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茅盾君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共收小说八篇；排列似乎是按性质而不按写作的时日。其中《春蚕》一篇，已经排成电影。本书最大的贡献，在描写乡村生活。《林家铺子》《春蚕》《秋收》《小巫》四篇都是的。作者在跋里说《林家铺子》是他“描写乡村生活的第一次尝试”。他这种尝试是成功了，只除了《小巫》。《林家铺子》最好；不但在这部书里，在他所有的作品里，也是如此。这篇里写南方乡镇上一家洋广货店的故事。那林老板“是个好人，一点嗜好都没有，做生意很巴结认真”，但“一年一年亏空”，挣扎着，挣扎着，到底倒闭了铺子，自己逃走。原来“内地全靠乡庄生意，乡下人太穷，真是没有法子”。这正是“九一八”以后，“一二八”前一些日子，上海的经济非常不景气，内地也被波及。乡下人的收获只够孝敬地主们和高利贷的债主们，没有一点一滴剩的。所以虽在过新年的时候，他们也不能买什么东西。加上捐税重，开销大，同业的倾轧，局长党委的敲诈，凭林老板怎样抠心挖胆，剜肉补疮，到底关门大吉，还连累了一个寡妇和一个老婆子。她们丢了存款，如丢了性命一样。这其间写林老板的挣扎，一层层地展开，一层层地逼紧，极为交互错综；他试验了每一条可能的路，但末了只能走上他万分不愿意的那条路。写他矛盾的心理，要现款，亏本卖，生意好他自然乐意，可是也就越心疼，这是一。一面对付外场，一面不愿让老婆和女儿知道真实情形，这是二。这些都写得无孔不入，教人觉得林老板是这样一个可怜人；更可怜的是，他简真“不知道坑害他到这地步的，究竟是谁”。但作者所着眼的却是事，不是人。
《春蚕》《秋收》同一用意而穿插不同。都写一二八以后南方的农村，都以农人“老通宝”为线索。他生平只崇拜财神菩萨与健康的身子。辛苦了四五十年，好容易挣下了一份家当；又有儿，又有孙。可是近年来不成了，他自己田地没了，反欠人三百元的债务，所以一心一意只盼望恢复他家原来样子，凭着运气与力气。他十分相信这两样东西；情愿借了高利贷的钱来“看蚕”，来灌田。结果茧子出得特别多，米的收成也大好。可是茧厂多数不开门，米价也惨跌下去。有东西卖不出钱。“白辛苦了一阵子，还欠债！”原因自然多得很。一般的不景气，人造丝与洋米的输入，苛捐杂税等等。可是“老通宝”不会想到这些。春蚕后他大病一场，秋收后他死了。他的大儿子“阿四”与儿媳“四大娘”不像他固执，却也没主见，只随着众人脚跟走。他的二儿子“多多头”倒有些见解，知道单靠勤俭工作是不能“翻身”的。但他也不能想得怎样明白，乡村里不外这三种人，第二种最多。
新文学里的乡村描写，第一个自然是鲁迅君，其次还有王鲁彦君。有《柚子》《黄金》两书。鲁迅君所描写的是封建的农村，里面都是些“老中国的儿女”。王鲁彦君所描写的，据说是西方物质文明侵入后的农村；但他作品中太多过火的话，大概不是观察，是幻想。茅盾所写的却是快给经济的大轮子碾碎了的农村。这种农村因为靠近交通的中枢不能不受外边的影响；它已成为经济连索中的一个小小圈圈儿了。这种村人的性格也多少改变了些，“多多头”那类人，《呐喊》里就还没有。《呐喊》里的乡村比较单纯，这三篇里的便复杂得多。
这三篇写得都细密，《林家铺子》已在上文论及。《春蚕》中“看蚕”的经过情形，说来娓娓入情，而且富于地方色彩，教人一新耳目。篇中又多用陪衬之笔，如《林家铺子》中的林大娘林小姐，《春蚕》中的“荷花”“六宝”两个女人，《秋收》中的“小宝”“黄道士”等。或用以开场，或用以点缀场面，或用以醒脾胃。好处在全文打成一片，不松散，不喧宾夺主。甚至于像《秋收》中“抢米囤”风潮一节，虽然有声有色，却只从侧面写，也并不妨碍全篇的统一。作者颇善用幽默，知道怎样用来调剂严重的形势，而不流于轻薄一路。
书中其余五篇都非成功之作。《小巫》像流水账，题名也太晦。《右第二章》叙两件事，不集中。《喜剧》全靠空想，有些不近情理。《光明到来的时候》满是泛泛的议论。《神的灭亡》太简单，太平静，力量还欠深厚。作者在《跋》里说，他的短篇小说实在有点像缩紧了的中篇——尤其是《林家铺子》。
的确，作者的短篇，都嫌规模大，没有那种单纯与紧凑，所谓“最经济的文学手段的”。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也是一样。那本书里只有《创造》与《一个女性》是成功的，别的三篇都不算好。作者在本书的“跋”里又说他是那么写惯了，一时还改不过来；他的短篇失败的多，这大概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吧。他的长篇气魄却大，就现在而论，似乎还没有人赶得上；失于彼者得于此，就他自己说，就读者说，都不坏。因为短篇作家有希望的还有几个，长篇作家现在却只有他一个。
但严格地说，他的长篇的力量也还不十分充足。就以近作《子夜》而论，主要的部分写得确是淋漓尽致，陪衬的部分就没能顾到，太嫌轻描淡写了。他现在的笔力写《林家铺子》那样的中篇最合适，最是恢恢有馀，所以这一篇东西写得最好。
但相信他的将来是无限的。
1933年7月3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8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