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一次踏上洮河西岸，进入古河州这片神奇而瑰丽的土地，这里浓郁的回乡风情和穆斯林生活气息，立刻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随处可见的清真寺内高耸的唤醒楼与庄严的礼拜殿。
随行的朋友告诉我，洮河西岸现在名为临夏的这片土地，过去叫河州。在古河州，伊斯兰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土壤。伊斯兰教在临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纽带和聚合作用，而且也是维系穆斯林群众坚韧生存信念的精神支柱。临夏的穆斯林把一生谨行“五功”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作为进行各种宗教活动场所的清真寺，在他们心目中有着尊崇备至的神圣地位。可以说，无论你走到临夏的哪个地方，即便在最偏僻的槐树关、老鸦关、漠尼关、积石关等山乡村庄，只要是穆斯林的聚居点，那里就必定有他们心目中的神圣殿堂一清真寺。眼前所看到的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信仰自由、社会安定的景象，长久地留驻在我的脑海里，促使我进一步地探寻古河州伊斯兰教传播与发展的由来。
宗教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产物。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先后被称为“大食法”、“西域教门”、“回回教门”、“回回教”、“天方教”、“清真教”、“回教”等，在我国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柯尔克孜、撒拉、东乡、保安等十个少数民族中影响很深。据近年来统计，全国现今约有穆斯林2000多万，其中除回族“大分散、小集中”于全国各地之外，其余九个民族都聚居在西北地区。在伊斯兰教准确的传入时间上，虽有不同看法，但总体上认为是起于唐朝开国之后的40年间(公元618-651年）。
明代何乔远《闽书》灵山条说：“回回家言：默德那国有吗喊叭德(即穆罕默德)圣人，生隋开皇元年……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
《天方正学》旺各师大人墓志云：“大人道号旺各师，天方人也。西方至圣之母舅也。奉使护送天经而来，于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行抵长安，唐太宗见其为人耿介，讲经论道有实学，再三留住长安，因敕建大清真寺，迎使率随从居之，大人着各讲章经典，劝化各国，嗣后生齿日繁，太宗敕赐江宁、广州亦建清真寺分驻，厥后大人期颐之年，由粤海乘海船，放洋西去，既抵青石，伏思奉圣命而往，未曾奉命而还，何可还厥梓里？是以后旋粤海，大人在船中复命归真，真体大发真香，墓于广州城外。”
广州《重建怀圣寺》文曰白云之麓，陂山之隈，有浮图焉。其制则西域，磔然石立，中州所未睹。世传自李唐迄今。”
现今一般学者认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起始应是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其根据在于《旧唐书·大食传》的记载：“大食国……永徽二年遣使朝贡，云其国在波斯之西……有国以来三十四年。”这说明，在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40年后的唐高宗李治时期，大食国已正式与中国通使。推而论之，在遣使朝贡的同时，伊斯兰教当会随之传入中国，至少可看作是中国与伊斯兰教国家进行正式交往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真正有较多的了解，是在永徽之后100多年的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其时，杜环由阿拉伯返回，撰写了《经行记》，较多地记载了有关伊斯兰教的一些情况。其文有曰：
“大食，一名亚倶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其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娴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
又云：“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致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言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
