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钱瑗公派留学英国，一次参观夏洛蒂·勃朗特的家，见厅里挂了幅大画像，她说这是萨克雷。陪同者都疑惑，不会吧？一问管理人员，果然是！大家都感到惊讶，却不知道眼前这位中国学生高中休学在家时，已从那些洋书中见过萨克雷的像，还读过评论家的文章，知道勃朗特暗恋萨克雷，而且《简·爱》里罗彻斯特的原型就是萨克雷！
杨绛说：“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凡·高终生通过画作表达的思想和意愿是，“只要真诚相爱，生命将是永恒的。”如此民主祥和的家，炽热的爱直抵人心。无论钱瑗如何变换角色，她都是父母贴心懂事的好女儿，是父母手心里的宝。钱瑗更是一个十分敬业的学者，在北师大英语系任教授时，治学严谨，在教育与学术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英语文体学方面。这是一门涉及语言学与文学、政治学、媒体研究等相邻学科的交叉学科。20世纪80年代，文体学在中国还是块处女地，钱瑗却是位辛勤耕耘的拓荒者。授课之余，她在教材建设上下足了功夫。编写的《实用英语文体学》（上），自1981年出版已被反复出版过9遍，全国高校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认为“既是一部出色专着，又是一本实用教材，且是同类教材中第一本用英文写作的”。可惜的是，由于钱瑗多年积劳成疾，下册只完成了一部分就病倒了。
1966年“文革”开始，钱锺书夫妇二人先后被揪出，成了“牛鬼蛇神”。钱瑗担心他们，很想回家看看，但自己是党员，必须站稳“立场”……她心事重重，走过众目睽睽的大院时，只好违心地贴出事先写好的大字报。在那黑云压城，人妖颠倒的岁月里，每个人都在扮演面目全非的角色，何等无奈荒诞。而进家后，她却告诉父母，自己已贴出大字报表态了。然后一言不发，紧挨着妈妈坐下，取出针线为妈妈缝制睡衣，又取出一包爸爸最爱吃的夹心糖，剥去糖纸藏入自己的书包，生怕红卫兵发现“牛鬼蛇神”家倒出的垃圾里有“高级”糖纸，给父母惹来麻烦……但她总也改不了自己是非分明，敢于直言的个性。“文革”中期，她因参加编写《英汉词典》出席某全国性的语言大会。那时“左”风大行，会上有人说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对此谬论，大家默然。谁知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助教的钱瑗竟大胆反问：“那毛主席的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弄得“左将”无言以对。
“文革”的狂飙越演越烈，1970年5月，钱瑗的爱人王德一被诬陷“炮打林副统帅”隔离审查，反复批斗后，因不堪受辱，悬梁自尽，给钱瑗留下了终生的伤痛。林语堂说，“许多的时代变迁，也都有引发或标志它的某个事件。”老舍、傅雷夫妇、上官云珠、严凤英……那些惊心动魄，不寒而栗的英灵们何罪何辜？历史可以沉淀，但不应忘记，更不该屏蔽，它虽是伤痕，却是明镜，更是警钟！心灰意冷的钱瑗，一段时间对婚姻消沉，甚至想“永远陪着爸妈”。但钱瑗又是一个敢做敢为的女性，即使在“文革”中，看到一位被勒令扫街的唐云老太太，也难掩同情，她的热心和善良让唐老太万分感动。唐云要把儿子杨伟成介绍给钱瑗，希望他们能组成新的家庭，并且真诚地说：“我们都是要走的，我们不放心你……”经父母劝说，钱瑗决定再婚，此后更担起了孝女、贤妻和良母的责任。她对继子、继女关爱有加，“像大朋友似的”“不是亲娘胜似亲娘”。
命运总是在你猝不及防时，随心所欲地伸出手来，制造一幕幕悲剧。1996年，是杨绛一生中最黑色的岁月，钱锺书病倒在床，爱女钱瑗被确诊为癌症，住院时已是晚期。这年10月，钱瑗虽卧病在床，想起母亲说过要写《我们仨》的事，要求让她来写。当时，她只能仰卧，写字很困难，由护工移动纸张协助书写。11月，病危的钱瑗仍在爱惜光阴，至1997年2月26日她写完前5篇，杨绛劝她“养病要紧，勿劳神”，而她实在已力竭，就听话搁笔，几天后于沉睡中去世。钱瑗走了，杨绛还得守着这个秘密去照顾病榻上的钱锺书。白发人送黑发人，杨绛心里一片冰凉。尚未从丧女之痛中解脱出来，翌年12月，相伴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杨绛一直陪伴钱锺书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两年间丧夫失女，留下87岁的杨绛孑然一身，倍加哀凉。
有时候，活着本身，就是一场艰难而又漫长的竞赛。钱锺书离世后，一位老友去看望杨绛，见她孤身一人，就抑制不住放声大哭，而杨绛让她坐下说：“我都挺过来了，你还这样哀伤？你不懂呀，如果我走在女儿和钟书前面，你想想，钱瑗、钟书受得了吗？”杨绛这位学者、作家、翻译家、伟大的女性，20世纪知识分子风华年代的亲历者，当时已近90岁的老人，没有被大悲大灾击倒，却硬朗朗地站起来了！那一幕幕的往事叠印眼帘，夫妻俩战火中国内外携手奔波；“文革”下放菜园劳动，二老借机在菜园相会“胜过戏剧里私相约会的情人”般的温暖；受批斗、剃“阴阳头”、住牛棚、扫厕所；《我们仨》的和谐家庭；1997年的黑色岁月；直至1998年的痛失两位亲人。老人在孤独中凝望四周，失去亲人后的空巢倍感凄凉，着眼4麻袋的手稿和读书笔记，零乱堆放的文物杂件，都要她亲手处置。