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加大对中青年教职人员队伍管理的力度。对宗教教职人员的管理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管理的重要内容。由于教职人员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管理的难度更大。教职人员的活动一般有三个特点：一是在寺观教堂即行教区的群众中活动；二是在做了政治安排的组织如人大、政协和宗教团体中活动；三是一些教职人员无固定活动场所，四处流动，没有规律。这个特点决定了宗教教职人员队伍成为各方面都不好管、管不好的一支队伍。特别是管理者还没有适应教职人员队伍发生的变化，只注意老一辈，而对年轻教职人员的联系少、教育少、管理少。鉴于这种情况，应当建立和完善对教职人员的管理方式，实行属地管理、行教区管理和所在组织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即思想教育以所在组织为主，行教活动以行教地区和户籍所在地党政组织管理为主。对没有固定活动场所处于流动状态的教职人员，要加强户籍管理，原则上不允许跨省、地活动，确需外出行教或学经的，应办理相应的证明，按户籍管理的规定实施管理。
(六）年轻教职人员的政治安排要上新台阶。适应教职人员队伍结构的变化，要在重视培养一支基本的教职人员队伍的基础上，着力培养新一代代表性、旗帜性人物，并做好对他们的政治安排。这应当成为新形势下教职人员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任务。要注意发现新人，并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各级人大、政协、宗教团体、青联组织中安排一些年轻教职人员，逐步改变新老教职人员在政治安排中的比例失调问题。通过政治安排，使这些教职人员进一步得到锻炼，提高他们在社会上和信教群众中的威望，尽快健康地成长起来，逐步在政治上接老一辈的班。政治安排要在考虑本人宗教学识和其在群众中的威望的同时，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主要看政治立场是否坚定，是否爱国爱教，是否遵纪守法，不能为安排而安排，不顾条件降低标准。作为教职人员政治安排的主管部门，统战、宗教部门要与有代表性的年轻教职人员建立定期联系制度，广交、深交朋友。
在世纪之交，培养中青年教职人员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但最主要的是，按照上述思路，建立一套适应时代发展、符合宗教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培养、培训模式，实现培养、培训的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从而使一批又一批年轻教职人员健康成长起来，不仅在宗教上同时也在政治上接过老一辈的班，顺利实现新老交替，平稳过渡，保证我国宗教的领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的宗教界人士手中，保证我国宗教在21世纪得到健康发展。
说明：
本报告起草于1998年9月底。1998年，省委统战部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宗教教职人员相关数据的统计工作，未及综合分析，我就带这些数据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参加中央统战部举办的民族宗教处长培训班，利用学员去山西考察的间隙，请假在社院完成了本文。文稿完成后直接从中央统战部传真至甘肃省委统战部。但传真稿不清楚，部里无法审改，因评奖曰期临近，部里要求以“甘肃省委统战部课题组”名义参加全国统战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评选，故本报告直接从中央社院报送。
报告完成的第二年和2004年，我在此基础上分别两次撰写了《关于加强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的几点意见》的政策文件，分析了现状，指出了问题，并对进一步加强教职人员队伍建设提出了工作意见，但两次上报有关方面均无回音，成为一件憾事。
本报告获1998年度全国统战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论宗教改革——关于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考
江泽民同志指出：“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好，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也好，目的都是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科学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回答了中国宗教应当走什么道路这一重大而严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宗教工作和宗教界指明了方向。但是，我们在宗教工作的具体实践中，还没有完全解决宗教究竟怎样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这一实际问题。我们认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内容十分丰富，要做的工作很多，但宗教改革是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宗教能否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能否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常、健康发展，关系到宗教的前途和命运。因此，这个问题必须要面对，必须要突破。在本文中，我们试图通过对宗教改革这一问题的研究，探索中国宗教怎样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这一重大而严肃的命题。
宗教改革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一些人讳言宗教改革，慎言宗教改革，不敢谈宗教观念之变革。但是，无论这个话题如何敏感，都是一个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不能回避的现实政治何题，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理论问题。在当代中国，各种宗教要健康存在和发展，建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正常秩序，如果想绕开宗教改革这个问题转而寻求他途，起码是一种消极态度。因此，宗教改革这一命题，关键不在于谈不谈而在于如何谈。
在宗教史上，宗教改革曾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使用的具有特定含义的词汇。就基督教而言，它特指16世纪欧洲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在此之后基督教内部的一些变革、更新，都没有再称为宗教改革。就我国宗教而言，20世纪50年代，我们淸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的正确方针，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揭露和打击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使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摆脱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利用。这一“清除”和“废除”，一般被称做“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但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有着特定含义的宗教改革一词在其他宗教、其他时期就可以不谈了，难道宗喀巴对于藏传佛教的改造、中国佛教高僧大德对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推动就不能算是宗教改革吗？无视历史上各宗教的改革而慎言宗教改革是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当代世界各宗教中正在进行的形形色色的改革是现实的消极主义。我们认为，对于任何时期、任何宗教开展的任何形式的革新、变革和突破，那怕它是些微的、渐进的，都可以称做宗教改革。
