了藏传佛教璀璨夺目的文化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