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普遍认为典型的门宦制度是地主兼教主或教主兼地主的制度。门宦除了是一个宗教教派组织外，还是一个社会实体或社会组织，它由教主及其家族成员、热依斯、阿訇和信徒组成。在门宦中，教主是政治领袖和宗教导师，集本门宦的宗教和世俗大权于一身，其他成员在宗教上是其追随者，在世俗上为其服务，在组织上受其管辖，门宦信徒对教主和门宦形成了宗教依附、组织依靠、经济奉献等关系，从内部看，俨然一“政教合一”的独立王国。门宦内部形成了严格的制度和约定俗成的制度，比如宣称门宦老人家是教下与真主接近的中介，没有老人家的“口唤”，教下就进不了天堂，从而强化宗教依附关系；宣称为老人家服务就是为教门服务，对老人家服从、服务的程度如何决定着老人家对你的喜爱程度，喜爱的程度越高，进天堂的几率就越大；宣称对本门宦和老人家的奉献越多，就对教门的贡献越大，后世的回报就越好，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种具有封建性质的管理方式，教民都心甘情愿、无条件服从。这也是门宦有别于教派的一大特征。
进入新中国后，伴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根本变化，我国伊斯兰教的门宦和其他宗教、其他教派一样，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是，门宦和门宦制度中既有的矛盾和新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一问题进行新的思索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一、门宦在新中国的历史性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门宦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
(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门宦获得了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宗教问题上实行了信仰自由的政策，在伊斯兰教派问题上，按照“各信其教、各行其是、互相尊重”的原则，坚持了各教派一律平等，从法律、政策上依法保护门宦和门宦群众的合法利益，门宦摆脱了旧社会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地位，基本结束了大规模教争的历史，门宦负责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生的人民政权，积极参加了民主建政等一系列活动，门宦信徒当家作主，门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获得了新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平反了冤假错案，恢复开放了门宦的清真寺、拱北、道堂，安排了门宦的负责人，承认了门宦作为教派活动的合法地位，门宦的正常秩序正在建立，门宦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逐步得到健康发展。
(二）通过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门宦制度得到削弱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但在伊斯兰教中，宗教封建制度的束缚同各族穆斯林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宗教制度的形式保留下来的生产关系上的封建残余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明显突出，都成为民族发展的障碍，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势在必行。1958年5月27日至6月21日，经党中央批准，在青岛召开了“关于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正式提出进行伊斯兰教宗教制度的改革。通过这次改革，一是肃清了潜藏在宗教界的反革命分子和从内地逃匿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巩固了民族地区的人民民主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二是摧毁了宗教的封建经济基础。清真寺、道堂、拱北所拥有的土地、森林、大牲畜等生产资料，全归国家、集体或人民群众所有，结束了封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三是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1)废除了宗教中的一切封建特权，包括寺院设法庭、牢监和刑罚，干涉民事诉讼，擅自委派“伊玛目”、“热依斯”、阿訇和私藏武器，干涉婚姻自由，压迫、歧视妇女以及干涉文化教育事业等。（2)废除了清真寺、拱北和道堂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高利贷、无偿劳役等剥削制度，取缔了非法商业。（3)禁止敲诈勒索群众的财物，宗教不得破坏生产以及国家法令、政策。（4)寺院不得强迫群众封斋、入寺，不得强迫儿童学经文，当满拉。（5)废除寺院的等级制度、打罚制度和封建隶属关系等。（6)宗教人员有公民的权利，同时还必须履行公民的义务，凡能劳动的人，要参加必要的生产劳动，教主、阿訇的权力大大削弱了；此外，对妨碍社会秩序、工作秩序、限制群众文化娱乐活动、危害群众身心健康的陋习，进行了改革。这些宗教封建特权，有的是各教派共有的，有的是门宦独有的。通过这次改革，门宦制度得到大大削弱，门宦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在改革开放后，这些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不同程度地有所恢复。
(三）门宦制度逐步向单一教派过渡
门宦从产生到现在，基本上循着由门宦到门宦制度、再由门宦制度到门宦的道路发生演变。新中国成立前，门宦制度达到鼎盛，新中国成立迄今，门宦制度开始了向单纯门宦回归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充满曲折和反复。这种演变，一方面得益于社会的发展及党和政府的推动，另一方面，门宦上层为了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也在逐步探索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途径。目前的演变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一是教主的权力有所削弱，在门宦中的地位与过去相比有所下降，教下的绝对服从开始向有条件地服从转变，在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中由教主一人说了算的局面面临挑战。二是三级管理制和三级教阶制面临解体，很多门宦已没有热依斯一职，由热依斯管理一个行教区的制度基本不复存在，民主管理组织在清真寺、拱北、道堂的管理中发挥着一定作用，民主办教、依法行教趋于流行，阿訇的委派制逐步向协商制过渡。三是由于慑于政府威力、出于门宦自身利益考虑等多种原因，门宦上层乱出“呼空”、乱放“口唤”的现象有所收敛，对有些“口唤”，教下也是有条件地遵循或者干脆置之不理。四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和门宦信众文化水平的提髙、民主意识的增强，对门宦上层以及神秘主义学说盲从的人趋减，理性因素上升。种种迹象显示，门宦制度正在转型，有逐步向单一教派过渡的倾向，但这种转型尚极不彻底。
(四）门宦上层发生了多种变化
