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凌给我们的那些粮食虽然不多，但解了燃眉之急，不久那块荒地里中的胡萝卜也可以吃了，我在学校把午饭的饭票换成粮票，有时爸爸也能从黄羊镇捎来几斤粮票，托城里的亲戚在粮店买上面粉，在胡萝卜汤里撒些面粉维持着生存，胡萝卜叶子也吃地干干净净。
那年冬天，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农村通过查账算账。用事实驳斥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滥言。放寒假的第二天，大队的文书兼会计找我，要我帮他去查账算账，还说每天给半斤粮食，为那半斤粮食，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白天黑夜地坐在他的旁边翻账本，打算盘。有时“枣园子”也来过问，当听到有些生产队的亩产没有达标时，“枣园子”说：“把他们叫来重算，难道那些麻雀吃了的，老鼠拉到洞里的，还有撒落在地里的都不是粮食吗？这些生产队长怕被拔了白旗，昧着良心虚报，麻雀吃了多少，老鼠偷了多少，撒落在地里多少，七拼八凑亩产超过了指标。其实这年干旱，除了少数能浇上井水的庄稼有些收成，多数浇山水的庄稼都严重歉收，有的甚至颗粒无收。
在《三国演义》里有挖鼠仓的故事，这一次我领教了曹操和“枣园子”的聪明，曹操的聪明，是用在领兵打战上，而“枣园子”的聪明是用在欺骗上级、坑害百姓上。之于《诗经》说的硕鼠偷粮和“官仓老鼠大如斗”的故事，只听过没有见过，在查账算账中我确亲眼见到了“小老鼠偷油”。
食堂化时，在大队部所在的那个场院里办了一个幼儿园，幼儿园里设有食堂，没有多长时间幼儿园就散伙了，但食堂和食堂的灶具还在，有时大队的干部借口开会忙，都不去所在生产队的食堂吃饭，把附近做饭好的年轻妇女叫来另起炉灶。后来有桃色传闻，那几个妇女也不敢去大队部做饭了，有好长一段时间那个食堂没有冒烟。平时到吃饭的时间我就回家了，吃过晚饭后再来干活。一天大队文书说，今晚你就不要回家吃了，书记说了，也叫你在这里改善改善。我们点上煤油灯继续工作，快到十二点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羊肉香味，顿时又饿又馋，肚子叽里咕噜地响，到了后半夜，大队文书把我领到了食堂，“枣园子”和几个大队干部都在，还有那个“姑父”，接着几个生产队长进来把背的粮食放下后，“枣园子”说“动手！”于是这些人七手八脚地撕羊肉，“枣园子”也给我撕了一块。羊肉吃得差不多了，大家又各自动手舀汤泡馍馍吃。不一会一只羊和一锅汤扫的一干二净。吃完了羊肉和羊肉汤泡馍，“枣园子”问我：“吃饱了没有？”这是我许多年来吃到的第一顿饱饭，我如实地告诉他说：“吃饱了。”‘枣园子”说：“吃饱了就好，今天的这顿饭你也吃了，吃饭的是什么人你也见了，还有你在大队看到的其他事情，不能向任何人说。我知道你们这些念书人爱打抱不平，今天把你叫来，就是给你提个醒。”接着对那几个生产队长说：“你们在队里要注意影响，听说有的队干部在牛院子里打平伙，有的队长还把饲料粮拿回家，是谁我就不再点名了，你们背来的粮食就放在大队吧！以后你们会明白用在什么地方。”
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我被“枣园子”一顿羊肉收买了，在查账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见到什么，他们怎么吃，怎样喝我都装作不知道。但使我心中不平的是社员们都在挨饿，可他们几乎每天晚上在大队吆五喝六，大吃大喝，更使人气愤的是“枣园子”对乡亲们的那种态度。一天大队隔壁的王老汉，全身浮肿，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来到大队部，一进门就跪在“枣园子”的面前，王老汉还没有开口，“枣园子”站起来说了句“起来！耍什么死狗”。转身就走了，第二天王老汉就死了。一九六三年我在庄浪县搞“四清”时发现，“小老鼠偷油吃”的现象普遍存在，政策把这种行为界定为“多吃多占”。
