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来源与驻守唐兀之地的蒙古宗王阿难答有关。所谓唐兀之地，拉施特说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大国，居民大多是木速蛮。实际上，唐兀是西夏的别称，其地包括今宁夏全部和陕西、甘肃的一部分，河州也在其境内。元朝建立后分封诸王，将唐兀之地分给安西王忙哥剌，他死后由其子阿难答承袭，拥有他父亲的军队和地盘。据《史集》载，阿难答幼时被托付给一个叫篾黑帖儿·哈散·阿黑塔赤的突厥斯坦穆斯林抚养。阿难答曾经使依附于他的15万蒙古军队大多数皈依了伊斯兰教我们推断，在阿难答的那支军队中，原来就有很多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如曾经抚养阿难答的那位穆斯林，是一个名叫篾黑帖儿·哈散的阿黑塔赤（马夫），他的原籍突厥斯坦，正是撒尔塔人活动的地方。另如《史集》所说，唐兀之地原本就有很多穆斯林，这些穆斯林是阿难答在军中推行伊斯兰教的依靠力量。在这些穆斯林中，肯定有不少撒尔塔人。以后阿难答因参与夺权斗争被杀，其部属与元中央政府矛盾激化，曾派兵数次征伐。直至元文宗时，阿难答的儿子月鲁·贴木儿还与“畏兀僧玉你达八的剌板的”等“谋不轨”所谓“畏兀僧”，无疑是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阿訇，这也说明阿难答的部属与新疆乃至中亚的穆斯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表明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密关系，抑或是渊源关系。在阿难答死后，除了零星记载外，他的军队似乎去向不明。学术界普遍认为，阿难答军队中的中亚籍士兵和工匠以及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士兵，为了逃避征伐，免遭屠戮，可能逃到了东乡地区，东乡四面环水、偏僻闭塞、山高沟深的自然环境是他们避风的安全港湾。这个分析是很有道理的。笔者还认为，除了东乡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利于他们生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还有成吉思汗时期留下的撒尔塔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他们信仰相同，风俗习惯相近，有共同生活的基础。这也是吸引阿难答军队中那些中亚籍士兵和工匠的重要因素。
第三个来源与中亚撒尔塔人来东乡地区传播伊斯兰教有关。在东乡族中，关于他们的祖先来自阿拉伯、波斯、西域的传说很多，认为这些人来东乡主要是从事传教活动的。经分析，我们认为其中有两个传说比较可靠，可以作为撒尔塔人来东乡的佐证。
一是关于哈木则的传说。这个传说认为，在明初，有一个撒尔塔人名叫哈木则巴巴（巴巴，阿拉伯语，意为伊斯兰教士），率领40个传教者来甘肃临夏一带传教。他们先到与东乡毗邻的和政东南门外河坝（现有拱北遗址)举行祈祷仪式，尔后到东乡阿马萨（今达板乡境内），约定40个人分开到各地传教。他们分别的地点，一说为大树乡一带，一说在阿马萨。在今大树乡境内有一个名叫“尕尕叉”（东乡语）的地方，意为“分别”、“分散”，据说是为了纪念这件事而取的。他们分开后，哈木则来到龙家兀拉（兀拉，东乡语，意为“山”，龙家兀拉在那勒寺、坪庄二乡境内），在此修建了清真寺，作为传教基地。现民间流传着“先有大礼拜寺，后有河州城”的传说，这里说的大礼拜寺，即指哈木则修的这座寺。现在龙家兀拉下有一“麦池光”，汉译作“寺沟”，据说也是为了纪念这座寺的建成而命名的。哈木则亡故后藏于龙家兀拉的一条岭上，这条岭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哈木则奴隆（奴隆，东乡语，即“山岭”），还在他的墓地修建了拱北，现经常有人前往觐谒，以示纪念。
与上述传说相关的情况有：第一，传说中认为哈木则是个撒尔塔人，有非凡的本领，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能讲中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第二，他在东乡定居成家，生了五个儿子，他们后来被分成五个房头：今东乡纳纶光为第一房头；高山乡的萨勒、石拉起分别为二、三房头；大礼拜寺为第四房头，今临洮县红旗乡富业土、楚布拉光为第五房头（后来迁走）。上述一些地方的东乡族至今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哈木则巴巴。第三，据调查，传说中的四十位传教者中，有十五位埋在东乡地区：哈木则在哈木则奴隆，胡康士在峡口，哈散在盘子光，比俩里在葡萄兀拉，尕勒在七个湾，阿哈麦德在郭尼光，昂巴斯在沙沟门，以斯俩给在科妥兀拉，哲俩来依里在西眉山，阿里阿塔在宝碌山，哲里在双拱北，穆乎引地尼在凤凰山，依玛目在尕达兀拉，达吾德在赤干坪，格板的在红山根。这些人名和埋葬地点都有一致的传说，并在其墓地修有拱北。第四，这些传教者携带的“色者勒”（凭据）、手抄《古兰经》、竹筒等物据说还完整地保存在一民户家中（有待于进一步查证）。第五，笔者于1986年去新疆莎车县考察伊斯兰教教派情况时，了解到此处有个麻札(墓地）叫“乞里坦麻札”，也叫“七个穆罕默德麻札”。