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既重后世，又重今世，两世幸福兼顾。伊斯兰教不是出世的宗教，在鼓励穆斯林追求后世幸福的同时也鼓励对今世生活与幸福的追求。《古兰经》说谁想获得今世的报酬，我给谁今世的报酬；谁想获得后世的报酬，我给谁后世的报酬。”(3：145)又说：“众人啊！你们可以吃大地上所有合法而且佳美的食物”(2：168)。又说礼拜完毕的时候，你们当散布在地方上，寻求真主的恩惠”(62：10)。甚至穆罕默德本人也向真主祈求两世幸福：“我们的养主安拉，祈你在今世赐福于我们，祈你使我们免于火狱的刑惩。”（《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2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版）这些经文及圣训都表明只要合乎信仰，不违背安拉旨意，穆斯林就可以享受今世生活。伊斯兰教在承认并鼓励追求两世幸福的同时，指出后世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是更美好、更长久的幸福。《古兰经》说广今世的享受比起后世的幸福来是微不足道的。”(9：38)又说迷惑世人的，是令人爱好的事物，如妻子、儿女、金银、宝藏、骏马、牲畜、禾稼等。这些是今世生活的享受；而真主那里，却有优美的归宿。”(3：14)优美的归宿即后世的乐园（天堂），“敬畏者得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下临诸河的乐园，他们得永居其中，并获得纯洁的配偶，和真主的喜悦。”(3：15)从上述经文可看出对两世幸福，尤其是后世永恒幸福的追求，成为穆斯林道德生活的出发点和内在动力；而获得后世永恒幸福，则被认为是他们的整个今世生活的最终目的。这也是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思想有别于其他宗教伦理道德思想的特点之一。
3.驱恶从善，驱邪归正。伊斯兰教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各得其所。《古兰经》说信道而且行善者，我必定勾销他的罪恶，我必定以他们的行为的最优的报酬赏赐他们。”(29：7)又说行善者自受其益，作恶者自受其害。你的主绝不会亏枉众仆的。”(41：46)又说在复活日，我将设置公道的天秤，任何人都不受一点儿冤枉；他的行为虽微如芥子，我也要报酬他，我足为清算者。”(21：47)又说：“行一个小蚂蚁重的善事者，将见其善报；作一个小蚂蚁重的恶行者，将见其恶报。”（99：8)又说行善者将受善报，且有余庆，脸上没有黑灰和忧色，这些人是乐园的居民，将永居其中。作恶者每一作恶，必受同样的恶报，而且脸上有忧色——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们对抗真主——他们的脸上有黑夜的颜色。这些人是火狱的居民，将永居其中。”（10：26-27)《古兰经》中有大量这一类奖赏善行、惩罚恶行的经文，对虔诚穆斯林的心性修养和道德风尚都有重要影响。《古兰经》中提出的善行很多，如仗义疏财、赈济贫民便是其中主要的一种。《古兰经》说·/‘窖藏金银，而不用于主道者，你应当以痛苦的刑罚向他们报喜。”(9：34)又说；“你们应当信仰真主和使者，你们应当分舍他所委托你们代管的财产，你们中信道而且施舍者，将受重大的报酬。”（57：7)又说如果你们公开地施舍，这是很好的；如果你们秘密地施济贫民，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这能消除你们的一部分罪恶。”(2：271)又说你们所施舍的任何美物，都是有利于你们自己的，你们只可为求真主的喜悦而施舍。你们所施舍的任何美物，你们都将享受完全的报酬，你们不受亏枉。”(2：272)又说赈款只归于贫穷者、赤贫者、管理赈务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工作者、途中穷困者；这是真主的定制。”（9：60)由此可见，仗义疏财、赈济贫民是伊斯兰教所提倡的一种重要善行。另外，如劝人行善、止人作恶，怜恤老人孤儿，为主道而战，以至说“善言”、“向人指路”等也是伊斯兰教倡导的善行。
4.坚持公正、宽恕，反对吝啬、过分。《古兰经》要求穆斯林主持公道。经文说：“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来吧，让我们共同遵守一种双方认为公平的信条：我们大家只崇拜真主，不以任何物配他，除真主外，不以同类为主宰。”
(3：64)又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维护公道，当为真主而作证，即使不利于你们自身，和父母和至亲。无论被证的人，是富足的，还是贫穷的，你们都应当秉公作证；真主是最宜于关切富翁和贫民的。你们不要顺从私欲，以致偏私。”(4：135)又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尽忠报主，当秉公作证，你们绝不要因为怨恨一伙人而不公道，你们当公道，公道是最近于敬畏的。”(5：8)这几段话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什么是公道。公道首先是敬畏，维护公道就是为真主作证，证明真主的独一无二性。为了维护这种公道，穆斯林无论贫富，无论远亲近邻，均应不拘徇私情，秉公作证。也就是说，“公正”、“公道”、“公平”等是穆斯林宗教和俗世生活中应予坚持和遵循的。同样，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应坚持和遵循“宽恕”、“谦恭”、“谦逊”、“柔和”、“抑怒”、“恕人”、“宽免”、“恕饶”、“容忍”等伦理道德规范。《古兰经》说广敬畏的人，在康乐时施舍，在艰难时也施舍，且能抑怒、又能恕人。