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西南的天府之国——四川，是我国多民族的省区之一，除汉族外，还有彝、藏、土家、苗、羌、回、蒙古、傈僳、满、纳西、布依、白、傣、壮等十多个少数民族。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全省总人口99713310人，是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境内少数民族人口3661277人，占全省人口的3.71%，其中回族人口9.08万人，占全省人口的0.09%。四川回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点，主要分布在盐亭、广元、青川、平武、松潘、阆中、武胜、苍溪、宜宾、高县、新都、崇庆、西昌、德昌、会理、阿坝等县以及成都、重庆、泸州、自贡、内江等地，和汉族或藏族、羌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杂居散居。他们往往是在乡自成村落，在城镇自成街道，彼此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四川回族的来源
四川回族的先民，最早可以上溯到唐朝。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部将杜毗罗在南诏军的配合下，潜袭吐蕃险要。是役，“虏大奔。于时，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首。”<1)此句将大食放在吐蕃之前，说明这二万首中大食兵所占比例很大。这一大批穆斯林俘虏后来去了何处，史无明载。但按照常规，虏获大食兵的唐将杜毗罗应将这些俘虏及其他战利品带到四川，交给他的主将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即使给南诏军分一部分俘虏，其余的俘虏还是应被带到四川。另外，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起义军攻政唐朝首都长安，唐僖宗仓皇逃出长安，于次年到达成都。随驾逃走的许多人中，还有波斯人。黄休复《茅亭客话》中记载道李四郎名兹，字廷议，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人蜀，授率府率”。后来，僖宗回长安，这个波斯人却在四川定居下来了，他的后代就成为蜀中的土生波斯，在五代时的蜀地享有盛名。他最有名的一个儿子叫李珣，着有《琼瑶集》。在何光远的《鉴戒录》中也记载道，“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所吟诗句，往往动人”。
从上面的两段史料可以看出，李珣这个土生波斯是一个吟诗弄词的能手，文学成就很高，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李政所着《琼瑶集》巳佚，但有许多词被选人《花间集》。另外，李珣在药物学上造诣也很深，着有《海药本草》(又名《南海药谱》）一书。现已亡佚，不过书中叙述的药物，还全部散见于唐慎微的《政和证类本草》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海药本草》介绍了许多海药知识，增加了一些新的药物，对后来的医学家影响很大，刺激了我国药物学的进步和发展。
李兹是李珣的四弟，《茅亭客话》说他“举止文雅，颇有节行，以鬻香药为业。”李舜纟玄是李珣的妹妹。她是前蜀后主王衍的妃嫔，也擅长写作。除李氏兄妹外，我们在前蜀还可以发现有关四川回族先民活动的蛛丝马迹②。
唐代中外贸易极盛，首都长安番客云集，尤以阿拉伯、波斯人为多。他们多财善贾，在商业界有很大影响。但从安史之乱起，经黄巢起义、五代战争，陕西和中原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而偏安一隅的四川相对稳定，经济也很发达，于是，陕西和中原的官僚地主、富商大贾纷纷逃到四川，重新建立起他们的安乐窝。旅居长安的大食、波斯商贾也必有一些人到了四川，如李珣之父随僖宗入蜀并且被授职一事，就是典型事例，而更多的是名不见史册的一般商人。到了宋代，商品经济继续发展，中国同阿拉伯、中亚诸国经济贸易关系也很密切，富饶美丽的天府之国，特别是作为西南大都会的成都，也必定是他们光顾的地方。至于大批的穆斯林人居四川，则是元代以降的事了。
13世纪初叶，由于蒙古军队的西征，大批的中央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被迫东迁，其中很多军士后被编入“探马亦军”。“探马赤军”屯戍各地，主要是防卫腹里地区，南至河南淮北，北至辽东，还有西北、四川等地。四川“探马赤军”中的回回军士，就有不少人在社的编制下，在崇庆州、灌州等地进行农垦，取得普通农民的身份，或成为“兵农合一”的屯戍人户。
元代曾任职四川的回回人中，最有名的要算回回着名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公元1211-1279年）。他在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出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在这个职务上他一直干了9年左右，直到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调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为止。赛典赤·赡思丁的第三子忽辛也是很有名的政治家，曾在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出任过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但为时不长。赛典赤·赡思丁父子以及其他回回官员属下、驿站的回回官兵、工匠等肯定也有留居四川的，且四川境内有屯田的回回军户，这都成为元代四川回回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300年中，回回已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甘肃、陕西和云南已经是回回的主要聚居区域。随着明朝的历次移兵屯田，陕、甘和云南的不少回回军士以及商人等“随兵入川”，来到川北、川东一些地广人稀地方屯田垦牧，形成了一些聚居点，后世均称之为“回回营”或“回回村”。今聚居在西昌和阆中的一些回族，其先人都是洪武年间从陕西西安府和云南大理“随军入川”的。成都等地的回回人口，更是有所发展，如成都的鼓楼寺、新都县的罗家寺等，都是明代修建的，这说明四川回族巳有了一些比较大的聚居点。明末清初，李自成义军转战入川，军士中有不少回族，有些人就留居在四川，至今绵阳一带的一些回族传说就是义军的后裔。
