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5日，是我离家去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报到的日子。
袅袅的炊烟一大早就在我家那幢破旧的农房上空升腾。
跛脚的母亲正在为我擀面，这面粉是母亲用5个鸡蛋从邻居家换来的，她的脚是前天为了给我多筹点学费，推着一大板车蔬菜在前往镇里的路上扭伤的。
端着碗，我哭了。
我撂下筷子跪在地上，久久抚摩着母亲肿得比馒头还高的脚，眼泪一滴滴滚落在地上……
我的家在天津武清县大友岱村，我的母亲是天下最好的母亲，她叫李艳霞。
我家太穷了。
我出生的时候，奶奶便病倒在炕头上，4岁那年，爷爷又患了支气管哮喘和半身不遂，家里欠的债一年比一年多。
7岁那年，我上学了。
学费是妈妈向人借的。
我总是把同学扔掉的铅笔头捡回来，然后用线绑在一根小棍上接着用，或用橡皮把写过字的练习本擦干净，再接着用，妈妈看着很心疼，但又没办法，毕竟家里有时穷得连买铅笔和本子的几分钱也要去向人借。
不过，妈妈也有高兴的时候，不论大考小考，我总能考第一，数学总是满分。
在妈妈的鼓励下，我越学越快乐。
我真的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比读书更快乐的事。
我没上小学就学完了四则运算和分数小数，上小学靠自学弄懂了初中的数理化，上初中时自学完了高中的理科课程：1994年5月，天津市举办初中物理竞赛，我是市郊5县学生中唯一考进前三名的农村小孩。
那年6月，我被著名的天津一中破格录取，欣喜若狂地跑回家。
没想到，把喜讯告诉家人时，他们的脸上竟堆满愁云：奶奶去世不到半年，爷爷也生命垂危，家里现在已欠了一万多元的债。
我默默回到房中，流了一整天的泪。
晚上，听到屋外有争吵声，原来是妈妈想把家里的那头毛驴卖掉，好让我上学，爸爸坚决不同意。
他们的话让病重的爷爷听见了，爷爷一急竟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安葬完爷爷，家里又多了几千元的债。
我再不提念书的事了，把《录取通知书》叠好塞进枕套，每天陪妈妈下地干活。
过了两天，我和父亲同时发现：小毛驴不见了。
爸爸铁青着脸责问妈妈：“你把小毛驴卖了？你疯了，以后收庄稼、卖粮食你去用手推、用肩扛啊？你卖毛驴的那几百块钱能供金鹏念一学期还是两学期……”
那天，妈妈哭了，她用很凶很凶的声音吼爸爸：“娃儿要念书有什么错？金鹏考上市一中在咱武清县是独一个呀，咱不能让穷字把娃儿的前程给耽误了。我就是用手推、用肩扛也要供他念下去……”
捧着妈妈卖毛驴得来的600元钱，我真想给妈妈下跪、磕头。
我太爱念书，然而这一念下去，妈妈又要为我受多少难，吃多少苦？
那年秋天我回家拿冬衣，发现爸爸脸色蜡黄，瘦得皮包骨似的躺在炕上。
妈妈若无其事地告诉我：“没事，重感冒，快好了。”
谁知，第二天我拿起药瓶看上面的说明，竟发现这些药是抑制癌细胞的。
我把妈妈拉到屋外，哭着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妈妈说自从我上一中后，爸便开始便血，一天比一天严重。
妈妈借了6000元去市里、北京一遍遍地查，最后确诊为肠息肉，医师要爸爸尽快动手术。妈妈准备再去借钱，可爸爸死活不答应。他说亲戚朋友都已经借遍，只借不还谁还愿意再借给咱呀。
那天，邻居还告诉我：母亲是用一种原始而悲壮的方式收完麦子。她没有足够的力气把麦子挑到场院去脱粒，也无钱雇人帮忙，她是熟一块割一块，然后再用平板车拉回家，晚上在院里铺一块塑料布，用双手抓一大把麦穗在大石头上摔打……三亩地的麦子，全凭她一个人收割完，她累得站不住了就跪着割，膝盖磨出了血，走路都一颤一颤的……不等邻居说完，我便飞跑回家，大哭道：“妈妈，妈妈，我再不能读下去了呀……”
妈妈最终还是把我赶回了学校。我的生活费是每个月60到80元，比起别的同学的200至240，实在少得可怜。可只有我知道，妈妈为这一点点钱，从月初就得一分一分地省，一元一元地卖鸡蛋、蔬菜，实在凑不出时还得去借个二三十。而她和爸爸、弟弟几乎从不吃菜，就是有点菜也不用油拌，只舀点腌咸菜的汤搅和着吃。
她为了不让我饿肚子，每个月都要步行十多里路去给我买批发的方便面渣。每个月月底，妈妈总是扛着一个鼓鼓的大袋子，千辛万苦地来市里看我。袋里除了方便面渣，还有她从6里外一家印刷厂要来的废纸（那是给我做计算纸用的）和一大瓶黄豆瓣酱、咸芥菜丝，以及一把理发的推子（天津理发最便宜也要5元，妈妈要我省下来多买几个馒头吃）。
我是天津一中唯一在食堂连青菜也吃不起的学生，每餐只能买两个馒头，回宿舍泡点方便面渣就着辣椒和咸菜吃；我也是唯一用不起稿纸的学生，只能用一面印字的废纸打草稿；我还是唯一没用过肥皂的学生，洗衣服总是到食堂要点碱面将就。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觉得妈妈是一个向苦难、向厄运抗争的英雄，做她的儿子我无上光荣。
刚进天津一中的时候，首堂英语课就把我听懵了。母亲来的时候，我给她说了怕英语跟不上的忧虑，谁知她竟一脸笑容地答道：“妈只知道你是最能吃苦的孩子，妈不爱听你说难，因为一吃苦便不难了。”
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我有点口吃，有人告诉我，学好英语，首先要让舌头听自己的话，于是我常捡一石子含在嘴里，然后拼命背英文。舌头跟石子磨呀磨，有时血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但我始终咬牙坚持着。
