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的插图，除卷面的一幅是他本国的印本，卷头的一幅从J·Drinkwater编的《TheOutlineofLiterature》，他和夫人的一幅从《Sphere》取来的之外，其余七幅，都是出于德人JuliusHart的《托尔斯泰论》和日本译的《托尔斯泰全集》里的。这全集共六十本，每本一图，倘使挑选起来，该可以得到很适宜的插画，可惜我只有六本，因此其中便不免有所迁就了。卷面的像上可以看见Gorky看得很以为奇的手；耕作的图是Riepin于一八九二年所作，颇为有名，本期的Lvov－Rogachevski和藏原惟人的文章里，就都提起它，还有一幅坐像，也是Riepin之作，也许将来可以补印。那一张谑画（Caricature），不知作者，我也看不大懂，大约是以为俄国的和平，维持只靠兵警，而托尔斯泰却在拆掉这局面罢。一张原稿，是可以印证他怎样有闲，怎样细致，和Dos－toievski的请女速记者做小说怎样两路的：一张稿子上，改了一回，删了两回，临末只剩了八行半了。
至于记念日的情形，在他本国的，中国已有记事登在《无轨列车》上。日本是由日露艺术协会电贺全苏维埃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一面在东京读卖新闻社讲堂上开托尔斯泰记念讲演会，有Maiski的演说，有Napron女士的Esenin诗的朗吟。
同时又有一个记念会，大约是意见和前者相反的人们所办的，仅看见《日露艺术》上有对于这会的攻击，不知其详。
欧洲的事情，仅有赵景深先生写给我一点消息——“顷阅《伦敦麦考莱》十一月号，有这样几句话：‘托尔斯泰研究会安排了各种百年纪念的庆祝。十月末《黑暗的势力》和《教育之果》在艺术剧院上演。AnnaStan－nard将《AnnaKarenina》改编剧本，亦将于十一月六日下午三时在皇家剧院上演。同日下午八时P·E·N·会将为庆祝托尔斯泰聚餐，Galsworthy亦在席云。’
“又阅《纽约时报》十月七号的《书报评论》，有法国纪念托尔斯泰的消息。大意说，托尔斯泰游历欧洲时，不大到法国去，因为他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所以不大欢喜法国的文学。他在法国文学中最佩服三个人，就是Stendhal，Balzac和Flaubert。对于他们的后辈Mau－passant，Mirbeau等，也还称赞。法国认识托尔斯泰是很早的，一八八四年即有《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一八八五年又有《AnnaKarenina》和《忏悔》的法译本。M·Bienstock曾译过他的全集，可惜没有完。自从EugèneMelchiordeVogüe在一八八六年作了一部有名的《俄国小说论》，法国便普遍的知道托尔斯泰了。今年各杂志上更大大的著论介绍，其中有M·Rappoport很反对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说他是个梦想的社会主义者。但大致说来，对于他还都是很崇敬的，罗曼罗兰对他依旧很是忠心，与以前做《托尔斯泰传》时一样。”
在中国，有《文学周报》和《文化战线》，都曾为托尔斯泰出了记念号；十二月的《小说月报》上，有关于他的图画八幅和译著三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鲁迅记。
八
这一本校完之后，自己觉得并没有什么话非说不可。
单是，忽然想起，在中国的外人，译经书，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将现在的文化生活——无论高低，总还是文化生活——绍介给世界。有些学者，还要在载籍里竭力寻出食人风俗的证据来。这一层，日本比中国幸福得多了，他们常有外客将日本的好的东西宣扬出去，一面又将外国的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输运进来。在英文学方面，小泉八云便是其一，他的讲义，是多么简要清楚，为学生们设想。中国的研究英文，并不比日本迟，所接触的，是英文书籍多，学校里的外国语，又十之八九是英语，然而关于英文学的这样讲义，却至今没有出现。现在登载它几篇，对于看看英文，而未曾留心到史底关系的青年，大约是很有意义的。
