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鹰在《我是城管》中提到一件事，他在调进城管局之前，也曾认为城管所没收的物品被队员们私下瓜分，因此他刚到城管局就立马询问主持工作的副大队长丁武实情是不是那样，想不到丁武说得斩钉截铁：“周局，冤枉啊！要是我们的队员吃过一个没收来的西瓜就烂舌头！所有收缴的物品凡能吃的全部送到敬老院，不能吃的全部堆在仓库，集中处理。”周亚鹰说，在了解城管真实形象的人来说，有些外界的质疑根本不值得相信，这也是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让人们知道城管局里真正发生着什么。”
正如周亚鹰所说，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著名作家王宗仁先生就在评论文章《现实生活绽放的散文之花》中坦诚道：“我对城管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并产生一种深深的同情之心，真心话，还是读了周亚鹰的散文《我是城管》之后。”
而作家梁晓声也在评论中写道：“《我是城管》如同一份起诉书。”之后，作家阿成、蒋建伟、陈奕纯、贾凤山、高尔纯、原野等人先后为其写了评论。
要给这本书拍电视剧的有之，为其开展作品研讨会的也有之。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但最让周亚鹰感动的，还要属读者大众。
周亚鹰告诉《方圆》记者：“宁波一个小学生，看了这本书之后，让其家长想方设法与我取得联系，并告诉我说，读我的文章是她暑期最大的收获，但看完后觉得我写书肯定会得罪不少人，她担心我人身受到威胁，提醒我要注意安全。”
据《方圆》记者了解，11月17日，周亚鹰在江西南昌举办的新书发布会现场，更是聚集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市民。通过在场媒体记者的采访，不少人皆透露出对此书一致的看法，之前对城管的印象极差，而购买此书来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好奇，想看看到底城管是个什么样子。
周亚鹰说，对《我是城管》一书的争议，其实很大部分源于对城管的争议。所以写这样一本书，就必须解答什么是真正的城管，通过真实的片段，来重现城管所面临的现状的原因以及城管与商贩对立化的根源。
体制不健全是矛盾根源
“城管职业为什么会变得让人如此憎恶？我认为是大家的思维定势局限了对其的认识，而仅仅将城管定义为：在街上管马路的那些人。”周亚鹰告诉《方圆》记者，这是大家普遍走入的误区。
周亚鹰说：“其实在街上管理的那支队伍叫城管执法队，那只是城管的一个小分支。真正的城市管理是管理与服务为一体的。从字面意思来讲，城管，顾名思义是城市的管理者。在一个城市区域范围里面，从事城市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都可以称为城管。它包含园林绿化、路灯亮化、环卫净化、市容市貌、煤气燃气、道路维护、供水排水、污水处理以及城管执法在内等等众多职能。”
那为何大家偏偏对城管执法的印象要强于其他方面呢？
“这是由于城管执法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周亚鹰坦诚道，执法容易产生矛盾。
其实，谁都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管教。摊贩们有自己难念的经，不是生活所迫也不会采取这种方式对搞城管。但城市管理是公共领域，抵触者就要受限受罚，所以必须要有一支执法队伍来维持秩序。说白了，城管执法就是要去得罪人。
周亚鹰在《我是城管》中就写到：人管人是最难管的，尤其是那些占道经营的底层弱势群体，当城管队员与小摊小贩发生冲突时，舆论当然会去同情“弱者”，指责之后的结果便是如今这般——城管就是管占道经营小摊小贩，就是踢摊翻篮拗秤打人，就是欺负普通百姓——城管的名誉就是这样被毁的。
“由于目前城管执法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不高，执法不当确实是普遍现象。自己不争气，败坏了城管执法形象，我认为是重要原因。”周亚鹰认为首先应当从自身队伍质量中找原因。
而与此相对应的，城管执法对象缺乏法律意识，也是造成这种矛矛盾的主要原因。
在《我是城管》一书中，周亚鹰就写过一篇《她说城管打她，原来是她打了城管》的文章，将中年妇女摊贩柴某同城管巡逻队冲突的始末如实铺陈相告，还原真相，改变江西当地媒体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其实，现实中摊贩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暴力抗法”的事件也是屡见不鲜。
周亚鹰表示，流动摊贩与城市管理的博弈背后，应当重视体制的原因，从体制的不健全去看待矛盾的产生。
周亚鹰在书中指出，我国的城市管理者一直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处境，到目前为止，连一部完整的关于城市管理的法律都没有。这就导致了城管执法缺乏强有力依据的现状，城管执法者的职能未能理顺，各个地方城管范围也不统一，谈何有序执法？