真主是喜爱行善者的。”（3：134)穆罕默德说动怒而容忍的人，真主是应该喜爱他们的。”又说柔和是来自真主，暴躁是来自恶魔。”又说真主默示我：你们互相谦逊，不要互相侵害，不要彼此斗宠。”又说真主只给容让人者增加荣耀，谁为真主谦逊，真主必提高谁的荣誉。”伊斯兰教要求的公正、宽恕等等伦理道德规范，实际上是要穆斯林奉行中庸之道。这种中庸、调和的思想，是伊斯兰教所要求的伦理道德规范，它表现在许多伦理道德行为中。例如，对待今后两世，伊斯兰教主张两世兼顾，既不厌恶、抛弃今世，也反对过分地追求今世的享乐，既不纵欲，又不禁欲；关于使用钱财的问题，《古兰经》要求穆斯林“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25：67)；在施舍上，《古兰经》同样反对吝啬，“吝啬的人自受吝啬之害”(47：38)，但又指出：“在收获的日子，你们当施舍其中的一部分，但不要过分。真主的确不喜爱过分的人”（6：141)；在战争问题上，《古兰经》也说：“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2：190)，等等。
5.主张团结互助，反对内部分裂。伊斯兰教强调穆斯林之间应该精诚团结，互相帮助。《古兰经》说：“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你们当铭记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当时，你们原是仇敌，而真主联合你们的心，你们借他的恩典才变成教胞”（3：103)。又说你们不要像那样的人：在明证降临之后，自己分裂，常常争论；那等人，将受重大的刑罚”（3：105)。有时是严正指出团结互助必须讲原则，讲正义，绝不同于相互勾结，助长坏事。
《古兰经》说：“你们当为正乂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
6.提倡买卖公平，禁止投机取巧。伊斯兰教重视商业，十分强调商业道德，为穆斯林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理应遵循的许多准则，如提倡买卖公平，禁止投机取巧等。《古兰经》说广伤哉！称量不公的人们。当他们从别人称量进来的时候，他们称量得很充足；当他们量给别人或称给别人的时候，他们不称足不量足。难道他们不信自己将复活，在一个重大的日子吗？”(83：1-5)这种人在复活日将受到“堕人烈火之中”（83：16)的严厉惩罚。又说广你们应当使用充足的斗和公平的秤，你们不要克扣他人应得的财物，不要在地方上为非作歹”（11：85)。穆罕默德也说你若卖，当度量而售；你若买，当度量而购”，“买主卖主只要未离开行商之地皆可自由经营。倘若他们在买卖时说实话，不隐瞒商品和钱币的缺陷，则他们的买卖定会兴隆。倘若他们隐瞒商品和钱币的缺陷，买卖时讲假话，兴隆的买卖定会毁掉。”（《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221页，64页）
7.强调孝敬父母，尽赡养之责。孝敬父母，报答双亲养育之恩，以尽人子之道，这是人类史上所有地区和民族共有的道德规范中之重要组成部分。《古兰经》说·/‘我曾命人孝敬父母；他的母亲，辛苦地怀他，辛苦地生他，他受胎和断乳的时期，共计三十个月。当他达到壮年，再达到四十岁的时候，他说广我的主啊！求你启示我，使我感谢你所施于我和我的父母的恩惠，并行你所喜悦的善事。求你为我改善我的后裔。我确已向你悔罪，我确是一个顺服者’。这等人，我接受他们的善功，我赦宥他们的罪恶，他们将成为乐园的居民”(46：15-17)。这段经文详细地阐说了孝敬父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孝敬父母”成为一大善功。这样的经文还有不少，对穆斯林家庭伦理道德观的建立起着很显着的教化作用。
二、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趋丰富、完善。它既以基本信仰和教义为核心，在伊斯兰教传播中伴随教义、教法的不断完善而发展；又在伊斯兰教向世界各地传播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能够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相协调，从而促进了伊斯兰教自身的发展和广泛传播。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它的伦理道德思想，有些方面，诸如重视人的现实物质利益、家庭关系、社会义务，以及关于夫妇、父子、邻里等人际关系的规定等，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思想，互为相通，互为接近；但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某些伦理道德思想，诸如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后世生活的永久，天堂才是真正的幸福乐园，以及不拜真主以外的任何人和物等，又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思想和儒家重视人的现实关系和利益，“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的伦理道德观念互相矛盾，产生重大分歧，这不利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所以，伊斯兰教在我国传播过程中，一方面吸收和改造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充实自己，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面对矛盾、调整矛盾、解决矛盾，以与中国社会相适应。