半年过去了，小石子磨圆了，我的舌头也磨平了，英语成绩进入全班前三名。我真的要感谢母亲，她的话激励我神奇地跨越了这么大的学习障碍。
1996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天津赛区的比赛，获得了物理一等奖和数学二等奖，将代表天津去杭州参加全国物理奥赛。
“拿一个全国一等奖送给妈妈，然后参加世界物理奥赛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喜讯和愿望写信告诉了母亲。结果我仅得了二等奖，我一头倒在床上，不吃不喝，尽管这已是天津市参赛者中的最好成绩，可要报答含辛茹苦的母亲，实在不够啊。回到学校，老师们帮我分析失败的原因——我总想数理化全面发展，主攻项目太多而分散了精力。如果我现在专攻数学，一定能上。
1997年1月，我终于在全国数学奥赛中以满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顺利进入国家集训队，并在10次测验中夺魁。按规定，我赴阿根廷参加比赛的费用须自理。交完报名费，我把必备的书籍和母亲做的黄豆辣酱包好，准备工作就结束了。班主任和数学老师看我依然穿着别人接济的颜色、大小不协调的衣服，便打开我的藏衣柜，指着袖子接了两次、下摆接了3寸长的棉衣和那些补丁摞补丁的汗衫、背心说：“金鹏，这就是你全部的衣服啊？”我不知所措，忙说：“老师，我不怕丢人。母亲总告诉我‘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穿着它们就是去美国见克林顿也不怕。”
7月27日，奥赛正式开始。我们从早上8点30分到下午2点，整整答了5个半小时的题。第二天公布成绩，首先公布的是铜牌，我不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接着公布银牌，最后，公布金牌，一个、两个，第三个是我。我喜极而泣，心中默默喊道：
“妈妈，您的儿子成功了！”
我和另一位同学在第38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分获金银牌的消息，当晚便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了。8月1日，当我们载誉归来时，中国科协数学分会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此时，我想回家，我想尽早见到妈妈，我要亲手把光灿灿的金牌挂在她的脖子上……
那天晚上10点多，我终于摸黑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开门的是父亲，可一把将我紧紧搂进怀里的依然是我慈祥的母亲。朗朗的星空下，母亲把我搂得那样紧……我把金牌掏出来挂在她脖子上，畅快地哭了。
8月12日，天津一中大礼堂里座无虚席，母亲和市教育局的领导及著名的数学教授们一起坐上了主席台。那天，我说了这样一席话——
我要用整个生命感激一个人，那就是哺育我成人的母亲。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可她教给我的做人的道理却可以激励我一生。
高一那年，我想买一本《汉英大词典》学英语。
妈妈兜里没钱，却仍然答应想办法。早饭后，妈妈借来一辆架子车，装了一车白菜和我一起拉到40里外的县城去卖。
到县城时已快晌午了，我早上和妈妈只吃了两碗红薯玉米稀饭，此时肚子饿得直叫，真恨不得立刻有买主把菜拉走，可妈妈还是耐心地讨价还价，最后终于以一角钱一斤成交。
210斤白菜应换来21元钱，可买主只给了20元钱。有了钱我想先吃饭，可妈妈说还是先买书吧，这是今天的正事。
我们到书店一问书价，要18元2角5分，买完书只剩下1元7角5分。
可妈妈只给了我7角5分零钱去买了两个烧饼，说剩余的1元钱要攒着给我上学花。
虽然吃了两个烧饼，可等我们娘俩快走完40多里的回家路时，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这时才想起，我居然忘了分一个烧饼给母亲，她饿了一天，为我拉了80里路的车。我后悔得真想打自己耳光，可母亲却说：“妈没多少文化，可妈记得小时候老师念过高尔基的一句话——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你要是能在这个学堂里过了关，那咱天津、北京的大学就由您考哩。”妈妈说这话的时候不看我，而看着那条土路的远处，好像它真的可以通向天津，通向北京一样。我听着听着就觉得肚子不饿了，腿也不酸了……
如果说，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那我就要说，我的妈妈，她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导师！
台下，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湿润了，我转过身，朝我双鬓已花白的母亲深深地鞠了一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