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学人请益“亡僧迁化向什么处去”，通豫先从正面回答“炎炎三尺火”；而当学人提出“不会”时，通豫再从反面将火化之后的“冷冷一堆灰”道出。如此正反纵夺，自然会使学人从中领悟“平常是道”的禅门至理来。
然而，通豫在采用比较平和的方式接机的同时，有时也会施行一些凌厉剀切的作略，以顿时斩断学人的情缰意锁。例如：
上堂：“第一句道得，合酱添油；第二句道得，和盐卖醋；第三句道得，蒿汤代茶。”蓦竖拂子曰：“临济大师来也！”遂震声一喝。僧出，师便打；僧喝，师又打；僧又喝，师连打趁。乃呈拄杖曰：“今曰尧峰性命，在诸人手里；诸人性命，在尧峰手里。”连卓拄杖，下座。
问：“如何是秘魔叉？”师举数珠曰：“这是番菩提。”曰：“未问以前请师答。”师和声便打。
在第一例中，通豫首先是一段开堂说法，所说的内容是关于临济的当下荐得的宗旨。这一宗旨在临济那里是这样提出的：“若第一句中得，与祖佛为师；若第二句中得，与人天为师；若第三句中得自救不了。在通豫这里虽然改动了临济的原句，但内容大体相当。在他提出了临济的这一宗旨之后，突然竖拂道出“临济大师来也”，并振声一喝，这自然可以促使学人切实地去体验临济的这一宗旨。诚然，临济的这一宗旨也是非言语可以表述的，因而此刻的伶例学人才一露面，通豫便打，那学人乃喝，通豫又打，就这样将之连连打趁，直至他的语言思虑路断绝为止。在第二例中，学人开口就问“如何是秘魔叉”，对于“秘魔叉”这一无法言说的话头，通豫慢条斯理提数着念珠说我这是西域来的菩提子。”面对这一撇开问话酬对的机锋，学人并未言下知归，他还在继续要求通豫在未问以前回答，通豫便立即和声打去，将他执着的拟心彻底打掉。
要而言之，通豫在禅法的参究上主张曲尽临济宗旨，并在领悟透了临济宗旨的前提下向其他宗门贯通，从而在整体上将禅法把握。而在具体的禅教实践中，他一般会采用平和的方式施教，但在必要时也可能采用凌厉的喝、打作略，以斩断学人的拟思。至于在具体的禅教中，观机施教、随机发动，乃是通豫度人的能事，在此便不一一具说。
(二）玉林通琦
在圆修门下，玉林通诱代表了亲近君王的一派，他在当时的势力很大，给禅林所造成的影响也大。惟其得势，因而通诱在居多场合亦跋扈，诸如侵占庙产、霸占人家祠堂，舞文弄墨、诋毁诸方等，皆是通诱之劣行。因而，尽管通诱倚仗清廷的威势横行天下，占尽一切有利的弘法条件，但其法嗣之延续，却远不及默默修行的箬庵通问一支久长。
1.玉林通诱的生平。通诱毕竟是清初的名禅师，因而在他圆寂之后，不但其法孙超琦等为他辑录了《年谱》，而且还有达官王熙巾给他撰写《塔铭》，使他享受了莫大的哀荣。
玉林通诱（公元1614年一公元1675年）俗姓杨，字玉林、玉琳，江苏江阴人，世称玉琳国师。据《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以后简称《年谱》)所载，通诱的家族在常州府江阴县是大族，代有显人出世，而通诱家也世代业儒。通诱七岁入乡校就读，“岐嶷颖异，语不妄发，见称于童子师”。十岁时，“一长者令诸晚学各闭目一回，反观念起。众人各言起何念，师良久，云：‘某甲反观，无念可得。’”至十五岁，通诱读《天琦禅师语录》（即《天奇本瑞禅师语录》乃知有参究“谁”字法门，然以信仰净土法门很久，因而参究中不能激起大疑情，参究也不甚得力。至十八岁，家里给通诱娶妻，“自此打失从前静境”，“因参起念的是谁，凡一参究，念即冰释”。此后，通诱出离的思想日益严重，遂于十九岁时辞亲至磬山，蒙圆修披剃，从此踏上了他参禅修行的人生道路。
关于通诱在圆修门下的参学，《续指月录》的记载比较简约得体，其内容大致如下。
