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先对家庭教育早已有了充分的认识。东汉时期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父，家长率教者。”宋代王应麟在《三字经》中则说：“子不教，父之过。”清代李雍熙在《孝行庸言》中亦说：“天下有贤父兄，何患无贤子弟哉！”这说明，在中国，作为家长的“父”，自古以来就是以教育子女为己任的。
在中国，家庭不仅是生产和生活的单位，而且还是实施教育的单位，诚如清代学者孙奇逢所说：“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孝友堂家训》）。自古以来，中国涌现出许多家庭教育思想家和系统阐述家庭教育主张的专门著作。如南北朝时期最博学的教育思想家颜之推不仅把家庭教育放在教育的首位，以家长身份在家庭实施其教育主张，而且撰成有很大影响的《家训》。宋代袁采则撰成有“《颜氏家训》之亚”
美称的《袁氏世范》。此外，明代庞尚鹏的《庞氏家训》、吴麟徵的《家诫要言》；清代陈宏谋的《五种遗规》、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训》等等都很有影响。至于近现代，诸如梁启超、陶行知、陈鹤琴、叶圣陶等许多教育家，林则徐、曾国藩、宋耀如、冯玉祥、傅雷等许多著名人士，他们关于家庭教育的主张、思想和实践，又是古代家教主张、思想和实践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总之，我们中国不仅有着重视家教的优良传统，而且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有关家庭教育的资料，这无疑是一笔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尽管由于封建思想的长期影响，其中既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许多封建糟粕，又对母亲教育子女的伟大作用殊少记载，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去分析、批判并予以总结。
家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必要补充，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中国传统家教主张对子女应当“爱之必以其道”，也就是要注意根本与方法。朱熹说：“父母爱其子正也，爱之无穷，而必欲其如何，则邪矣。”（《朱子语类》）“爱之必以其道”的关键是“不可妄憎爱”。（《袁氏世范》）家教的大忌，一是溺爱。韩非即说：“严家无强虏，而慈母有败子”；
“母厚爱处，子多败”。（《韩非子》）颜之推说：“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颜氏家训》）二是偏爱。如颜之推说：“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又说：
“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厚之，更所以祸之。”（同上）三是重才轻德。孙奇逢认为：“教家立范，品行为先。”（《孝友堂家训》）汉代大科学家张衡则说：
“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四是纵容骄惰。史桂芳提出：“劳则善心生，养德养身咸在焉；逸则妄念生，丧德丧身咸在焉。”（《惺堂父集》）五是言而无信，不能以身作则。
许慎的《说文解字》即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孔子则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如果抛弃封建道德等已成糟粕的内容，儒家讲的“正心”、“修身”后才能实行家教的主张，应当说还是合乎逻辑的。在家庭教育的实践中，有必要以史为鉴，既能运用历代积累下来的优良而成功的教子术，又能使这种教育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并能在继承和发扬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的家教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其他国家有关于家教的好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