更加让周亚鹰担忧的是，其实现在，以他所在的广丰县为例，他们的城管队员是不具备执法资格的，并与他们的执法主体分离。“我们广丰县的城管执法主体在建设局里，我们城管局只是建设局派生的一个部门，因管理问题难搞又无利可图，就将责任推到城管局，但我觉得在这样的体制机制下，部门间推卸责任似乎情有可原。可是要是市民哪天跟我们城管一较真，我们每一起执法官司都必输无疑。”
除了执法机构之间职责交叉的尴尬以外，周亚鹰也谈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处罚程序的可行性值得探索和完善。他告诉《方圆》记者，一般的执法程序应该是分三步走：说教、下达处罚通知书、处罚决定书。但这个流程实施起来颇有难度。因此但凡城管执法便会跳过上述流程直接进行处罚。这样也就为日后处理官司纠纷埋下隐患。“如果人家跟我们打官司，也可以说我们城管‘执法程序不到位’。”
提高城市意识是出路
这几年的城管工作，让周亚鹰认识到，城市管理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体制也的确难以理顺，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让其成熟壮大，而在这期间，改善现状最好的办法，是要在意识层面上得到改善，那就是要在主观能动上提高“城市意识”。
“中国的‘城市病’患得不轻，中国县级城市的病尤其严重。”周亚鹰在书中写到，因中国城市化速度太快，“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我们的政府没有做好准备，导致了‘城市病’的发生；另一方面是市民没有做好准备，‘城市意识’不高，加重了‘城市病’的程度。
“这种情况下，城市如果没有城管存在，根本无法想象。换句话说，如果作为城市主体的市民其城市意识不提高，那么谁来当城管都是一样的结果。”周亚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道：“我希望看过我书的人们，能够在书中那些看似很搞笑的交锋故事中反省一下，自己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市民，或者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城市管理者。”
文人和官员的角色转换
城管局长写书，很多人好奇周亚鹰是如何兼顾工作和兴趣的。周亚鹰告诉《方圆》记者，他的这两种身份和风格，在他身上的分量是各占一半的。“我最好的文章也是在我最忙的时候写出来的。忙不是不动笔的借口，其实最忙的时候恰恰是灵感和体验最多的时候。”
谈到文化对一个城市的作用，周亚鹰表示，他在文中也提到，希望将广丰县打造成光阴文化之城，这个想法源自唐末五代十国著名诗人、广丰县第一位进士王贞白的千古绝句“一寸光阴一寸金”。周亚鹰表示，一个城市也要具有独特的文化标志，一个地方，一定要具备属于他自身的精神向度，没有文化的城市会变得庸俗。
“在法规与政策不很健全的情况下，城市管理要有起色，除了智慧与廉政外，城管局长还得勤勉与精细，城管工作无大事，城管工作动态性太强，我得事必躬亲，不然做不好工作。对于被执法的对象，还得多一点恻隐之心。”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而作为官员的周亚鹰谈了口气说：“其实每次罚完了他们，我心里就难受很长时间，虽然违反城市管理规定，但他们首先是值得同情的。”
注：本文为《方圆》杂志记者毛亚楠在北京“周亚鹰散文研讨会”期间所作专访文章，配发照片（摄影记者张哲），刊载于《方圆》杂志总第333期（2012年12月），多家媒体转载。《民主与法制时报》专访
5、“呐喊”局长欲为城管正名
张晓娜
在老百姓心目中，“城管”就是踢、翻、踩、拗、抢、打。在一位城管局长的眼里，民众对这个群体有太多的误解。他专门出书为这个群体鼓与呼，既为城管正名，也是自己心灵的渲泻。
“我就是城管。”2012年11月17日，周亚鹰站出来向全世界宣布。
事实上，周亚鹰不仅是城管，还是城管的“头儿”——城管局长。
78章20余万字的《我是城管》出炉后，着实让江西省广丰县城市管理局局长周亚鹰火了一把。
上任两年多的他在这部书中将城管的是是非非、七七八八，酣畅淋漓地晒出，赢得了“呐喊”局长的美誉。
此前，谁都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城管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并不好。而认为城管和小商小贩的较量是城管工作全部的人更是大有人在。之所以形成这种认识，周亚鹰将误区归因于“对城管的工作性质不了解，对城管的工作职能不清楚”。
“我写书之初并非只是为呐喊和正名，实为心灵的宣泄。”周亚鹰在面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时，没有丝毫掩饰。
狭义理解
踢（担子）、翻（摊位）、踩（菜篮）、拗（杆秤）、抢（物品）、打（小贩）。
如果说用这6个高度概括的词来描述一种职业，一定会有人脱口而出：这说的不就是城管吗？
对于民众的内心感受，周亚鹰体会极深：“当我站出来说‘我是城管’后，就遭到了老百姓的痛骂。”
显然，人们对这部书书名的关注远远胜于对其内容的关注。
“这个书名不吸引人，影响销量”的帖子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参与。网友们群策群力，绞尽脑汁为周亚鹰琢磨书名。其中不乏《力拔摊兮气盖世——我的城管生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城管》、《我是城管我怕谁》、《杀出一条街》、《亮“贱”——我是城管》、《城管，刀子，小贩》、《特种部队之我的城管生涯》、《我的城管生涯之小贩吓破胆篇》等等。