清代是四川回族的大发展时期，回族人口迅速增加，居住区域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清初，特别是康熙、乾隆之际，有更多的回族随军或经商人川，并相继散布到许多城乡。清代成都有10座清真寺，多是清代初期和中期修建的，如皇城清真寺就系清初所建。据《成都回民概况》记载，清末成都市有3000多户回民，近两万人。可见清代成都回族的繁盛。但后来由于战乱兵燹、人口流动等原因，成都回族人口大大减少了。此时重庆有3座清真寺，回族人口也不少，乾隆时有人统计，迨近300家·。还有地当秦蜀之孔道的广元以及与云南隔金沙江相邻的会理等地，在清初或清中期也修建有清真寺，而且会理的回族人口在清时一度为六百余户，称得上是一个比较大的回族聚居区。川西髙原地区，在清代也有回族徙居，如甘孜藏族自治州回民的来由，主要就是“清代用兵康藏，屡檄川陕制兵(很多是回族）出关戍守；清末时又有陕甘的回民不堪当地政府压迫逃亡来此。”(综上可知，清代四川回族发展迅速，人口繁盛，足迹几遍全川，现在四川回族的分布格局，基本上在清代已定下来了。
二、四川回族的经济特点
四川回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生活。由于历史的原因，回族多住于交通要道，土地很少，多农商兼营或以商为主。新中国成立前，城市回民主要经营饮食、牛羊肉、鲜果、制革、皮毛、香料、珠宝玉器等，多数是推车摆摊、提蓝叫卖的小商贩，本小利薄，受季节和物价的影响，生活很不稳定。成都回民新中国成立前以经营饮食、屠宰、油米、杂货等业以及往来于松潘、康定等草地城镇贩卖杂货者为多，而且大多是小商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屠宰业。“成都之屠宰业，以牛为大宗，且为回民之专业，每年约宰一万四千余只……屠场有二，城内小西巷，系黄牛屠场，西门外金仙桥则为水牛屠场，屠户约五十余家，资本在千元以上者不过十余户，每日二场约宰牛三十余只。中秋系牛肉节，前后三日每日约宰百余只”。“或自行挂架售卖，或批发与人”，另外还有一种是“走担”售卖。“牛肉架之地点，以皇城贡院街为多”，“走担约三百余户”。屠宰业不仅仅限于“屠宰”，它涉及到许多行业，如畜牧饲养、长途贩运、饮食等业以及制革业（各类皮衣、皮货、马鞍、缰绳、车具等）、毛织业（绒、褐、毡、毯之类）、制皂、制烛业(牛油为原料）、制骨业，等等。四川各地城乡回民以屠宰牛羊为业者极为普遍。重庆市内屠宰牛羊者，大多为回民，松藩城内屠牛宰羊者，则全为回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勤劳的四川回族人民创造了不少深受各族人民欢迎的产品和食品，如成都的名小吃夫妻肺片、阆中的王板凳牛肉干以及西昌的皮毛等。
新中国成立前，四川回族的商业及工业资本并不发达，现代工业较少，产业工人不多。只有一些落后的手工业，如制革、皮毛、竹器等。在成都、重庆等大城市中有少数回族商业资本开设的钱庄、杂货、绸缎、电料、药材、面粉等商号和作坊，如成都的成孟银号、裕隆百货店、中外大药房等。在重庆、宜宾等地，纺织、采矿等业及码头上很早就出现了回族工人。川西髙原的松潘，也出现了专营金矿的回族商人及采矿的回族矿工。但是，由于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等种种历史原因，四川回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并没有形成本民族的近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流通领域的回民大多是中、小商贩及手工业工人，回族经济发展缓慢。
新中国成立前，四川农村中的回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水平一般与当地汉族相当。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也和汉族基本相同。但由于四川人口稠密，人均耕地不多，散居杂居于各地乡村的回族农民，人均耕地更少，多数缺地少地或只有山地、旱地等。因而多数兼营商业、畜牧业、家庭饲养业或从事制革、运输等副业以维持生计。如盐源回民，勤于务农，精耕细作，且“家家饲马，户户养鸭”，生活颇为充裕。新都回民散居乡间者，则以务农为本，但又兼营屠牛羊，摆小摊，开茶社、饭馆、点心铺等。松潘回族农民，除务农外，还多兼小商贩，贩牛羊皮、羊毛、布匹等，往来于草地及各省。在回族人口较多、居住较集中的盐亭、会理、西昌等县，也有少数回族官僚地主占据数百亩良田沃壤的，但毕竟是极少数，广大回族劳动人民却维生艰难，需不断奔波方能维持温饱。由于生活所迫，新中国成立前四川回族除小商小贩比较多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兵的多。现在拉萨的回族，许多都是清代驻藏的四川回族士兵的后裔，便是一证。民国年间，在成都、重庆等地的军队中，回族士兵也不少。新中国成立前在四川回族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不宰牛便宰羊，不卖粑粑便吃粮”（“吃粮”即当兵），生动地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回族的生活状况及经济特点。
四川回族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