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族书面文学也是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虽有进展，但没有形成气候。改革开放后，东乡族书面文学创作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以汪玉良、马自祥为代表的东乡族作家在《人民文学》、《诗刊》、《词刊》、《人民日报》、《民族文学》、《甘肃文艺》、《飞天》、《驼铃》、《河州》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反映东乡族人民生活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创作作品，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坛上引起反响。迄今他们已发表诗集7本：《米拉尕黑》（叙事长诗，汪玉良），《汪玉良诗选》（汪玉良），《幸福大道共产党开》(汪玉良），《大地情思》（汪玉良），《水磨房》（汪玉良），《踱步集》（马自祥），《豫海英杰》（长诗，马世杰）；小说集2本：《山情》（马自祥），《鸽子飞了》（马自祥）；长篇小说1部：《爱神·死神》(张锐，汪玉良）；散文集2本：《风景这边独好》（冉丹，马自祥），《东乡秋雨》（马自祥）。目前已初步形成了老、中、青三代作家群。随着东乡族书面文学的产生、发展和繁荣，对东乡族文学的研究引起人们的关注，并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这些研究论文大都以汪玉良和马自祥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主要成果有：王新兰的《扎根于故乡的沃土中——谈东乡族诗人汪玉良的诗》、岸波的《唱在春天的阡陌里——谈东乡族诗人舍·尤素夫的诗作》和《他在痴情地歌吟——东乡族诗人舍·尤素夫作品漫谈》、白崇人的《民族传统美德的夺目光彩——评马自祥的小说集（山情）》、玉兰的《东乡之水——马自祥小说女性形象浅析》、蒲惠民的《东乡族的第一个诗人——评汪玉良的诗》、马自祥的《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当代书面文学研究》等等。这些论文对以汪玉良、马自祥为代表的东乡族书面文学的创作过程、人物形象以及作品意境、内涵作了一些针对性的研究和分析。
(三）艺术
对东乡族艺术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20年来，东乡族艺术的研究随着整个东乡族研究事业的逐渐深入而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成果。首先，在《东乡族简史》、《东乡族自治县概况》、《东乡族自治县志》等书中有一些介绍，此外王沛在其《河州说唱艺术》一书中对东乡族的说唱艺术进行了研究分析。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论文，如王沛的《东乡族打调艺术》，马自祥的《东乡族文化艺术》、《东乡族艺术》，高占福的《东乡族文学艺术》等，这些论文对东乡族的舞蹈、音乐、刺绣、砖雕、木雕、绘画、书法、工艺美术、装饰、民族乐器等艺术创作及艺术品作了一些描述与研究。可以说，这些论文的问世，为东乡族艺术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
(四）文化
关于东乡族文化的研究，在《东乡族简史》、《东乡族自治县概况》、《东乡族自治县志》、《中国文化通志——蒙古、东乡、土、保安、达斡尔族文化志》、《甘青特有少数民族文化形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甘肃民族文化——凤鸣陇山》等专着中都有综合性的论述，具有一定深度。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成果最丰硕的是对民俗文化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发表专着一部、论文数十篇。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专着和论文有：《东乡族风俗志》(专着，马自祥）、《东乡族的婚姻制》（马国忠，马自祥）、《东乡族婚俗》（汪玉林）、《东乡族的节日》（汪宪章）、《东乡族的衣着和清洁卫生》(汪宪章）、《东乡族的禁忌与饮食》（汪宪章）、《东乡族的婚姻家庭》（马有禄）、《东乡族平伙羊肉》（马如基）、《东乡族风情大观》（王锡龄）、《东乡唐汪人的民族心态》（马兆熙）、《东乡族禁忌》（马有禄）、《东乡族人名初探》（马兆熙）、《东乡族哲学思想源流及文化特点探析》(马自祥）等等。这些专着和论文对东乡族风俗习惯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叙述和研究。其中，马自祥的《东乡族风俗志》和王锡龄的《东乡族风情大观》（收入《中华风情大观》第二集，约10万字)两部着作对东乡族的风俗习惯诸如婚姻、家庭、人生礼仪、节日、宗教信仰、禁忌、)K饰、饮食、建筑、交通、丧葬等作了详细全面的介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一）族源
关于族源的研究是整个东乡族研究领域中难度最大、分歧最多，也是最受关注的一个领域。建国前至建国初期，人们一直以为东乡族的族源为蒙古族，后来经过研究人员的研究分析，发现其中有很多漏洞，引发争议，于是根据各自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大体而言，80年代以前，蒙古人为主说的观点曾长期在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80年代至90年代以后，随着对东乡族族源研究的不断深入，观点已渐趋一致，撒尔塔人为主说的观点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仍有分歧。现将族源问题上的观点和分歧简要陈述。
1.三族融合说或多民族融合说