对于其中夹杂的调侃意味，周亚鹰并没有过于在意，他自信地表示：“骂我的网友一定没有看过我的书，而是一看到城管两个字就进行评论，真正看过这部书的人，都对城管工作有了重新的认识。”
“百姓在对城管的认识上存在一个误区。”周亚鹰解释道，“他们把本来包含着众多职能在内的城市管理职能无限缩小到只有一项工作，那就是城管执法工作，又把城管执法工作缩小到仅仅是清理占道经营。然而，这并不是城管工作的全部。”
工作中，其他单位和部门不愿管的事都推给城管，管不了的事踢给城管，城市里新出现的没有利益的工作交给城管，周亚鹰感到城管部门像极了“电脑回收站”。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诸如本来由交警部门管的黄包车、本该由工商管的马路上摆摊设点、由供电部门管的路灯、由民政部门负责的流浪在街头的精神病患者等等，最后都由城管部门负责。
没有“上级”的城管局
周亚鹰调侃：城管局找不到“爷爷”。
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好笑。据了解，城管局是由建设局分离而来的新单位，拿2006年成立的广丰县城管局来说，是一个县级城市城管局，比广丰县高一级的地级城市上饶市也有城管局。但再往上循，江西省并没有“城管厅”这一单位，仅有“江西省住建厅”，其下并未设“城管处”，只有“城建处”这一机构，还主要对应建设局和房管局的功能。
了解城管工作的人会知道，城市管理工作事无巨细，几乎涉及城区所有部门。诸如园林绿化、路灯亮化、环卫净化、市容市貌、煤气燃气、道路维护、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和城管执法等等工作均在职能范围之内。周亚鹰做过一次统计，这些职能与至少30个部门交叉。在工作中，各项需多个部门配合的工作因得不到其他部门的支持，常有无法正常开展的情况发生。
谁能当城管
广丰县城管局下属有个单位专门从事城市管理违规执法的工作，叫城建管理监察大队，简称城管队，可当地的人们不叫它城管队，而叫它“神狗队”。
“神狗”即疯狗的意思，人们常用“神狗来了”代替“城管来了”。
对此，城管队员很有苦衷，城管大队副队长郑建军几乎每一天只要有时间都会去清理占道的小贩，他告诉记者：“我们每天跟小贩们一遍遍地讲，不要占道，跟念经一样，但每天都是从零开始，小贩们不但不理解，反而会得寸进尺。多次劝说无效，只能清理整治。市民们对我们误解，是因为他们只是看到我们执法，在收缴小贩们的东西，却看不到我们之前所做的各种劝说工作。”
城管和小贩的故事就像是一部电视连续剧，每天都在无休无止地重复中。
由于占道经营的小贩大多来自城乡底层的弱势群体，一旦与城管队员发生冲突，人们总是将同情的目光投向了小贩。就像小贩们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没有人会怀疑，但如果城管队员说自己是弱势群体，多少让人感到有点矫情一样。
工作一遍遍做，城管队员们没人说辛苦，但他们却害怕，整个社会舆论一边倒，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指责城管。
2012年6月，广丰县一位中年妇女柴某向江西媒体举报城管队员打她，媒体记者来到城建管理监察大队，全面调查走访后，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她说城管打她，原来是她打了城管。”
值得一提的是，与城管队员的“恶”相比，小贩们从来就没有示弱过，他们也在与城管们斗智斗勇。
周亚鹰上任之后，他告诉城管队员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出第一拳”，有了这个原则，城管队员们执法时都尽量保持着克制。但遗憾的是，在一年中，还是发生了好几起队员被打伤的事。
“2012年度，城管局仅拿出的医药费就有15万多元，对方把我们打伤，还要我们赔给他们医药费，你说委屈不委屈？”周亚鹰的脸上写满无奈。
城管大队长邓登铭被队员们称呼为“邓大”，每次队员们出去执法时他都非常担心，既担心队员们的安危，又担心和小贩们发生冲突。这个时候，他一般不会离开办公室，因为知道，过不了一会儿，就有小贩跑来找他说情，甚至大闹城管大队。城管大队大门上的玻璃至今还有裂纹没有换掉，这是小贩们半夜来给砸坏的。
无法可依
当民众聊天骂城管、上街防城管、上网打城管游戏，指责城管工作不力、方法简单野蛮暴力执法时，有谁会想到，在拥有几千个城市的中国，至今为止，连一部完整的关于城市管理的法律都没有，城市管理者一直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大家都明白，天天在街上巡逻执法的城管队员并不具备执法资格，一直处于违规执法的尴尬境地。
城管队员们私下里聊天都对他们的执法行为不无担心，有队员就表示：“要是市民跟我们城管一较真儿，到法院去告我们，那一告一个准，我们每一起执法行为都会宣告无效，我们每一起执法官司都必输无疑。”
2010年8月，周亚鹰从国资委调往城管局。他用了不到10天时间就熟悉了城管部门的政策和规章，在这里面，他发现城管部门没有一部属于自己职能的法律，这是最大的问题，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工作做起来都无法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