(通琦）参天隐修和尚于磬山，命充侍司，随堂坐香。一夕，未开静，即进方丈。修见云：“今日香完何早？”师云：“自是我不去坐也。”修云：“见甚道理不去坐？”师云：“即今亦无不坐。”修蓦拈案上《石屋录》问云这个是什么？”师云：“却请和尚道。”修云：“你不道，教老僧道。”师云：“情知和尚不敢道。”修云：“《石屋录》，我为甚不敢道？”师云：“随他去也。”修云：“赃诬老僧。”师这里透不过，直得大泪如雨，一晚目不交睫，立修单侧，意忘入寮。至五鼓，修呼云：“不用急，我为你举则古话。当初有个庞居士，初见人时，也似你一般，孤孤迥迥，开口便问人：‘不与万法为侣者是谁？’马祖当时为甚踏向前一步，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与汝道。’”师云：“某有一颂。”修云：“汝颂云何？”师呈颂云：“不侣万法的为谁？谁亦不立始亲渠；有意驰求转睽隔，无心识得不相违。”修云：“不问你不侣万法，要你会一口吸尽西江水。”师于言下大悟，乃拂袖而出。自后凡有征诘，皆当机不让，修深肯之。
通诱在圆修门下得道之后，曾在蓉城江畔掩关修学过一段，而圆修也离开磬山，前往武康报恩寺住持。圆修曾连连致函给通诱，要他前来接受“最要语吩咐”，由是师徒间再度展开了机辩，通诱的机锋也是“不让于师”了，他甚至“掀倒香案而出”。是后，通诱便离开圆修，走上了独自住持度人的道路。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通诱继住湖州报恩禅院（浙江省吴兴县内广《年谱》谓他“自是以法门为己任，全机大用，拣异辨魔，提掇纲宗，一扫穿凿颟顸之弊，荒残破院，百废俱举，由此报恩法道风行海内矣。在通诱继住报恩寺之后的第八年，他确实对这座残破的古刹进行了修缮，至顺治元年(公元1640年〕，遂使“殿堂寮舍，僧园物务，以悉周备”。通诱修缮寺院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化缘，通过游化官僚富豪，使他们布施以扩建寺院、购置田产。而通诱自己也效法“古人俭朴，不事髙广华靡，畚土运木之劳，日惟先人而往”。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通诱年龄刚好三十一岁，而当时便有“数千指日环拥参请”，这不能不说他具有极强的办道能力。
通诱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安葬好了圆修，在完成守塔四十九日之后，他让弟子管理报恩寺，自己到江南各地去游历。据《年谱》所载，通诱先后去过浙江的大雄山、江苏常熟的虞山与宜兴的龙池山和盘山等地，对于壮大他自己的势力很有作用。据《塔铭》所载，通诱在大雄山时，曾“乐其山川幽寂，就荒烟蔓草葺茅为屋，有终焉之志”，“然声光外流，逐膻者益众，期年复成薬席”。由于通诱富有辩才，加上他把触角伸向了江、浙各地，因而也敢与具有丛林重望的圆悟分庭抗礼了。对此，《塔铭》是这样记载的：
是时，天童方唱道东南，其机锋迅利，诸方无能抗者，惟师以法门犹子后先角立。应机接物，如疾雷破山、龙泉出匣，非真实证悟者，不能窥其纵夺之妙。以故年甚少，出世最早，而握机行令，卷舒自由，闻者莫不钦服焉。
可见，通诱在将报恩寺交徒弟管理之后，自己游历江南诸方的同时，正好是扩展自家势力的时候，他也因此而名声大噪。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通诱四十六岁，是年他奉旨进京，住万善殿，前后奉旨“请上堂者四”，且“凡上堂，御驾必躬行礼请，亲临听法；下座后，御驾必后临西苑谢法他从此步入了代表统治者意志的官禅之中。通诱与顺治交谈十分谨慎而又善巧，他所讨论禅法总是限定在皇帝的问话范围之内，从不对政治发表任何意见。《年谱》载他“上如不问，则不敢强对，语不及古今政治得失、人物臧否，惟以第一义谛启沃圣心。”正因为他具有圆滑的应对本领，因而很受顺治帝的欢迎。