这种观点认为，东乡族是14世纪后半叶，由居住在东乡地区的回回人、蒙古人、藏族人及汉族人共同融合而形成的（其中以回回人和蒙古人为主体），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东乡族简史》一书的执笔人杨建新为代表，引人瞩目的是杨建新等人提出的多民族混合说是以东乡族历史、文献、风俗习惯等作为依据的，此观点在最新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中得到印证，如戴玉景等 于1988年7月至9月对东乡族自治县的汪集乡、那勒寺乡、郭泥沟村以及龙泉乡、锁南镇的部分三代人均为东乡族血统的207位（男106人，女101人)健康成年人进行了52项活体测量，计算了48个指数，并进行了体制特征及男女性别比较，总结出东乡族测量性体质特征，得出如下结论：“东乡族是聚居在东乡地区的许多不同民族的成分逐渐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东乡族的主要成分是回族、蒙古族、汉族，此外，藏族也是东乡族源的主要成分”（见《人类学学报》1991)。
2.吐谷浑人为主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以马通为代表，他在《中国东乡族与伊斯兰教》一文中提出：西晋末年吐谷浑部落首领迁至甘肃、青海之间，并建立了政权，东乡地区一度归其管辖。主要依据是，东乡族称东乡语为“土语”，而且在建国前的一些记载中，东乡族被称为“土人”或“东乡土人”，东乡语与土语非常相近（土族语是与东乡语最接近的一种语言），而土族与吐谷浑有渊源关系。东乡地区出土的有些陶瓷，可能是从吐谷浑人的墓葬中挖掘出来的等等。因此认为东乡族的族源以吐谷浑人为主。
3.沙陀突厥为主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依据语言学上的音变现象及规律，推断得出结论，认为santa(即东乡族的自称)是由saltu(沙尔秀）或salto(沙尔陀）音变而来，“陀”变“塔”音是受蒙古语族诸语言所固有的元音和谐律支配的结果，“沙尔陀”就是“沙陀”，“沙陀”就是“撒塔”，还认为东乡族与元朝时阿难达管辖区唐兀之地笃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可能是达达化的沙陀人）有关系。
4.蒙古人为主说
这种观点曾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依据有二一是东乡语是蒙古语族的一支，与蒙古语(特别是古蒙古语）有许多相似之处，东乡语中有55%左右的词汇与蒙古语相同或相近；二是东乡族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与蒙古族相同的风俗习惯，如鹰猎、赛马，喜欢喝茶及服饰等。这种观点多出现于80年代中期以前的着作中，如1981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一书中持此观点。
5.回回色目人为主说
这种观点见于《东乡族自治县概况》一书中，认为东乡族族源于回回色目人，其中包括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更多的是中亚一带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主要依据是，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中亚，从当地征集了大量壮丁从军，还征集了不少工匠，这些中亚人后来随蒙古军队进入东乡地区，屯垦戍边，逐步由兵变民，融合其他一些民族成分，形成了东乡族。
6.撒尔塔人为主说
这种观点出自于马国忠、马自祥的《关于东乡族族源问题》(1982年）论文，发展于马志勇的《撒尔塔考辨》（1983年）及《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1984年）两篇论文，成熟于马虎成的《东乡族源流》（1990年）及《撒尔塔——个曾经被忽略的民族名称》（1992年）两篇论文。马国忠和马自祥在其论文中虽提出这一观点，但未及展开，此后马志勇通过对撒尔塔一词的详尽考证后，撰写了《撒尔塔考辨》和《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两篇论文，他在论文中认为，民族的自称对于考察民族的来源最具说服力，东乡族自称“撒尔塔”，说明与撒尔塔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通过对撒尔塔的考证，他认为撒尔塔人是东乡族形成的基本群体，东乡族是以撒尔塔人为主体、融合了其他一些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一个民族。马志勇的这一观点提出以后，得到本民族学者和广大东乡族人民的认同。此后，马虎成于1990年和1992年发表了《东乡族源流》和《撒尔塔——个曾经被忽略的民族名称》两篇论文，文中对马志勇的考证加以补充和完善，并且引用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使之更具说服力，并最终使这一观点成为东乡族族源问题的主流观。
(二）历史
东乡族历史研究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50、6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便组织研究人员，到东乡地区进行考察研究，并于1963年铅印两份调查报告，即《东乡族调查资料汇集》（铅印）和《东乡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研究处于停顿状态。改革开放后，东乡族历史研究重又获得党和国家的关注，先后组织科研人员编写了《东乡族简史》、《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两本专着，为东乡族历史研究打下了基础。但是，由于过去历代政府从未承认东乡族是一个单独民族，因此，官方的文献史志中极难找到东乡族的历史踪影，使得东乡族历史研究困难重重，很难获得突破。尽管如此，经过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马廷荣的《东乡族近百年大事记》、马志勇的《乾隆四十六年反清起义中的东乡族》和《泄湖峡右丞桥考》等论文。在历史研究中最亮的一个点就是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可谓成绩卓着，如石月秋的《马为良在临夏》、马克勋的《中国伊斯兰教伊赫瓦尼派的倡导者——马万福（果园）》、马自祥的《马果园》和《马悟真》、吴万善的《论妥得璘》、马成基的《迪化回民起义与妥明》、马志勇的《论妥明》和《河州土司何锁南》及《闵殿臣传》等论文。对历史人物研究取得的大量成果，可称得上是东乡族历史研究的突破口，东乡族历史研究也必将因历史人物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而取得进展。