春节过后，家里又断粮了，我受到“枣园子”老鼠拉粮的启发。和婶婶到一块地里挖老鼠洞，挖了近两米深，不见有什么粮食，也不见老鼠出来，灰心丧气地要走时，突然从挖开的洞口跑出了几只老鼠，于是我们沿着那洞继续挖，果然看到已经发霉的粮食，顺着发霉粮食出处再挖时找到了鼠仓，里面有小麦、黄豆、大豆等粮食，不少颗粒还完好无损，那时也顾不上鼠仓里的粮食有毒无毒，如获至宝的拿回家吃了。
虽然每天都感到肚子饿，但我对学习还是抓住不放，新的一年进入了高二的第二学期，学校里勤工俭学的劳动还是不断，先是每周两半天安排我班到离我家很近的窑沟开荒。学校想着要尽快地解决食堂蔬菜短缺的问题。要求我们快些把那块荒地整平好。那是一个坟滩，我们把坟堆铲平，捡掉地里的石头，打好了田埂，指导劳动的老师缺乏应有的经验，急急忙忙撒播了种子，浇水后那些有过坟堆的地方都塌陷了下去，到处坑坑洼洼，不得不进行二次平整。那时学校已经在远离县城三十里外的清源办起了一个农场，在我班开这块荒地的同时。另有班在那里搞春播，我们把窑沟的那块地二次整平种上蔬菜后，又轮到了我们班到清源劳动，这时已经过了清明。
我们班到清源劳动，因班主任老师去兰州看他生病的弟弟，代队的是两个副课老师，一个老师是上海人，一个老师是本地人。那个上海老师是着名女作家的弟弟，原是上海一个造船厂的工程师，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武威。当时农场里只有小麦，在剩下的一块地里种什么的问题上两位老师发生了争执。上海老师说：“只有小麦那就种小麦吧！”本地老师一听这是外行话，轻蔑地说：“你种没有种过庄稼，啥也不懂瞎指挥。”上海老师好像受到了污辱，也不逊色地对本地老师说：“我是没有种过庄稼，但我会造船，你会造船么？”问得本地老师哑口无言。
过了清明节，小麦肯定种不成了，于是用小麦在附近的生产队换了蚕豆，全班同学被分成了三伙，一伙种蚕豆，一伙修水渠、一伙翻肥料，我被分在了种蚕豆的那一伙。蚕豆可以点种，也可以犁种，在点种还是犁种的问题上两位老师又发生了争执。本地老师说：“蚕豆点种好，株距均匀，成活率高，产量也高。”上海老师说：“我们连一把铲子都没有，怎么点种。”本地老师说：“没有铲子可以找农民去借么！”于是我们这一伙的同学到农民家里借铲子，这已到了除草的季节，没有一个农民肯把他们的铲子借给我们，最后还是上海老师的意见占了上风，决定犁种蚕豆。
在那人困马乏的年代，我们背着绳子拉犁铧种蚕豆。拉了不多会就拉不动了，大家坐在地头休息，不少同学说肚子饿，要是有些吃的就好了。我说：“吃的有没有人敢吃”一个同学问我：“吃的在那儿？”我指着蚕豆种子说：“那东西就可以吃。”一个同学欣然抓了几颗蚕豆吃了起来，大家看他吃地津津有味，你一把我一把地抓蚕豆吃。那个上海老师看见了说：“生吃蚕豆不卫生，吃了会拉肚子的。”同学们都当没听见，仍在继续吃。第二天谁也没拉肚子，又去种蚕豆，休息时大家又抓着吃蚕豆种子，本地老师过来看见了对上海老师说：“把种子都吃了，你怎么麻木不仁。”这次的训斥，上海老师敢怒不敢言。本地老师对同学们说：“粮食种子吃不得的，吃了种子绝了根，就等于人没有后代一样：现在吃一颗，秋后少收几十颗。”尽管他这么说，还是有人在撒种子时边撒边吃。后来其他两伙同学都知道了，也来吃蚕豆种子，这时老师知道问题严重了，就召集全班同学开会。本地老师讲，他能理解同学们饥饿难忍的心情，但偷吃种子是严重的道德问题，是困难面前经不起考验的表现，要向革命前辈们学习，保持高尚的革命情操。那个上海老师还讲了“嗟来之食”和朱自清绝食抗粮的故事。两位老师讲了这些，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至少是共青团员们不再偷吃蚕豆种子了，可是这时的蚕豆种子也所剩无几了。古训讲“衣食足，知良耻。”饥饿难免冲破人们的道德防线。那块地里的蚕豆出苗后稀稀拉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