据《玉音五道》所载，顺治谓“朕于听览之余，亲询释梵之奥，见其机锋峻利，论义圆通，直指向上之关，信称谛当；证彻无生之旨，不落言诠，实获我心，深弈予志……于是，清世祖特赐通诱“大觉禅师”封号，至于“名香法衣之锡，殆无虚日”。当年四月，通诱载誉南归，但在翌年(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通诱又再度蒙诏进京，“礼运尤渥”，受赐“大觉普济能仁国师”的封号。当年佛成道日，顺治帝命通锈“于京师阜成门外慈寿寺为千五百僧说菩萨大戒，又命作《工夫说》刊行之”，一时乃名噪京师。次年，顺治帝去世，通诱“领大弟子作佛事七昼夜毕”，然后才南归。
通诱曾两度进京，受到皇家的褒奖与诰封，南归之后自然名重丛林。通诱回到江南之后，一直在江苏、浙江一带活动，晚年曾住持过浙江杭州的天目山与江苏宜兴的国山。然而，随着通诱名望的提高，他的跋扈气焰也在逐步增长，对于宜兴国山善权寺庙产的争夺，便是其例。在善权寺内，确实建有幻有正传禅师的剃度师乐庵的灵塔，但寺院已经破旧不堪了。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曹洞宗师百愚净斯（曹洞宗湛然圆澄门下瑞白明雪的弟子）应请来此重修寺院，《通诱年谱康熙元年》对此是这样记载的：“善权寺顺治年间乃屯村浮石禅师住持，后亲至报恩请师继住，师辞之。至康熙元年，僧明如见龙池下未有继住者，妄自做主，请洞下百愚斯住。本来，作为禅宗祖庭，因后世宗门变迁而改住其他宗派僧人的事情在丛林中已经常有了，尤其是伪仰一宗早亡，其寺院更是被其他宗派的僧人所住，至于江西境内的曹洞祖庭被临济宗僧人住持者则更多。在这里，曹洞宗师百愚净斯的出住善权寺是受临济宗僧人明如的邀请，并无任何不可。况此前屯村浮石禅师曾请通诱去住持，而遭通诱的拒绝，其原因也许与该寺的破败不堪相关。在百愚净斯人住善权寺之后，对该寺进行了修建，并将本宗的亡僧灵骨葬人了乐庵塔内，遂引发了临济宗僧人的不满。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通诱在宜兴地方官吏与乡绅的支持下，住进了善权寺，赶走了曹洞宗僧人，然后将寺院交其弟子白松行丰住持，自己回浙江去了。像通诱这样坐享筹成的霸道行为，自然会引发丛林的不和，也会因此触发临济与曹洞两家的争斗。
行丰在住持善权寺之后，乃倚仗通诱的势力，一味地跋扈，居然觊觎着坐落在寺院旁边的陈家祠堂，于是引发了佛门与世间社会之争。据《年谱》所载：“邑有陈、邵二姓，恃族众向称豪横，据无尘殿之后轩为祠宇，岁烹割以祭，时丰公与执事者不许以血食污殿。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是年三藩叛乱叭乘机盗刦者充斥”，陈氏家族便聚众“纵火毁寺，杀僧众几十余人”，通诱的弟子行丰自然也葬身于烈火之中了。直至后来“王师至已”，平复诸处叛乱，这里的陈氏族党自然“皆鼠窜”了当事台宪选捕陈氏，唯为首一二正典，余党罔究”。若究其实，此事的起因毕竟是由行丰所引起，从表面上看行丰是打着“不许以血食污殿”的幌子来阻止陈家祭祀，其实质乃是行丰企图将陈家祠堂并人善权寺中。然在由通诱法孙超琦所作《年谱》中，居然归咎于百愚净斯门下寒松智操禅师，说是由他唆使陈氏宗族所为，那么智操一系在平叛之后的结果也便可想而知了。由是，通诱一系在丛林中重新得势，但通诱却在平叛的翌年便也一命呜呼了。
据《塔铭》所载，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八月十日，通诱在淮安清江浦之慈云庵去世，“寿六十有二，腊四十三”。其弟子把他的尸体运往浙江天目山，将他的全躯尸体安葬在东坞庵之后陇。通诱的门人很多，在《五灯全书》中收有机缘语录者就有二十二人之多，以栖云行岳与美发行淳两支法脉最旺。其中栖云行岳一支传南谷颖，再传灵鹫诚、天慧实彻、了凡际圣、昭月了贞，至宝林达珍时，使扬州高旻寺成为重要的禅宗寺院〔详见书末附录二：正传下圆修禅系法脉表。
