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中国现代作家的艺术思维特征发生了重要变化）“用科学解决宇宙之谜”（陈独秀语），用社会科学原理来艺术地理解和分析现实和人生，在作品中表现哲理和社会科学命题等，逐渐成为主要的思维方式，它不仅是一种理论主张，而且渗透在创作实践中）沈雁冰在五四时期就提出在创作中要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他说“创作文学时必不可缺的，是观察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两者偏一不可。表现的两个手段是分析与综合。”，而文学研究会关于要深入地观察、客观地描绘的主张，也同时表明了艺术思维上的变化。分析、观察、描绘、反映等概念，说明了作家意识内部对知、情、意三者的区分，也说明意识结构上的变化，即对于认知方面的强化。这与中国古代文人的思维意识有了明显的区别。中国人传统的精神结构是未分化的整体结构，在人的精神整体中没有区分或抽象出“纯思”、“唯美”或“唯意志”的领域。古代哲人的这种思维意识，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有着极为明显的体现。比如不求客观真实的再现，不喜静态的细致的心理描写，在绘画中不求透视的准确等等。而现代文学家则有了关于知、情、意的区分，有了主客体的概念。观察与想象，分析与综合，这种意识的出现，与传统文学艺术中的重“意会”“传神”“顿悟”等思维方式有了很大不同。这既有文艺功能的目的，也有对于文艺与人生关系理解上的变化。引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原则和方法，同时也意味着引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角度，现代文学作家、理论家曾用进化论观点分析文艺的进步，认为19世纪以后，是科学盛行的时代，是科学方法对非科学方法的变更，而中国文学的历史性变革，需要科学思想的洗礼。当时对于自然主义的提倡，也有认为中国文学缺乏真实、科学精神这种原因。他们认为，只有经过自然主义的洗礼，中国文学才有可能接近现实，尔后才能提倡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等等新的文艺潮流。茅盾认为，19世纪的写实主义对于人生表现的努力是朝着两个大目标的：更多的确实性和更多的科学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认为文学向现实靠近，在方法上注重客观真实的反映是文学上的一种科学精神的体现。这与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思想是一致的。
思维上对于知、情、意的区分并在创作中的体现，也使文学功能有了更大的张力，使得文学在不同艺术倾向的发展中体现出整体上的重新建构的态势。
艺术思维方式的变化，与文艺的内容、文艺的价值指向和特点有着极大的关系。因为它贯穿于文艺的生成过程中，既与作家的情趣、审美特性等联系，又与作家对表现对象的观照角度、处理方式相联系。老舍在他的文艺概论讲义中对传统文学那种“凡事知其当然，不知所以然；只求实效，不去推理只看片断，不求系统”的思维方式的反省，实际上也显示着现代作家在思维方式上，由“推己及人”到分析综合的变化。思维空间的扩大，使得对真善美不再是混沌一片。对“心”、“意”的表现，也不再是简单的重复“吾心即美”，而把人的“心”、“意”作为一种认识表现的对象，把揭示人的心理世界作为认识整个世界的一个方面。同时，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也改变着传统的“直观外推”“内心反思”、推己及人、推己及物的方式。这一切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体上重视认识价值、历史价值等特征相关。思维方式的改变，也是思维空间的扩展，而知、情、意每一层面的重新理解，都为文学的深入地表现客观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可能。中国现代文学再现因素的强化，文学面貌的改观，与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化直接联系。现代杂文、现代小说、话剧、报告文学、散文诗的引进和实践，如果没有思维方式的这种相应的变化是很难想象的。
现代文学家艺术思维方式的变化，使得中国文学的精神特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文学不再是追求宁静和谐淡泊的情趣，而追求宏大深刻、崇高、强烈等艺术风格和效果。