在本文中，我们所要论述的宗教改革，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在宗教方面巳经、正在或将要进行的任何一种变革、革新、探索和突破。这种改革，既不是消灭旧宗教再建立一个新宗教，也不是对现有宗教存在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维护宗教信仰自由、遵守基本教义教理、不改变宗教质的规定的前提下，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教规教条、组织形式、活动内容等，从而调整宗教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关系，达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目的。试想，如果宗教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不再承认上帝的存在及其对世界的主宰，那么它还是宗教吗？因此，这种改革绝不是社会主义吃掉宗教，绝不是宗教吃掉社会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去适应宗教，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宗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样的改革，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合拍，适应时代和人民的要求，符合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宗教信仰者的渴求，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又何必“讳言”、“慎言”呢？
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曾经产生过无数大大小小的宗教。伴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和进步，有的宗教曾经存在一时但却被时代无情淘汰或者日渐式微，有的宗教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日益发展壮大，有的宗教甚至由地区宗教、民族宗教发展成世界宗教。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一些宗教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不断地改革创新，而另外一些宗教却死守教条，墨守成规，最终被时代潮流所湮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宗教改革是宗教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基督教是世界上分布最广、人数最多的第一大宗教。它从犹太教的一个小派别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不断适应时势，改革创新，才有了今日的地位。第一阶段，超越民族界限的奴隶制罗马帝国的建立，把地中海变成了内湖，把“统一世界”的观念带进人们内心。但同时，这个大一统帝国的种种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并没有解决，天下并不太平，各种起义此起彼伏，然而都归于失败。出路在哪里呢？“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就这样，基督教兴起了。它由犹太教内的小宗派发展成为打破民族藩篱的罗马帝国的世界性宗教，正是适应了人们普遍的宗教需要，适应了罗马帝国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在当时意味着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因而基督教成功了。第二阶段，完成了它从古代地中海沿岸的古代文明世界的宗教向欧洲地区所有后起民族共有宗教的转变。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和最终灭亡，在其废墟上建立了各种封建国家。基督教教会不失时机地采用了与封建等级制度相适应的教阶制度，并采用封建方式经营土地，成了封建制度的重要支柱，上层教士不但为封建秩序进行论证和辩护，而且本身就是封建主阶级，基督教由此演变成同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宗教，“所以蛮族人只要一接触正在崩溃的罗马世界帝国，一接触它刚刚采取的、适应于它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他们原有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就失掉了任何抵抗力。基督教的胜利是必然的。”第三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在全世界的扩张，基督教也成为遍布世界各大洲的第一大宗教。资本主义为了打破封建制的束缚，在诞生之初就把矛头对准了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神圣中心——罗马天主教会，发动了以宗教改革为形式的群众性社会政治革命，经过宗教改革，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已经十分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口味，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起了相当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当今世界，基督教已同资产阶级化敌为友，作为西方文明的总代表而走向世界并扎下根来。
再来看看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上，宗教的改革也是经常进行的。伊斯兰教从一个民族宗教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宗教，不适应不同文化、不同环境、不同社会制度而进行自我调整、自我革新是难以想象的。在实际生活中，伊斯兰教的自我发展和自我更新往往是在创新和变革的过程中完成的。伊斯兰教能有今天的面貌，是同他的内部坚持传统与主张创新，坚持仿效与主张变革的不断斗争，以及坚持传统、坚持仿效者逐渐接受变革、创新的主张是分不开的。一些伊斯兰教思想家认为，一种教义绝对离不开适应性原则，因为唯有那自身能适应之物，才能自我更新；一个能自我更新之物，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作出新的解释谓“一切动止，皆有经常达变之法也”。因此，伊斯兰教的有识之士把在遵守基本信仰前提下的革新视为正常的事情。特别在近代以来，伊斯兰教的改革连续不断，出现了以赛义德·阿赫默德罕、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伊克巴尔等人为代表的种种现代主义思潮，为伊斯兰教适应现代条件的改革做了不懈努力。哲马鲁丁认为“改革伊斯兰教”是克服东方穆斯林落后的唯一办法。阿布杜在一项决定中还阐明伊斯兰教不禁止银行业务，以证明《古兰经》禁止收利息与银行业务无关。他们号召以现代文明和与之有关的科学作为前进的目标。1924年凯末尔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实行了政教分离原卯，废除了哈里发制度，结束了多妻制，使土耳其走上了世俗化道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也经历过多次变革。如在宗教制度上，为了实现自办宗教的目的，回族等族在伊斯兰教中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掌教制和寺坊制在传教方式和培养教职人员方面，借鉴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的形式，创立了经堂教育制度；在宗教教义和神学思想体系上，一些伊斯兰教学者曾进行过“以儒诠经”的探索，试图用中国传统思想解释伊斯兰教，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教义学体系。所有这些变革，都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至于佛教，其传入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是一部极力使自己与中国传统宗教和强大的儒家文化相协调的历史，最终实现了“中国化”。特别是近代以来，以杨文会、太虚为代表的一些高僧和居士提出佛教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等主张，创立了以“人间佛教”为核心的宗教理论，使佛教重兴。在中国藏传佛教中，格鲁派（黄教）之所以取代其他教派而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也是因为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