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主席说过，“五四”是“人的发现”，但“五四”同时也是“青年的发现”与“现代的发现”。在“五四”以前，是老人才有权威，现在却要年青才行，像我这样头发白了的人是不行了，现代的发现则是要把握住现在。“五四”时代的文艺我想分三方面来说。
第一，是从新文体到白话文，新文体是清末时代的新生文体，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和胡适之，主张推翻桐城派和文选派的文体，八股更要推翻，新文体是要应用到报纸上，要使了解的人更多。要通俗化，对象是读书人和受新教育的青年，也就是开通民智。梁启超的文章确曾收到了大的效果，民国以后《新青年》出版，胡适之与陈独秀提倡白话文学，白话的来源，除旧小说之外，我看还有当时的讲演，讲演对语言的帮助很大；再有一种是与传统有关的语录，语录是宋代学家讲授时的笔录。旧小说中的话是像说书人的话，因为来自民间，表现出受压迫的情绪，都带有自嘲的口诀式的，以致乐为目的的滑稽，或说是侍候人的口气。到今天说大鼓的还要说“侍候您一段”，语录便是没有“侍候人的气息”的白话，影响很大。白话文学后来受欧化影响，又生变化，但白话文学确是经过“五四”才广泛展开来的。
第二，谈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五四”在民国八年，新文学运动在民国六年，应从民国六年说起，胡适之写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则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说过他的主张是温和的，如无陈的激烈运动，白话不会开展得这么快。其内容用胡适之自己的话说是“文字解放”“文体解放”，八不主义中有三不是“不要言之无物”，“不做无病呻吟”，“不避俗语俗字”，这是用当时的言语来表达出来的。用今天的话说便是属于人民的，因为有一点须要说明，中国白话由来已久，胡适之在白话文学史中的意见是正确的，唐朝以后士与民之间的对流很大，宋以后，民间的东西如小说戏剧都抬起头来，白话便开始于人民要表现自己的东西。陈独秀的主张，是用国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用写实文学反对古典文学，用社会文学反对山陵文学；国民便是人民，社会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写实文学是用人民的语言，所以总括一句，便是“人民文学”。
因为时代的不同，那时候不能说的这么干脆，但也已经很干脆了。
第三要说到鲁迅先生，有了理论，还要有创作，就是“拿出证据来”。他的第一部创作便是《狂人日记》，里面提到礼教与孩子，那时的批评，说它是“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了象征的意义”，“吃人的礼教”。这句话在今天听来平常，当时却如洪水猛兽，说这句话的便是狂人，今天不是狂人也要说这样的话，足见是进步了。礼教怎么吃人的？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强凌弱，大吃小，强者大者便是封建社会里的统治阶级，“士”也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并非纯是势利，被吃的人便是村人，就是农民，所以批评《狂人日记》者说“发现了村人的性格”，村人便是封建社会下被压迫被损害的一群。胡适之说过，一个人是爸爸的儿子，爷爷的孙子，又是儿子的爸爸，上下夹攻，没有办法；如果有了七八个孩子，慢说现在，就在“五四”时候也毫无办法。《狂人日记》里喊出“救救孩子！”并且要打倒孔家店，“孔家店”便是当时给“封建社会”的代名词，鲁迅便是肩起闸门放出孩子去的。他当时虽认为希望不多，但希望总是有的，他就用艺术方法表现了出来，要怎样救救孩子呢？就是说两位先生，一位是德先生，一位是赛先生，到今天也仍然如此，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五四”时代的文艺。
1947年5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