郭沫若自述他喜王维孟浩然的细腻、宁静、幽深的艺术风格，含蓄、自然、简洁的表现手法，尊崇冲淡、自然、清奇的艺术美感，但是这只是他的一种艺术欣赏态度，当他把文学与现实联系起来时，当他真正要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时，他却感到了惠特曼的雄浑、粗犷的艺术风格的“有用”和需要。在这里时代对于作家个人的影响，不仅在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方面，而且在艺术思维方面。传统文人侧重直观把握的艺术思维方式，非常适宜于表现那种静穆旷达、清幽闲逸、悠远深长的生活情趣和人生哲学，而难以满足现代的需要。所以也很难简单地直接继承这种艺术手法和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说，现代与传统文学在艺术方法和风格上的变化，某些方面的“断裂”实际有着艺术思维方式、审美心理机制等等方面的因素。因此，不应该简单笼统地要求继承“传统”，不能简单地把是否与传统有联系作为是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标准。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艺术思维特征的形成，是与文学的价值目标联系的，换句话说，对于文学价值意义的不同要求，决定着不同的艺术思维方式。现代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是对于文学认识价值和社会历史意义的追求，这种价值目标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即认为在现代中国，文学于人、特别是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不是通过文学的审美、陶冶性情而达到对人的精神的改良，而是通过艺术地认识现实、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等等，进而来达到对于社会历史的改造。这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目标，必然使文学创作中的分析、观察、客观描绘的方法和理性色彩大大增强，艺术思维上已不满足于直观的把握，也不崇尚含蓄、静态观照。以至于对于社会历史的整体把握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以抽象的理念或象征的方法得以艺术地表现；对于人生的感悟和体验，往往与对现实人生的理解相联系。从现代文学理论中对于“形象”这一概念的重视可以看出，“意象”“意境”等看重“意”、重想象、重悟性的思维方式不再成为主要的方面，而重“形”“象”、以求更加具体地认识理解现实的思维方式已为时代所接受。
现代文学不仅把以前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等推到文学的前合，而且把科学、哲理、认知、“真实”、“客观”、“再现”、“典型”等概念，把以前不受重视的一些心理因素也推到了意识的“前合”。强化可言传性，淡化意会性是一种潜在的观念。现代文学中再现和表现两种不同的艺术倾向，有着不同的审美心理结构，在现代文学的各类体裁中，抒情散文比较多地具有传统文学的色彩，其中重要原因是在散文中较多地保留了传统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长于表现内心感受和艺术个性的特点。可以说，现代文学的历史转换，不仅仅是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方面出现新的局面，还在于艺术思维方式的重新整合，这个过程甚至要比打破体裁样式更为艰难和重要，而现代文学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参与感以及由此所确立的价值取向，在客观上推动了这种转变的进程和向度。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现代文学家的艺术思维特点，有必要探讨一下文学家的审美心理结构。
认知倾向：中国现代文学家对事物的认知的意识大大加强，对社会性的问题极为敏感。重视分析现实的、时代的、政治方面的现象，对它们的理解也更加理性强调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感受、体验、认识、理解、科学分析和反映，并追求其深广与精确，化历史意蕴为艺术形象和心理体验。
记忆特点：记忆，成为现代作家创作的重要源泉，也是创作的内在驱动力。“打开记忆的闸门”，挖开记忆的坟墓，回顾往事，反思历史，成为现代文学家的重要的心理倾向。其中童年、少年的记忆成为特别重要的表现对象，但其目的多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是叫出对于一个垂死的制度的控诉，是批判、反省，而不是温馨的回忆。比如，鲁迅的记忆，转化为情绪记忆，他的创作是情绪记忆外化为物象，他追求的超越意识，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实事”上，而要求人们从中反省，这骨子里有中国的以意写实、化景物为情思的影响，但又更高了一步。巴金，在对他的作品的解释中反复讲这些都是“真有其事”，甚至对每一形象的原型都要进行解释，他的目是要使人相信现实中真有这样的事，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让读者了解自己，了解他的感情和情绪。茅盾的童年关于“春蚕”的记忆却成了他日后反映社会时代特点的素材。在现代文学中，几乎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可以找出“记忆”的重大作用。当然，表现记忆和体验是一切文学创作中的普遍的规律，尽管如此！现代中国作家中的记忆！仍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种心理现象。