她要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所写的中外文笔记中，寻找钱锺书从颠沛流离，伤痕累累中变成一代巨匠的踪迹。更要解读钱锺书生前的箴言：“死者如生，生者无愧。”杨绛说：“他们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的责任太多、太重、太复杂了。可是这时的杨绛早已身心交瘁，连走路都要扶着墙壁。她要让自己伤痛的心静下来，要喘口气，寻找一个使精神得以安宁的港湾。从中外贤哲书中，她终于选中了柏拉图的《斐多篇》，决定通过这本书的翻译来忘掉自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头件大事，是出了13册《钱锺书集》（三联版）；第二件是出版了5册《宋诗纪事补订》（同上）；第三件更是艰难，即伴随钱锺书沧桑一生后纸张发黄变脆，字迹模糊难辨的7万余页手稿的整理。《钱锺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2003年，与读者见面。第四件是《我们的钱瑗》（三联版）成书。而晚年所写的《我们仨》、《走在人生边缘》等，更是文如风柔，情如笛悠，不蔓不枝，娓娓道来。
杨绛在完成《我们的钱瑗》书稿时，心情激动地写下这样的序言：“文革期间钱瑗的学生张君仁祥忽从香港来，慨然向母校（北师大）捐赠百万元，设立钱瑗教育基金，奖励并培养优秀教师。”张仁祥为何向母校捐赠这笔巨款呢？张先生深情回忆：“我在1972年面临毕业分配的抉择，不可能分配到福建和太太在一起，将会面临长期两地分居。就大胆提出申请出境，这在当时很容易上纲为叛国罪。我觉得钱老师善良就告诉了她，我急需200元，悄悄向老师借，她立即与母亲郑重商量这一带政治性的借款事，翌日，如数把钱交给我，不问缘由，默默无言。从她眼神中，我看到了忧虑，那时她的月工资才62元，她深知其中风险，更为我能否走成担心。不久，得到政府批准，我拿出通行证给钱瑗看，并把钱还给她。她笑了，从她笑容里送出的是一串串祝福。”张先生心潮澎湃，难掩激情地说：“他们毕生自强，终竟自律，这才是他们人格魅力的根本所在。寸草之心难以报尽春晖，钱瑗是我最怀念的老师。”泪水涌出双眼，久久不能言语。而现在这一教育基金已更名为“尊师基金”，这或许出于杨绛先生一贯的低调吧。
钱瑗走时，北师大外语系师生们恳求杨先生留下部分钱瑗的骨灰，将其埋在陈垣校长铜像侧边的一颗雪松下。外语系师生每年清明节可以拜祭这棵雪松，表达他们对钱瑗的怀念。再次回大陆张仁祥说：“回港之前，我们到钱瑗雪松前拜祭。天亦有情，细雨蒙蒙，雨水吹拂到我们脸上，泪水交加，我们决定在这棵雪松前立一块碑：尊师重教。让钱瑗这棵雪松永远屹立在人们心中。”后来，杨绛曾经不无自豪地说：“我一生的杰作就是钱瑗！”而钱、杨二老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全部稿费捐献给母校，绝不用自己名字命名，就叫“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名义，与清华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当时捐献的现金72万元，到2008年8月，本息已升值为630万元，到2010年春，已是800万元出头了。二老一生俭朴，各个特殊时期，有过不计其数的青年学子受到他们解囊相助。
每当那些获奖的青年看到杨先生家居陈设简朴到没有装修，无不为之动容。小区的一位邻居也说：“这老太犯傻，好几百万能买多大的一座别墅啊！”而杨绛却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一个道德标志，如果没有高尚的思想境界，我们的努力还有什么价值？”敢问，有谁见过他们懈怠奢靡，自我膨胀吗？
钱锺书说：“我生来就是寒士骨相。”“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瑗说：“人其实很了不起，天堂就在人的心里。”杨绛说：“灾祸孕育智慧，苦难磨砺人品。”他们仨就是一部“爱的哲学”宝库，蕴藏着深沉的人性光辉，闪烁着耀眼的情操，敢于担当时代的重任，诠释了生命的价值。期颐之年的杨绛，至今又在人世顽强地生活了12年，以她纤弱的身体承担着人们无法想象的沉重与痛苦，笔耕不辍，思索不停，超负荷地工作，她无声的心语是：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先生给我们留下无穷的精神财富，更昭示正身处不同境地的空巢老人，时间是用来遗忘的，生命是用来绽放的，灵魂是用来歌唱的。挺起腰杆，直面坎坷，在夕阳余晖下学习杨绛先生。“无官无位，活得自在。”高尚做人，毕生自强！杨绛说：“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而在人们心中，她是一束永远绽放高雅清香的百合，“莫道征程恒久远，袭人香气永留长”。杨绛，伟大的文豪，爱的使者，空巢人生的楷模。
潘汉年与董慧
潜伏后的无奈，胜利后的哀凉