先前的北京大学里，教授俄，法文学的伊发尔（Ivanov）和铁捷克（Tretiakov）两位先生，我觉得却是善于诱掖的人，我们之有《苏俄的文艺论战》和《十二个》的直接译本而且是译得可靠的，就出于他们的指点之赐。现在是，不但俄文学系早被“正人君子”们所击散，连译书的青年也不知所往了。
大约是四五年前罢，伊发尔先生向我说过，“你们还在谈Sologub之类，以为新鲜，可是这些名字，从我们的耳朵听起来，好像已经是一百来年以前的名字了。”我深信这是真的，在变动，进展的地方，十年的确可以抵得我们的一世纪或者还要多。然而虽然对于这些旧作家，我们也还是不过“谈谈”，他的作品的译本，终于只有几篇短篇，那比较长些的有名的《小鬼》，至今并没有出版。
这有名的《小鬼》的作者梭罗古勃，就于去年在列宁格勒去世了，活了六十五岁。十月革命时，许多文人都往外国跑；他却并不走，但也没有著作，那自然，他是出名的“死的赞美者”，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里，当然做不出东西来的，做了也无从发表。这回译载了他的一篇短篇——也许先前有人译过的——并非说这是他的代表作，不过借此作一点记念。
那所描写，我想，凡是不知道集团主义的饥饿者，恐怕多数是这样的心情。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鲁迅。
九
这算是第一卷的末一本了，此后便是第二卷的开头。别的期刊不敢妄揣，但在《奔流》，却不过是印了十本，并无社会上所珍重的“夏历”过年一样，有必须大放爆竹的神秘的玄机。惟使内容有一点小小的结束，以便读者购阅的或停或续的意思，却是有的。然而现在还有《炸弹和征鸟》未曾完结，不过这是在重要的时代，涉及广大的地域，描写多种状况的长篇，登在期刊上需要一年半载，也正是必然之势，况且每期所登也必有两三章，大概在大度的读者是一定很能够谅解的罢。
其次，最初的计画，是想，倘若登载将来要印成单行本的译作，便须全部在这里发表，免得读者再去买一本一部份曾经看过的书籍。但因为译作者的生活关系，这计画恐怕办不到了，纵有匿名的“批评家”以先在期刊上横横直直发表而后来集印成书为罪状，也没有法子。确是全部登完了的只有两种：一是《叛逆者》，一是《文艺政策》。
《叛逆者》本文三篇，是有岛武郎最精心结撰的短论文，一对于雕刻，二对于诗，三对于画；附录一篇，是译者所作；插画二十种，则是编者加上去的，原本中并没有。《文艺政策》原译本是这样完结了，但又见过另外几篇关于文艺政策的文章，倘再译了出来，一切大约就可以知道得更清楚。此刻正在想：再来添一个附录，如何呢？但一时还没有怎样的决定。
《文艺政策》另有画室先生的译本，去年就出版了。
听说照例的创造社革命文学诸公又在“批判”，有的说鲁迅译这书是不甘“落伍”，有的说画室居然捷足先登。其实我译这书，倒并非救“落”，也不在争先，倘若译一部书便免于“落伍”，那么，先驱倒也是轻松的玩意。我的翻译这书不过是使大家看看各种议论，可以和中国的新的批评家的批评和主张相比较。与翻刻王羲之真迹，给人们可以和自称王派的草书来比一比，免得胡里胡涂的意思，是相仿佛的，借此也到“修善寺”温泉去洗澡，实非所望也。
又其次，是原想每期按二十日出版，没有迟误的，但竟延误了一个月。近时得到几位爱读者的来信，责以迟延，勉以努力。我们也何尝不想这样办；不过一者其中有三回增刊，共加添二百页，即等于十个月内，出了十一本的平常刊；二者这十个月中，是印刷局的两次停工和举国同珍的一回“夏历”岁首，对于这些大事，几个《奔流》同人除跳黄浦江之外，是什么办法也没有的。譬如要办上海居民所最爱看的“大出丧”，本来算不得乌托邦的空想，但若脚色都回家拜岁去了，就必然底地出不出来。所以，据去年一年所积的经验，是觉得“凡例”上所说的“倘无意外障碍，定于每月中旬出版”的上一句的分量，实在着重起来了。
孙用先生寄来译诗之后，又寄一篇作者《Lermontov小记》来。可惜那时第九本已经印好，不及添上了，现在补录在这里——“密哈尔·古列维支·莱芒托夫（MikhailGurievi－tchLermontov）在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于莫斯科，死于一八四一年七月廿七日。是一个俄国的诗人及小说家，被称为‘高加索的诗人’的，他曾有两次被流放于高加索（1837，1840），也在那儿因决斗而死。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小说《我们的时代的英雄》和诗歌《俄皇伊凡·华西里维支之歌》，《Ismail－Bey》及《魔鬼》等。”