意志力：文学创作中的意志主要在于强化文学的目的性在创作中！对所喜爱的对象！会趋而近之，对厌恶的对象避而远之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意志”的基本点是从不同侧面将文学与人生相联系。文学创作的动机、目的和艺术目标，由于对文学与人的关系的重新认识和调整而具时代特征具体来说，第一，强化文学对人的理想、情感的表达，创作的意志力不是集中在“语不惊人死不休”上，而是要“叫出我的控诉”，为时代立言。第二，强化文学“预测”、指人以正路的作用。第三，强化文学的参与意识。就主要方面来说，创造的冲动来自于社会的刺激，客观的需要，文学被作为人生的一种方式或手段。第四，个人意志服从于群体的意志。有些作家，为了使得这两者的统一，将社会历史的巨大矛盾转化为内心的冲突。而意志在某些方面的片面强化影响对认知的准确把握，如概念化、公式化倾向。
兴趣和注意：兴趣是自愿的，不是强迫的，是可以培养的。现代文学家的兴趣不是一下可以概括的，但就大体而言，现代文学的历史潮流培养了几代作家的兴趣。他们的兴趣相对来说侧重于文学的思想内容方面。由传统文学家对艺术“形式”的刻意讲究，转向对“内容”的重视和追求。不同于古代文学史上不同派别之间围绕形式的斗争，不再是具体艺术技巧上“技术性”问题的争鸣，现代文学史上注意的重心转向了对于内容、方向和处理过程中的思想道德意识的关注。这种现象表明了现代文学家在化历史内容为心理形态时，更注重“化什么”，重视对象包含的意义和所能创造出的价值。“化什么”和“化成什么”远远胜过了对于“怎样化”的重视。兴趣和注意的改变还表现为：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兴趣减弱，景与情不再构成主要对象，而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关系成为中心；对突发事件，即偶然不再感兴趣，而更多的对历史规律、社会道路的追寻，甚至对于近代那种对“怪现状”的目睹不再有兴趣，兴趣在于历史的变动及其必然性的把握；对奇人怪事、传奇性等不再有兴趣，而转向了对于凡人小事的关注；个人感情、身边琐事受到排斥。不再是“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酒杯，浇自①李贽：焚书.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和反映。
作家个人的兴趣和艺术追求，还与文学体裁的选择和偏爱有一定关系如鲁迅的爱杂文，与他对社会精神方面的批判相关；冰心的爱小诗散文，与她表达“爱的哲学”的兴趣有关；新感觉派、京派小说家各自的文体的特点和爱好，与他们所关注的特点和艺术兴趣也有关，
想象，想象受情感、意志、理智的支配。中国现代文学中，就其主体方面来说，想象多是在较为明晰的理念的制约之下进行的，在五四时期，想象是为直接表现情感和意志，以使内心感受外化为具体的意象；而在后来，所谓想象实际在推理、“推测”的统辖之下，受非常明确的理性的支配)或者说，把想象纳入到认知之中。如《子夜》的想象就有社会科学命题的支配）这从它的详细的写作提纲中可以看出）从一个个具体的作品来说，它们都有想象，否则就不成其为艺术作品，但就其整体而言，想象在这个时代没有得到充分的鼓励和发展；或者说，想象过于顾及“情理”的逻辑而抑制了想象的充分的创造性）情感，现代文学家的情感是饱满的，这是一个容易激动的时代）现代文学家的情感特点，一是情感的社会化、时代性，即情感不仅仅是个人的，而努力向社会性普遍性倾斜，不着意追求个体的奇特微妙的感受，强调共同性以及与时代精神的合拍。二是感情由内向外的投射，情感在创作中仍然起着重要的驱动的作用。但是创作的中心目的却主要不再是表现个人情感，而是认识社会，了解客观世界，并鼓动读者的情感。三是传统的情理和谐在现代作家中有了新的理解和调整。传统的“借景抒情”“以虚写实”等方法不再成为主要的手法，作家的情绪的抒发不再是文学创作的主要的目的，而成为一种“手法”和过程，目的是要通过“情”更强烈地认识“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体现文学与人生的密切关系。现代文学中，即使是抒情性的作品，也是直抒胸臆者多，借景抒情者少。现代文学作家普遍有一种对于民族、祖国的神圣的责任感，形成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情结，总想借文学对于时代做出特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