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钟明分别好几年了，今年夏天在重庆匆匆一见，谈得很高兴。他的工作很忙，工作的兴致很好。但那一见太匆匆了，没有来得及问他这几年的经过的细节；这些也是我乐意知道的。近来他让他的弟弟钟兴先生送来他七年来所发表的文字，说要出一本书，请我作一篇序，我细读了这些文字，仿佛听他自己告诉我这几年的故事似的，觉得津津有味。这就弥补了我们夏天见面时的缺憾了。
这些文字多半是议论和杂感，也有叙事的，题材虽然都是陈旧的踪迹了，可是读起来并不缺少新鲜的趣味。因为有些题材和我们关系太大，太切，我们不会忘记。而钟明那管笔圆转自如，举重若轻，也教人不会倦。这些文字里有许多处论到抗战前的中日关系，可以见出钟明的热情和苦心；当时读了他的议论一定会抑郁不堪的。可是现在读起来轻松得多了。我们抗战已上了第六年，而且胜利的日子越过越近了。
我们毕竟抬起头来了。读钟明的这种文字，真像吃了橄榄在回甜。感慨和安慰交织在我的心里，这一段儿过去真在我眼前活着。
钟明的职务似乎不能离开宣传，可是读他的文字，并不觉得他在宣传。一般的宣传有时不免夸张，有时不免刻厉；这就教人不敢轻易相信，而且时有戒心，不容易跟宣传者打成一片。钟明的文字却只娓娓说来，不装门面，不摆架子，而能引人入胜。他能让读者和他水乳交融——至少在读他的文字时如此。他是一个很好的记者，虽然并未加入记者群。记者的写作，最要紧的是亲切；这正是钟明的长处。
钟明在《呕心苦唇录·自序》里说：“虽皆芜语，悉出至诚”，惟其“悉出至诚”，才能亲切有味。宣传与写作都不能缺少这种至诚的态度。他又在他的《第二集自序》里说：“其中典礼集会之词，标新立异固不可，机械陈腐亦不可，每殚精极思，广事征引，而学识肤浅，语焉不畅。”这也是至诚的态度的表现。钟明的文字读起来像流水一般，其实是经过一番惨淡经营来的。
钟明正在壮年，他的事业和文章都有无限的前途，本书不过发轫罢了，我们对于他的期望是很大的。
1942年，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