(三）宗教研究
东乡族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在东乡族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乡族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亦有重要影响，如中国伊斯兰教三大教派四大门宦中，由东乡族创建的有伊赫瓦尼派和库布忍耶门宦，此外虎夫耶门宦的支系白庄门宦、胡门门宦也是由东乡族创建的，在嘎的忍耶、哲和忍耶门宦的发展过程中，东乡族也起到过一定作用。因此，东乡族的宗教信仰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研究专着和论文亦时有发表，如马世英的《中国库布忍耶门宦谱系》、杨建新的《东乡族与伊斯兰教》、马通的《浅谈东乡族族源与伊斯兰教》、马福元的《伊赫瓦尼派的形成及其在新疆的传播》、高占福和马虎成的《东乡族伊斯兰教概述》等，此外在《东乡族自治县志》、《东乡族简史》、《东乡族自治县概况》、《东乡族》、《中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制度》、《中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溯源》等学术专着中均有论述东乡族伊斯兰教的章节。
四、人口、教育、经济及其他研究
(一)人口
对东乡族人口的研究，在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的马正亮、原华荣、杨玉林等专家努力下，取得了一些成果，与80、90年代相继在《人口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西北人口》、《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等学术刊物上刊发了数篇学术论文，如原华荣的《东乡族社会人口与环境》及《东乡族自治’县人口现状》、马正亮和杨玉林的《东乡族社会人口综合调查》、杨玉林和马正亮的《东乡族人口》、汪文明的《东乡族地域及人口变迁》、马正亮的《东乡族人口发展特点及开展计划生育的必要性》等，这些论文对东乡族人口的结构、计划生育、迁徙、素质等状况进行了科学分析和研究。
东乡族的教育非常落后，文盲率及受教育状况居全国各少数民族之末，尤其是女童教育。但另一方面，东乡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十分发达，培养出来的阿訇遍及西北各地。这一现状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并于80年代中后期陆续对东乡族教育进行了调查和研究，而且提出了一些促进东乡族教育事业发展的建议。但相对而言，关于东乡族教育的研究仍是一个薄弱环节。东乡族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东乡族自治县教育事业现状及采取若干特殊措施的设想》（马国忠）、《普及东乡初等教育几个问题的探讨》（刘晓琴）、《东乡族女童教育及现实意义》（苏依拉）、《甘肃省东乡族妇女教育现状及问题》（刘晓琴）、《东乡族女童教育及现实意义》（苏依拉）、《甘肃东乡族妇女教育现状及问题》（马亚萍）、《东乡族的经堂教育》(马有禄、汪文明）等。此外，在《东乡族自治县志》、《东乡族自治县概况》、《临夏州教育志》等着作中也有对东乡族教育的历史及现状的介绍。
(三)经济
东乡族的经济十分落后，改革开放后，虽有所发展，但发展十分缓慢，东乡族自治县至今还戴着一顶“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人们还没有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在东乡族经济研究领域中，近年来虽有成果，但从文章的数量及质量来看，显然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目前经济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有：《贫困的民族自治县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路子》（马克勋）、《东乡族自治县产业技术发展现状调查》（王任）、《东乡族经济发展问题初探》(马福元）等。《东乡族自治县志》一书中，对东乡族经济方面的介绍是目前为止东乡族经济研究方面最为全面、详细的，包括财政、税收、商业、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发展现状、发展历史等。
(四）其他
除上述各研究领域外，还有很多研究东乡族的论文及着作、辞书等，此类论文和专着多为综合性的，主要有：《东乡族自治县志》(马凌祖主编）、《东乡族自治县概况》（概况编写组编）、《东乡族》（马自祥着）、《袅袅话东乡》（马自祥着）、《西北地区七个民族ABO血型分布特点及分析》（刘桂枝）、《东乡族青少儿身体机能现状的调查分析》（张德生）、《东乡族青少儿六项形态发育指标分析》（张德生）等。另外，对当代人物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人们关注的人物有汪玉良、马绍武、马绍文、马自祥、马正兼、马明基、马进成、马峰、马泳、马志勇、马国义等。
综观50年来东乡族研究的历程，在广大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程度不断加深。但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对经济领域的研究，对移居新疆、青海等地的东乡族的研究不够重视，对历史领域的研究需要深入等等。而最主要的问题是本民族的专业研究人员太少，亟待加强和培养，以利于将东乡族的研究推向新阶段。
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