随着唐代中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发展，礼拜寺也开始建起来了。在西安的一座清真寺中保存的碑文《拓建敕赐清修寺记》称，这座清修寺“敕建于唐之天宝”，即公元743-756年间。在大唐京城，由尊崇道教和佛教的皇帝命令修建一座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无疑应视为其时伊斯兰教已在中国享有特殊的宗教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给予如此厚赐，其中自有缘由。
相传，唐玄宗天宝中，西域回人陶巴巴来到长安，栖身于大学习巷诸寺，精通天方诸国经籍及历学。玄宗闻其名，频召入禁中谈经。帝曰：“今而知西域圣教，于纲常伦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因诏建寺于长安，寻敕改名唐明寺，命回人广传西学。其后，陶足迹遍天下。这说明，伊斯兰教在中国得以传播，是得到皇权的允诺与支持的。
应该说，其时西域胡商人数的增多，使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在客观上也有了一定的群体基础；况且这些胡商大都财力雄厚，接近权贵，易于争取到政治上的优待。《资治通鉴》载，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经查核，“胡商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
凡得四千人”。出于族类与文化的相同背景，伊斯兰教的信仰者自然首先应是这些胡商贾客。这便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又一个社会条件。
伊斯兰教经过两宋而至元朝，方在中国盛行。蒙古军西征平定中亚西亚后，回回人人仕及经商中国者甚多。据马可·波罗记载，中国甘肃、山西、大都一带多萨拉森人，可见当时北方伊斯兰·教徒之多。
那么，伊斯兰教究竟又是何时开始传入古河州一临夏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同样需要获取有说服力的证据，而这对于历史史料、遗迹物证极其匮乏的临夏来讲，困难是不言而喻的。
让我们首先听几则来自临夏民间的世相口传吧。在我们至今仍未得到白纸黑字的记载之前，这种“世相口传”便也显得极为重要。
传说一，最早的“连根柱寺”，讲的是起于元朝的旧事。在河州，历史最为悠久的清真寺要算南关清真大寺。南关大寺始建于元朝至元十年(1273年），当时仅是一座依托两棵古树搭棚修建的简易礼拜堂，被河州穆斯林称为“连根柱寺”。明洪武初年，朝廷看重伊斯兰教，不仅使“连根柱寺”得到扩建，并在洪武、成化年间，城里又相继新建了规模较大的老王寺、老华寺。发展到明代中后期，河州境内的穆斯林数量有了很大增加，少说也有七八万人。随着回民聚居点的增多，清真寺自然也多了，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河州已有大寺220多座，每寺都有正副乡约，小寺大约在1000座以上。仅河州城关厢内外十几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就有南关大寺、华寺、王寺、北寺、祁寺、西寺、上二社寺、城角寺等8个教坊的8座清真寺，以后又修建了下二社寺、水泉寺、铁家寺、大西关寺，总称“八坊十二寺”。
传说二，西域来的哈姆则巴巴，相传故事发生在元代。听阿爷、阿奶们说，很久以前，哈姆则巴巴带领40个“赛黑古杜卜”（意为弟子），从遥远的西域来到河州巴扎的东边，他们先在东乡达板科妥四十斤的乃玛斯苦顺聚礼，然后到和政南门外河坝举行祈祷仪式，以后到东乡阿玛萨等地传教，并在一条山岭上修建了一座气势雄伟的大礼拜寺。当时，河州巴扎的官府得知这一消息后，派兵干涉，强行拆毁，并要把拆下的材料拉回城里为官府修房子。可是，有几根大梁，许多人都拉不动。于是，哈姆则就规劝当地得了头疼病的州官，说只有重新修建好这座大礼拜寺，他的病才会好。州官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头便不再疼了，而且所管的地方年年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后来，这40个“赛黑古杜卜”分开，14个人留在东乡。哈姆则到龙家山一带传教，并在那里结了婚，生有五个儿子，分为五房头，今东乡县那愣光的为一房头，高山乡洒勒、石拉堤为二、三房头，哈木则岭坪庄寺为四房头，今临洮县红旗乡的马家湾、富业士、楚布拉沟一带的为五房头（后迁至今广河县的排子坪和临夏县的尹集新庄禾居住)。这些落居东乡的人去世后，都被安葬在东乡境内，他们的墓地至今仍在。其中，胡康士葬在东乡峡口，哈散葬在东乡盘子沟，比俩力葬在东乡葡萄山，尕勒葬在东乡七个湾，阿哈麦德葬在东乡郭泥沟，昂巴斯葬在东乡沙沟门，哈木则葬在东乡哈木则岭，以斯俩给葬在东乡科妥山，哲麻来依力葬在东乡西眉山，阿里阿答葬在东乡宝碌碡山，哲里葬在东乡双拱山，穆乎引吉尼葬在东乡凤凰山，依麻目葬在东乡尕达山，达吾德葬在东乡赤干坪，格板得葬在东乡红山根。东乡人还说，那年，阿里阿答等八个“赛义德”(伊斯兰教对穆罕默德之女法提玛与阿里传下的后裔的专称）从撒尔塔来这里传教，阿里阿答在东乡的卜隆固定居下来。他归真后，葬在达板乡的赛罕坪上。卜隆固的东乡族，至今认为阿里阿答是他们的祖先。