1953年朝鲜停战后，国内生产繁荣，社会安定，秩序良好，并没有特别严重的敌情。但是，1955年4月4日，毛泽东召开七届五中全会。杨尚昆在他的《回忆高饶事件》（2001年《党的文献》第1、2期中载文）说：“毛主席特别批评了党内存在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他强调，今后必须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以潘汉年来说，多年在党内，大家同他熟悉的不少，是与老虎睡过觉，是瞎了眼睛……毛主席还说，因为党在过去肃反问题上曾犯过错误，以后采取九条方针生了效，因而形成了一种右的偏向，总是原谅自己而失去应有的警惕，今后必须改正。一时全场气氛十分紧张，事先对此毫无精神准备的中央委员们，包括我在内，听了都大吃一惊。”
两天前，潘汉年还是3月31日才结束的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副团长，两天后的4月3日，毛泽东仅仅看了潘汉年的一份材料，就把潘当做反革命投入监狱，这不能不令人吃惊。
潘汉年被捕后，周恩来曾交代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转告副总参谋长兼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组织个小组，调查潘汉年的问题。李克农等经过调查后，曾提出五大反证：（一）中央一再发出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汉年当年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等，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向中央提供过德军准备进攻苏联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等有重要价值的战略决策情报；（四）我们党组织的机密一直没有泄露，直到上海解放；（五）潘汉年所属的当年起着绝密现实作用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都是知道的。李克农提出的五个反证，有理有据，十分有力。他的结论是：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党中央慎重考虑。可惜，当时没有采纳李克农的意见。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还公开宣布潘汉年“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因潘案受株连，先后被逮捕的有七八十人。1963年，潘汉年以反革命罪判15年徒刑，“文革”中再次被捕入狱。
潘汉年是中共卓越的统一战线领导人之一，是白区工作的旷世英才。他长期周旋于国民党、汪伪、日特的上层人士中，获取大量重要情报，出色的完成党交给的各项艰巨任务。在团结争取民主党派骨干，文艺、科技顶尖人物，形成统战合力中，取得难以替代的成就。解放前夕，他奔走于沪、港之间，组织、营救了大批知名人士，他们左右当时政治形势，为新中国的诞生起到卓越贡献。
潘汉年的白区斗争堪称勇冠三军，为获取情报身处笙歌炫舞，灯红酒绿中，始终洁身自爱，高风亮节，临危不惧，智商超人，左萦右拂，绝处逢生，叱咤风云，功德无量。成为白区工作的一面旗帜，一个标杆。是功高不赏还是主有所思，聪明的潘汉年竟不懂得所谓“路线斗争”、“阶级敌人”，不过是一个人政治需要的绝招。毛泽东须臾之间的决定，就将时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由座上客，打成阶下囚。而潘汉年竟成了领袖一盘政治棋局上的棋子。如此传奇式的英雄命运，令苍天滴泪，大地震惊。
历史岂容亵渎，真相必将还原。若干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军史部副部长李维民在《1955年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一文中惊叹：“在肃反中，只根据一个人的错误推断，就能制造出潘汉年、胡风这样的冤假错案，以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绝不应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少数的个别现象。1957年的“反右派”和1966年以后的十年“文革”，可以说是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恶性发展。
1975年5月29日，湖南省茶陵县江茶场来了一对名声很大的犯人——潘汉年夫妇。将潘汉年夫妇从北京秦城监狱移送湖南省的劳改单位，是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5月27日，由公安部十五局所属的专案组和秦城监狱共同派人，“解押”潘汉年从北京乘坐1次列车，于29日清晨到达长沙，稍作停留，便与3天前先期赶到的潘妻董慧一起，乘汽车赶往江茶场。潘汉年夫妇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一年零九个月。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各地自发地举行了各种方式的吊唁活动。茶场场部在礼堂布置了灵堂，组织干部职工向毛主席像鞠躬、默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