有四种主要的变化值得肯定：一是政治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几十年长期不懈的思想政治工作，绝大部分门宦上层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和其他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能够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能够做到爱国与爱教相结合，大事上基本能够靠得住。二是阶级属性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门宦上层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且是传播宗教文化、教授宗教知识的特殊劳动者，是一支通过智力活动或者脑力劳动获取财富的劳动者。三是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门宦上层中的很多人是出生于建国前后、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青年，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沐浴在改革开放春风里的一代新人，其政治立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更多地受到时代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四是他们所拥有的封建宗教特权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的门宦上层人士拥有很多封建特权，在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特别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他们的封建特权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
二、当前门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门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门宦中历史遗留的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局面仍然比较复杂。
(一）宗教封建特权制度有所恢复
主要表现在：（1)教主继续存在。目前，除了那些自行废除教主制的门宦外，各门宦的教主然存在，有的公然自称“教主”，有的虽然遮遮掩掩但内心仍然自认为是“教主”，门宦教下都无一例外地以“教主”相待，一些 政领导干部和不明真相的社会人士，对他们也以“教主”相称，个别党内的内部文件材料和个别媒体也给他们冠以“教主”头衔，其他宗教的有些人士也尊称他们为“教主”，种种情形，不一而足。（2)教主继承依旧进行。改革开放以来，门宦负责人面临着新老交替，凡是上一辈教主年老体衰或已去世的门宦，都选定了继承者。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门宦自然平稳过渡，实现了教权的顺利交接；有些门宦经过了激烈的内部斗争，权力交接和道统继承的过程演变成大规模流血冲突，导致门宦内部分化；有的门宦自行实现了新老交替；有的门宦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实现了平稳过渡。（3)教主的特权未完全根除。在新形势下，每管教主的特权受到种种制约，但仍以各种形式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在本门宦重大事务的决策、重要活动的安排、重要行动的部署、重要人事调动任免等方面，虽然可能在小范围内作民主酝酿，但最终决断权仍在教主，教主独揽大权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观。（4)封建管理制度与民主管理制度并行存在。很多门宦在对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的管理上仍保持着隶属关系，但在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在阿訇的任免调动方面，有的由老人家直接委派，有的是清真寺民主管理组织向老人家“要”阿訇，有的采取当地统战、宗教部门和老人家、寺管会协商后聘任的方式。在对拱北、清真寺的管理上，大多采取民主管理的形式，寺管会可以自主决定本坊的事务，但在有的门宦里，寺管会只负责日常管理，遇翻建维修活动场所、开展重要“尔麦力”活动、聘请阿訇等重要事宜，仍需老人家首肯或由老人家直接决定有的门宦甚至对拱北、道堂实行家族式管理，家族外的人不得插手。
(二）门宦内部继续分化
门宦内部的分化是引起教争的重要原因。在回族等族伊斯兰教中，门宦内部分化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过。解放以后，虽然门宦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但门宦内部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的事例经常发生。门宦分化的诱因主要是道统继承和教权继承问题，由于一些门宦的道统继承和教权交接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留有很大的权力争夺空间，本门宦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个人借机自立门户，标榜正统，争夺群众。这种矛盾，从表面上看是争夺教权，但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动因，取得门宦掌教人的地位，就意味着一夜成名，权力、荣誉、地位、金钱将会接踵而至。随着门宦上一辈掌教人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围绕教权继承问题引发的矛盾将会越来越多，门宦有可能继续分化。
(三）分门转派现象普遍
分门转派是指信教群众从这个教派、门宦转到另一个教派、门宦的现象。随着社会的开放，政策的开明，交流的频繁，信息的快捷，给各门宦、教派的群众以更多彼此了解的机会和条件，不同教派、门宦的群众通过交流、对比，来选择新的教派、门宦。目前，信奉门宦的转信教派，信奉教派的转信门宦，不同门宦之间也相互转信的现象比较普遍。分门转派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伊斯兰教的一个发展趋势，对门宦相对稳定的传统格局可能会带来一定冲击。从政策和法律的角度讲，信教群众有选择不同教派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应当干涉，但由于分门转派往往引发教派矛盾，所以它应当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这种现象符合政策和法律就去提倡。值得注意的是，个别教派、门宦在分门转派方面采取了一些不正当手段，如金钱开道以及攻击、贬低其他教派，过高宣扬本派主张，拉拢群众，鼓动转派等。
(四）门宦内部的矛盾日渐增多
相对于门宦之间、门宦与教派之间的矛盾而言，门宦内部的矛盾正在呈上升趋势。这是新时期门宦问题的一个显着特征。门宦内部的矛盾主要围绕争夺教权、财产权和管理权“三权”展开，而教权是核心问题。由于权力交接和道统传承机制不完善，给各方面人士觊觎权力留下了很大空间，门宦中的强势集团和不轨之徒往往利用这些空间制造矛盾，争夺教权。他们可以任意解释老人家的“口唤”，在家族协商中强行推行自己的主张，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取得传教凭证。管理权即对清真寺和拱北的管理。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如不同家族）和个人(有经济实力的人），为了在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中取得优势地位和更多的发言权或其他原因引发矛盾。争夺宗教活动场所财产支配权的矛盾近年来逐步增多，这是利益矛盾在门宦管理工作中的一个反映。由于财务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到位，引发了很多矛盾。另外，同一门宦的大寺和小寺、城市和乡村、上层人士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矛盾，影响门宦内部的团结。门宦内部矛盾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规模群体性械斗。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哲派内部发生过两次严重武装械斗事件，2000年甘肃撒拉教内部因争夺教权发生了“11-20”群体性械斗事件，都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另一种是大规模集体越级上访。这种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在门宦内部争斗中，极个别人组织、鼓动不明真相或略明真相的群众集体上访，有人还雇佣群众上访以造成声势，在上访期间，经常发生围攻党政机关、殴打党政干部甚至占领领导机关埋锅造饭，开展宗教活动等事件，显得极不正常。
(五）极力提升本门宦的社会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