类似这样的宗教传说还有很多，有的略带几分神秘色彩。我们自然不可能将类似的传说、旧事全部收录进来，只能从中略叙一二，以便知其梗概。重要的在于明其端倪，领其要义，从中发现、理清伊斯兰教在临夏传播、发展的由来、线索和脉络。当然，穆斯林群众的世相口传，毕竟还不能替代我国历来极为重视的碑石记载。在临夏，有关伊斯兰教的碑文勒石，非常之少，但和临夏的历史史料极度匮乏一样，越是少见便越显珍贵。让我们仔细地阅读一篇珍贵的历史碑记吧！
《重修西乡韩家集三头十方海一大礼拜寺碑记》，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临夏西乡韩家集磨川一带明初以来回民的散处、发展以及建寺守教的基本史实。
穆教自天方入中国，历千数百年，而精神贯注，光景常新，日趋于博大昌明，良由宗旨之清真，仰亦团体之固结也。固结团体非会归有极不为功吾乡先达，大兴土木，重建磨川海一寺，为有极会归之所，而团体固结，即于是乎寓之。溯自明初，我族分析，散处于阳洼山大坡嘴、韩家集磨川、阴洼寺等处，名为三头。初祗一寺，建于阳洼山，以木片代陶瓦，称为搭板寺，尚古朴也。清初，川居者日众，以天阴雨湿，跋履维艰，公择适中之地，筑寺磨川，以礼常拜。是岁大旱，上下廿余方，万众咸集此祷雨，甘霖沛然。嗣后遇旱，祷者踵至，名之曰求雨寺，昭灵应也而尊山寺为古寺，岁时期会，凡大礼拜皆造焉。相沿几三百年。咸同以后，韩家集客回辐辏，商务盛行，庶富之余，不可无教。川寺较近于山寺，人多趋之，施教为便，惟规模卑狭，不能容众。光绪庚辰，先兄寿三公及进士第，荣归后，揆度两寺情形，量为变通，以期恢宏名教。请于先建威公松坪府君，谋诸父老，除乡人拘墟之见，改作此寺为海一寺，而以山寺附之。因时而制宜也。
时吾家营木商，购有石作黑森林，遂捐材兴工，方众助之。山寺仅成正殿三楹，费一千余金。川寺则成正殿五楹，西廊六间，费六千余金。虽完美未臻，而局势宏广，始得列于大寺。嗣下阴凹以隔衣带水，谋于众，修小寺村中，以便朝真，为大寺支派。旋有好事者，利用韩家集客籍商户，夥恃外方有力者为之援，不谋于众，创修新寺，意在破坏我教数百年固结之团体。我众力争大讼，州牧李问樵口吏援左文襄公禁修新寺例，判令充作义塾。此光绪十一年事也。迨二十八年，祥扈跸秦晋，归自京师，捐千金增修山川两寺，对楼西厢，焕然一新。厥后上阴凹、大坡嘴，亦以户口繁多，请就村中各修小寺，如下阴凹故事。祥以各村皆有小寺统于大寺，每当阴雨，就便礼拜，独韩家集无，何以尊崇教典？复以六百金卖还义塾，俾修小寺，附于磨川大寺，不得如前立异，惩前以毖后也。此外如于我密迩新庄、烟洞山，大兄达□□口王家堡，毗连之马家沟口。
及先叔殿人公所居之梁家等处各修小寺，亦附于我大寺，汇流而归源也。将来族□发达，数十里内外或再推修小寺，应均归我大寺范围，翕受敷施也。凡我同人，五时礼拜，各就小寺；七日朝参，与开斋、宰牲两节大朝，统归磨川大寺，以副海一名义。合群事主，善莫大焉。幸勿自越樊篱，致披本枝。此寺自先父兄修理后多历年所，教众弥增，礼拜拥挤，亟须改建，显扬正教。光绪季年，祥镇湟中，即欲鸠工，限于财，志未逮，民国三年，祥由宁夏将军因公回河，始属静庵兄及本方乡老扩充寺宇，改建大殿及卷棚各五间，后殿三间，并架彩两廊十间，对庭七间，唤醒楼三层，大门三间，水房火房仓房共十余间，蜈蚣墙垣，东西牌坊及照壁各种工费约万余金。静庵兄及侄雄图、鸿宾、显图各捐千金，余由祥捐廉垫给，并未摊派乡人。且筹的款，多购公产，伹以供大寺之用，而诸小寺亦取给焉。详细款目及管理保存规则，另有碑记。祥致力于此，非为名义，诚以人情易涣，不有以萃之，不足以成地方之社会。无以和众，何以参真？爰取本大末小之义，维系人心，以期能固能久，有萃无涣云尔。
中华民国六年十月谷旦勒石当我们阅读了以上有关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基本史实和来自临夏穆斯林群众中的几则传说，以及《重修西乡韩家集三头十方海一大礼拜寺碑记》，对伊斯兰教在临夏开始传入和发展的大致情形，完全可以形成这样一幅相对清晰的历史图景：
唐武德中至永徽初年，当时称之为大食国的古代阿拉伯帝国，已与我国有使节往来。伴随着国家之间的通使和通商，阿拉伯文化及伊斯兰教也相继传入我国。传入路径大致是由海路及陆路两线进行。海路的路径是由波斯湾与阿拉伯海出发，经孟加拉湾过马六甲海峡至南海，进而到达我国沿海港口城市广州、泉州，以至长江下游的商贸重镇——南京、扬州，以后再由南向北前行。陆路方面，主要是沿古丝绸之路南北道东进，到达中原或要经过河西走廊，或要绕西南路经过河湟地区。无论是海路还是陆路，交会的中心，都是当时的国都，即唐时的长安、宋时的开封、元时的大都、明时的南京和北京。
古河州自古以来为西陲重镇。唐时，河州虽时常为吐蕃所扰，但仍不失为是经陇西、达伊吾这条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旱码头。及至宋神宗之后，河西为西夏阻隔，而经河湟西南路至西域的道路尚能通畅，于是，西域使节、商人和传教者大量活动在河湟地区，许多人经此“散行于陕西诸路，久留不归”。但是，由于当时河州毕竟是极边之地，生存条件艰苦，时有战事袭扰，社会状况不够稳定，因此，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发现宋代以前有关大食人在河州传播伊斯兰教的旧闻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