韦素园先生有一封信，有几处是关于Gorky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的，也摘录于下——“读《奔流》七号上达夫先生译文，所记有两个疑点，现从城里要来一本原文的Gorky回忆托尔斯泰，解答如下：
1·《托尔斯泰回忆记》第十一节Nekassov确为Nek－rassov之误。涅克拉梭夫是俄国十九世纪有名的国民诗人。
2·“Volga宣教者”的Volga是河名，中国地理书上通译为涡瓦河，在俄国农民多呼之为‘亲爱的母亲’，有人译为‘卑的说教者’，当系错误。不过此处，据Gorky《回忆杂记》第三十二节原文似应译为‘涡瓦河流域’方合，因为这里并不只Volga一个字，却在前面有一前置词（za）故也。
以上系根据彼得堡一九一九年格尔热宾出版部所印行的本子作答的，当不致有大误。不过我看信比杂记写得还要好。”
说到那一封信，我的运动达夫先生一并译出，实在也不只一次了。有几回，是诱以廿言，说快点译出来，可以好好的合印一本书，上加好看的图像；有一回，是特地将读者称赞译文的来信寄去，给看看读书界的期望是怎样地热心。见面时候谈起来，倒也并不如那跋文所说，暂且不译了，但至今似乎也终于没有动手，这真是无可如何。现在索性将这情形公表出来，算是又一回猛烈的“恶毒”的催逼。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鲁迅记。
十
E·Dowden的关于法国的文学批评的简明扼要的论文，在这一本里已经终结了，我相信于读者会有许多用处，并且连类来看英国的批评家对于批评的批评。
这回译了一篇野口米次郎的《爱尔兰文学之回顾》，以译文而论，自然简直是续貂。但也很简明扼要，于爱尔兰文学运动的来因去果，是说得了了分明的；中国前几年，于Yeats，Synge等人的事情和作品，曾经屡有绍介了，现在有这一篇，也许更可以帮助一点理解罢。
但作者是诗人，所以那文中有许多诗底的辞句，是无须赘说的。只有一端，当翻译完毕时，还想添几句话。那就是作者的“无论那一国的文学，都必须知道古代的文化和天才，和近代的时代精神有怎样的关系，而从这处所，来培养真生命的”的主张。这自然也并非作者一人的话，在最近，虽是最革命底国度里，也有搬出古典文章来之势，编印托尔斯泰全集还是小事，如Trotsky，且明说可以读Dante和Pushkin，Luna－charski则以为古代一民族兴起时代的文艺，胜于近来十九世纪末的文艺。但我想，这是并非中国复古的两派——遗老的神往唐虞，遗少的归心元代——所能引为口实的——那两派的思想，虽然和Trotsky等截然不同，但觉得于自己有利时，我可以保证他们也要引为口实。现在的幻想中的唐虞，那无为而治之世，不能回去的乌托邦，那确实性，比到“阴间”去还稀少；至于元，那时东取中国，西侵欧洲，武力自然是雄大的，但他是蒙古人，倘以这为中国的光荣，则现在也可以归降英国，而自以为本国的国旗——但不是五色的——“遍于日所出入处”了。
要之，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拉旧来帮新，结果往往只差一个名目，拖《红楼梦》来附会十九世纪式的恋爱，所造成的还是宝玉，不过他的姓名是“少年威德”，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但他的雅号也许却叫作“突变”。
卷末的一篇虽然不过是对于DouglasPercyBliss的《AHistoryofWood－Engraving》的批评，但因为可以知道那一本书——欧洲木刻经过的大略，所以特地登载了。本卷第一，二两册上，还附有木刻的插图，作为参考；以后也许还要附载，以见各派的作风。我的私见，以为在印刷术未曾发达的中国，美术家倘能兼作木刻，是颇为切要的，因为容易印刷而不至于很失真，因此流布也能较广远，可以不再如巨幅或长卷，固定一处，仅供几个人的鉴赏了。又，如果刻印章的人，以铁笔兼刻绘画，大概总也能够开一新生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