“乞里坦”在维语中是“四十”的意思，与该麻札的来历有关。据麻札看守者介绍，关于这个麻札的来历，在一本名叫《路吧不里艾黑巴尔》的维文资料和另一本波斯文资料中均有详细记载。据载，在希吉莱历850年（公元1446年，明英宗正统十年），从依拉提地方来了40个苏非派传教士，到新疆叶尔羌（东乡族称“亚勒冈”，即今莎车县）从事苏非派的宗教功修。他们出发时，老师给了一个竹杖，吩咐他们在这个竹杖能够发芽的地方停下来。他们走到叶尔羌，在此埋下竹仗，果然发芽了，于是就留在了这里。以后这个地方就取名“乞里坦”。后来，他们中的7位亡于此地，葬在乞里坦。因为这7个人的名字前面都有一个穆罕默德，所以该麻札也叫“七个穆罕默德麻札”。据介绍，这7个人去世后，其他人就到了甘肃、宁夏一带。笔者认为，这两个传说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初步认定，哈木则等人就是到新疆叶尔羌传播苏非教义的40位传教者，因为两个传说时间上大体一致，都是明初；人数上相等，都是40位(来东乡的可能是33位，为了纪念去世的同伴，说成是40位也不足为奇)；都有关于竹制器具的说法，只不过一个是竹杖，一个是竹筒。更具有说服力的是，如上所述，文献资料证明，去新疆传播苏非派教义的40位传教士以后到了甘肃、宁夏，两相印证，足以说明关于哈木则等人来东乡传教的传说是可信的，并非捕风捉影，虚构而成。
关于这个传说还有一种说法。据马瓦札（自称系东乡族自治县坪庄乡韩则岭拱北当家人)最近在一it申请书中写到：我的祖先名叫哈木则巴巴，是古阿拉伯人。他是精通古代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大阿訇。由于这里信众的邀请，于元朝中期，即约公元1350年左右，率领五个儿子，不远万里，翻山越岭，从沙特阿拉伯经新疆到达甘肃东乡地方传教。初到后，他云游兰州、临夏、东乡、榆中传教。后来根据当时穆斯林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他本人同二儿子定居东乡韩则岭地方，现有后代约200户，1000多人；大儿子到东乡萨勒定居，现有后代1000户左右，5000多人；三儿子到东乡县那楞沟定居，现有后代约200多户，850多人；四儿子到达板红吉桥定居，现后代失散；五儿子到榆中县马坡窑庄定居，后代在清同治年后失散，部分现居广河县五户川和干坪沟一带，约200多人。这个说法与前一个说法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主要是哈木则的原住地、来中国的时间和人数不同。关于时间和人数，由于传说年代久远且是口头相传，出现一些错误是难免的。认为哈木则是阿拉伯人，有追求正统的心理因素，也有地理概念不清的问题，如说哈木则是从沙特阿拉伯来的，而当时根本没有这个地名。但也不排除哈木则是古阿拉伯人的可能性。对于两种说法不一致的地方，留待以后进一步査证，这里暂以前一种说法为主。
8个“赛义德”（意为主人、首领，是伊斯兰教对通过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与其夫阿里传下的后裔的专称），其中有个叫阿里阿答的，来到东乡的卜隆固村定居下来。他逝世后，埋葬在今达板乡的赛罕坪上。卜隆固村的东乡族至今认为阿里阿答是他们的祖先。
我们根据上述传说初步推断，来东乡地区的哈木则等人是中亚撒尔塔人，他们是经新疆来到东乡地区，在当地穆斯林中传播苏非教义，以后定居于此，子孙繁衍至今。这说明，元末明初在东乡地区是有穆斯林的，而且他们就是中亚的撒尔塔人。
首先，传说认为哈木则就是撒尔塔人，并且通晓中亚好几种语言，如果不在中亚生活，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
第二，这些人是苏非派传教士。在上述关于乞里坦麻札的传说中认为他们是苏非派，东乡族苏非派各门宦的穆林对这些人的拱北非常崇敬，可以说明他们是苏非派传教士。历史上，苏非派有觅地静修或传教的习惯，所以很多地方都留有他们传教的足迹。清初以来阿拉伯、中亚一带的传教士经常在我国西北地区传播苏非教义就是一个明证。中亚是苏非派的故乡和大本营，尤其是在14世纪末，蒙古族后裔铁木儿帝国定伊斯兰教为国教，聘请苏非派神学家为其国师，使苏非派在中亚得到迅速发展。15世纪，苏非派又在中亚乌孜别克王朝取得统治地位。而且到15世纪后，“赛格里埃(即哲赫忍耶，中亚苏非派的一个教团）教派在萨尔特人中就传播得很广”苏非派在上述地方取得统治地位后，为了宣传其教义，有可能派遣传教士往各地传教，与其毗邻的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地区自不例外。从地理位置上讲，甘肃通过新疆与中亚相接，来往甚为便利。在蒙古人西征中亚后，这条商道完全洞开，到中国之“不知名之商贾教士，尚不知凡几也”。从时间上看，苏非派在中亚取得统治地位与哈木则等人来东乡地区正好相衔接，而且当时的甘肃已经成为中国穆斯林的重要聚居区，他们来这里传教便不足为怪了而且正因为如此，与其说他们是来传播伊斯兰教的，倒不如说是到中国的穆斯林中传播苏非教义更为确切。
第三，到甘肃后，按理应该在穆斯林最多的河西一带停留，但他们却到了地理位置偏僻的东乡，看来这是不合常理的，实际上大有道理。我们推断，他们可能是已经了解到东乡地区有中亚的撒尔塔人，与他们同乡同族，风俗习惯相同，语言相通，传教也更为便利，于是他们纷纷到东乡传教并定居，不复回首故国了。
来东乡地区的中亚撒尔塔人，还有一个渠道，就是通过经商来东乡定居。关于这一点，我们还缺乏有力证据，故不详述。
四、中亚撒尔塔与甘肃东乡族之比较