玉林通诱的禅法。通诱在禅法弘传方面，并无多大特色，然能顺应世法，因而他无论进入皇宫，抑或是出入丛林，均能获得成功。通诱在对待满清统治者持谨慎恭谦的同时，对于丛林的不同宗派、尤其是对于曹洞宗百愚净斯一系的攻讦，则简直是有些不择手段了。因而，他在得知弟子行丰被火烧死的消息之后，“尽屏参侍，不食粒米，自荷衣单出游”，不久便归西了。
接机圆融，顺应世法。通诱的接机作略很圆融，他一方面吸收了自正传以来所倡导的凌厉禅教作风，另一方面，他又能观机施教，使前来参学者能有一个人处。在通诱的《语录》中，多次载有他采用打的方式接机的例子。例如，有次大众提出来要坐禅七，通诱却不同意，要求推迟两天再说。两天之后，通诱进人禅堂中，说：“前日你们说要打七，累我疑了两日。今请大众自说看，有甚事要打七？”当时有一个僧人出来作礼，通诱便猛然给他一踏，然后回到方丈室，并把门给闩上了。在这里，通诱首先是不同意学人坐禅七，接着又提出推迟，然后再到禅堂以一踏接机，便回方丈了事。假如学人能透过他的这种接机作略进而去反思，自然不难领悟到：外在的禅七形式并不是禅悟的唯一途径，而踏实的自省自悟，乃是禅修的着实用功之处。像他这样接机例子还有一些，例如：
师一夕至东堂，顾视左右，振威一喝而出，复至大堂，蓦打一僧。僧喝，师云：“再喝喝看！”僧拟议，师又打。
数僧参，一僧问：“久向报恩，如何接引？”师便打。僧喝，师云：“再喝看！”僧又喝，师连棒打出。植杖，顾众僧云：“有人代得一转语么？”众无语。师掷杖云：“报恩今日失利。”
僧问：“久向大雄，及我到来，不识……”声未绝，师便打。僧喝，师又打；僧又喝，师直打出方丈。僧连喝不已，师云：“乱统汉！”
在第一例中，通诱无端跑到东堂去振威一喝，接着“蓦打一僧”，这种接机作略在汾阳看来无非是“好肉剜疮”了。而他的这一举措也激发起了被打僧人的临济禅机，致使他当即便喝；通诱则乘机要那僧人再喝看看，使之进人了拟思之中。此时，通诱最后的打，自然对于打破学人的拟思十分有益。第二例中的僧人刚一提问“如何接引”，便遭通诱之打，因而以“喝”来对机。当通诱激发他再喝时，学僧便又喝，通诱乃“连棒打出”。诚然，通诱这里将学僧连棒打出，自然也暗含了他的首肯，而在场的其他学人面对通诱要求下一转语却无言了，因而他只得称“失利”而收场。第三例中的学人问话声还没落下，通诱便打去了，致使学僧采用喝来应机。就这样，师徒喝打交驰，个中滋味，他们师徒体会得最亲切。
但在居多场合，通诱的接机还是比较平和理性的。例如有位俗士跪着请求通诱给他开示，通诱看着他那急切诚恳的样子，便说：“起来了与你道。”可是，当这位俗士起身之后，通诱便离去了，让他在这落空的境地中去领悟禅法的所在。31又如，有一僧人跪着求通诱慈悲开示，但通诱却说：“我无慈悲。”学僧由是激起疑情，他问通诱：“和尚不慈悲，教某甲如何？”通诱这才告诉他：“教你横又横不得，竖又竖不得。”平心而论，参禅的得道，学人必须经过一番痛苦的磨砺，乃至须进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中，才有可能使茅塞“因”地顿开。再看以下这些例子，则更易于见出通诱禅教的圆融的特性。
僧问：“无梦无想、无见无闻，主人公在什么处安身立命？”师云：“枕子扑落地，打碎常住砖。”
僧问：“孤峰绝顶，如何更进一步？”师云：“退后。”进云：“这么则求和尚还草鞋钱。”师云：“未有吃棒分在。”
僧问：“念佛的是谁？”师云：“狗子。”进云：“毕竟是谁？”师云：“是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