明末清初，我国一些着名伊斯兰教学者有意识地把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思想与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结合起来，寻找二者的契合点、相通点，加以发挥，从而形成了调和和吸收儒家思想，传扬忠孝观念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伊斯兰教伦理道德学说。它既与国外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思想有所区别，又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作了补充。王岱舆(约1584-1670)在其《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充满伦理道德思想的着作中，以伊斯兰教义为轴心，把伊斯兰教与儒家二者的伦理道德思想巧妙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伦理道德主张。在道德起源上，他认为成立善恶乃前定，作用善恶乃自由。若无前定，亦无自由。非自由不显前定，然自由不碍前定，前定不碍自由，似并立而非并立也。”（《正教真诠·前定》）在伦理纲常上，他提倡顺主、忠君、孝亲，认为“人生住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
凡违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正教真诠.真忠》）也就是说，忠于君王与忠于真主是统一的，既要忠于宇宙主宰真主，又要忠于一国之君，这才是“真忠正道”。如果只忠于君父，而不忠于真主，那就是本末倒置，非穆斯林行为。但是，如果只忠于真主，而不忠于君父，就是未能全面履行做人的义务，因而也就没有完成对主的功业。因此，只有忠主（宗教伦理）、忠君（社会伦理）、孝亲（宗法伦理）三者协调一致，才堪称为“至道”。这种既忠于主又忠于君的伦理道德思想，我国当代伊斯兰教学者们称之为“二元忠诚”思想，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有一定意义的。传统伊斯兰教也提倡忠君，但前提是君要忠主。《古兰经》说广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4：59)这在穆罕默德及其后“哈里发”时代的政教合一社会里，都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非穆斯林为君主的国家和地区，对真主和君主的忠诚如何统一，宗教权威和国君权威如何协调，这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严肃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它关系到伊斯兰教和广大信徒的命运，处理得不好，就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汉以来，直至清朝灭亡前，无论在国家统一还是分裂割据的状态下，都是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皇权高于一切，“忠君”是政治道德领域中的一面旗帜。伊斯兰教在中国封建社会图生存、求发展，就必须顺服皇权，既忠于主，又忠于君的“二元忠诚”思想的提出，解决了中国穆斯林在伦理道德方面遇到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儒家历来讲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后来又将它称为“五常”，并在其基础上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二者合称为“三纲五常”。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基本上接受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而且对之作了自己的理解和发挥，提出了所谓“五典”说。刘智（约1655-1745)在《天方典礼择要解》中说：“五典者，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经，为天理当然之则，一定不移之礼也”。“五典”是人伦之礼的体现，而人伦之礼的“本”，则是“亲”。王岱舆认为·/‘事主以下，莫大乎事亲；孝也者，其为人之本欤！道德所以事主，仁义所以事亲。真忠者孝，行孝者必忠，忠孝两全，方成正教。”孝敬父母，不仅要在日常生活方面关心、体贴，唯命是从，而且要在宗教生活方面尽力为父母敬主、拜主创造条件，以“奉亲于无过之地，使不堕于违逆之中，脱离还报之苦，更享无量之福。”王岱舆还针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传统说教，创见性地发挥说：“吾教之道，不孝有五，绝后为大……所谓绝后者，非绝子嗣之谓，乃失学也。何也？一人有学，穷则善身，达而善世，流芳千古，四海尊崇，虽死犹生，何绝之有？有子失学，不认主、不孝亲、不体圣、不知法，轻犯宪章，累及宗族，遗臭万年，无不憎恶。虽生犹死，何后之有？”（《正教真诠·至孝》)这种把“有子失学”提到“不孝”的伦理道德高度的观点，是伊斯兰教和中国儒家文化融会贯通的产物，表面看起来，似是奇谈怪论，实际上赋予了“孝”以新的涵义，是大有深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