中亚撒尔塔人与甘肃东乡族在许多方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呈现出这两种不同人们共同体之间的承续关系。关于这一点，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民族自称。民族的自称是一个民族族源和历史的客观反映，对于研究其族源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民族识别的重要依据。东乡族自称“撒尔塔”，这表明，在东乡族的来源和形成过程中，撒尔塔人是占了主要地位的。但对这一自称，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中，还是在东乡族族源的研究中，都没被引起注意（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本民族学者才首次把这一自称同族源联系起来作了考察），以致于使这一术语作为民族名称的意义消失了。具有戏剧性的是，外国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个词。如N.鲍培在1955年出版的《阿尔泰语言学引论》中说散塔语使用于中国的甘肃省，更确切的说，Kaoho髙河（导河，即今临夏市）以东。有些作者称这个语言为东乡语，但这是不很确切的。”虽然作者以后做了更正，认为还是把散塔语称为东乡语更合适，但这是因为我国民族学界的失误造成的。又如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田清波（FatherAn-toiueMestaert)在《在甘肃西部蒙古的土族方言》（1946年海牙第2版）的序言中回忆说，他于1919年在鄂尔多斯南部的博如布日嘎苏遇见马鸿宾将军的军队的几名原籍为导河的伊斯兰教徒时，他们自称是散塔人，称自己的语言为散塔语（SartaKek)。
《大英百科全书》也称东乡语为“桑塔语”这里所说的“散塔”、“桑塔”，是Sarta的音转，这种音转现象在东乡语中是常见的，而且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变化。因此，我们认为Sarta变成“散塔”或“桑塔”，是东乡语几百年来同多种语言交流而产生的语音上的变异现象，其词根仍为“Sart”。
东乡族不仅自称撒尔塔，而且把它看得很神圣、很贵重。如在起誓时不轻易说“敝撒尔塔乃赌也”(即“我以撒尔塔的名义起誓”)，因为这句誓言被看作是本民族最神圣的誓言，只有在正式场合和关系重大的问题时才能使用。众所周知，穆斯林的一个主要誓词是“我以真主的名义起誓”，但信仰虔诚的东乡族舍此而用撒尔塔，表明它在东乡族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
在东乡族中，撒尔塔不仅仅是民族的自称，有时也用来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人，这与人们把中亚撒尔塔理解为“伊斯兰教徒”是一样的，表明这个术语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十分密切。撒尔塔在被当作这个意义使用时，主要针对回族、保安族、撒拉族，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以为，这大概是东乡族与这些民族毗邻而居，关系融洽，加上信仰的关系，久而久之，把他们也看作自己的同族人了，是以用撒尔塔来称呼他们。
为什么东乡族自称撒尔塔，把撒尔塔看得很神圣呢？道理很简单。中亚撒尔塔民族在蒙古人的打击下一蹶不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蒙古军队强征入伍，被迫离乡背井，来到遥远的东乡地区，为了保持民族本色，不致使后人对自己民族的来源一无所知，所以即使在他们与别的民族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的情况下，也念念不忘民族自称，一代一代传了下来。这充分说明，东乡族是以撒尔塔人为主形成的。
2.民族语言。语言是构成民族诸要素中最稳定、变化最慢的一个要素，它对于民族识别和族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现代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一个时期以来，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在东乡族形成过程中，蒙古族起了主要作用。对此，我们不敢苟同。
首先，仅靠语言来确定民族身份是不全面、不科学的。民族语言固然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但不是唯一的特征；语言和民族固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绝非整齐对应的关系。所以，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断定一个民族的来源显然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只有在考虑到各种因素，辅之以多种材料的情况下，才能作出科学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