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20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的。”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一例，与“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限”，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右派”、“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跟他们断绝了关系。王光美没有，卓琳没有，曾志没有，杨绛更没有，他们的子女没有，认识的一些人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或者是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那样：“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说：“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是他们当真来不了吗？也不是。军宣队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也希望他们来，政治还有什么问题？是他们和父亲没有感情吗？更不是。顾准是不怎么管家顾家。早期工作忙，没时间；后来当“右派”；没资格。何况被隔离审查和送去劳改又有好几次。但不等于子女就从未得到过父爱。不等于对家庭从未承担过经济与责任，更不等于子女对父亲的死活可以就无动于衷。
顾准病危时间已是1974年底，“文革”几近尾声。中华大地上对五十年代以来的诸多问题已开始反思，并逐渐回归理性。当时均早已成年的顾准子女，如此做为，实在费解。眼下正当社会转型，各种思潮汹涌发展，价值观与良知人性亟待正确定位，还原历史，厘清是非尤显重要。今天人们就很难理解，所谓“划清界线”究竟应该“划清”的是什么“界线”？是真理与邪恶，良知与愚昧，荣誉与耻耻，还是亲情与背叛，血缘与仇恨的界限……纵观顾准的一生，彰显着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良知，说真话，鸣不平，重友情，敢担当，时刻扞卫人格尊严，“英雄肝胆，儿女心肠”。应该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楷模的父亲，忠贞的志士，伟大的文豪。然而反右运动排除了政治上的同路人、合作者，清剿了文化艺术界学术界的精英，夭折了思想界的哲人，摧毁了建设祖国急需的大量知识分子的前途，给中华民族、给共和国带来沉痛的国殇。如果说顾准有错，那就错在他敢于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在交锋、借鉴、比较、鉴别中，分辨真假，激扬美善，以致产生了引领时代潮流的先进思想与文化。而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中，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以致疯狂的十年浩劫，提倡“六亲不认”，将人类所有的爱，如慈爱、孝爱、恩爱、情爱、师爱、友爱等，践踏殆尽。而“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的时代悲剧，让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爱或不爱，并非决定于外部世界的特征，而是决定于你内心，或你的感情。费尔巴说：“理性、意志、和情感（爱）是人的本质。”夫妻间的爱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爱，长期共同生活，不可能没有矛盾，但要维护两人间长远的爱，就要让爱含有理性。子女更是如此，“百善孝为先”、“万世亲情孝为先。”爱和孝不仅要做，更要说出来。作俯首贴耳的“驯服工具”以求自保，这是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若明若暗的层面。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又“黑”又“脏”，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朋友骆耕漠，弟子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就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顾准的子女拒绝来医院看望护理时，远在兰州的咪咪却给她敬爱的顾伯伯写信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曾经做为人妻的她，做为子女的他们，难道就真的不理解顾准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就真的夜半更深没有过扪心自问？两两对比，难道不发人深思吗？
的确，顾准是不幸的。直到含冤去世，都没能见上子女一面，也没能见到睽违十载的老母亲。那时，他的慈母就住在公安部大院，距顾准的住处只有一街之隔，却彼此望穿双眼不能一见。在那个不见天日的年月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顾准，只能孤身一人在无边的黑暗中蜷缩着身体舔噬自己的鲜血、泪水和耻辱。深陷在久旱盼甘霖，阴霾盼太阳，蒙冤盼昭雪，骨肉盼相认的煎熬中。顾准又是幸运的，他的付出总有回报，他的侠义赢得了敬重，他的真心换来了友情。他有那么多关心他，爱护他的好人，这些人不但学问好，而且人品好，在他们看来，当顾准危难之时伸出援手，不过是一个正派人该做的事。因为顾准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宁折不弯的硬骨头，是可以生死相托的正派人。顾准对朋友不但忠诚信任，且体贴入微。老战友陈易被打成“反革命”，顾准不顾自己身处逆境，常常去看望他，却不让他来看自己。顾准对他说：“我是死老虎，名分已定，你还没有结案，别让他们找到岔子。”事隔多年，那些曾经帮助过顾准的人，如骆耕漠却淡淡地说：“做人嘛，应该这样。”在那灰色年代中，像顾准这般的知识分子，才称得上共和国的脊梁。
1974年12月2日23时，一个风雪之夜，顾准已气若游丝，却惦记着守护在旁的弟子吴敬琏，要他“打开行军床休息”。谁都没有想到，顾准拼死挣扎讲出的这句话，竟是他的“最后遗言”。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东特意提早一个半小时赶到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俩抱头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我这个做兄长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无义之人，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陌生的老先生看他们的眼神就“像刀子一般”，寒光犀利，咄咄逼人，仿佛要把他们生吞活剥似的。
1978年，顾准和他的老友林里夫，这位曾经自己身患重病，每天为顾准护理、做饭、喂药、倒便的战友，同时在《人民日报》上宣布平反。奇迹的是，当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比狼与狼的关系还不如时，顾准的周围却散发着人间的温暖。没有这温暖，顾准活不下来，也不可能留下那么多丰富的的思想遗产。王元化先生说：“人活着不仅需要使自己温饱，还需要精神养分。”顾准能获得如此多的友情，“证明中国有些人纵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旧良心未泯，他们心中那正义的火焰始终在燃烧。”没有良心、良知、正义感，剩下的不过躯壳而已。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后开始沉痛反思。重读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当前社会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人们再次聆听桑塔亚纳的忠告：“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激浊扬清，是时代的呼唤，回归良知与人性是人类的天赋。回到巴金式的箴言：世上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做人，才是最最的根本。璀璨巨星们和多少忠诚、无私，不该消逝的众生们已经随着那个时代远去。顾准用自己的一生写下死不瞑目的凄美华章。死亡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比生来得沉重。顾准给后人留下丰富的文化精神财富，不是空巢，而是一望无垠的大地。未来在哪里？借用诗人的话：“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开化的大地，解冻的河流又在哪里？在十三亿中华儿女追求思想解放，思想光明的不懈奋斗中！
如今人们在魂牵梦萦中怀念与反思，敢问，顾准情归何处？无巢的空寂又在哪里？活在每个有良知人的心坎里。
傅雷夫妇骨灰盒的认领
但愿春永在，波长平
1966年9月3日，一个凄风冷雨夏末的日子，着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遭受“文革”残酷迫害，人格污辱后，在卧室双双自缢身亡，成为当时最早的一对以生命搏击浩劫的文坛伉俪。他们有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大儿子傅聪远在国外，小儿子傅敏在北京工作。据他们的亲戚朱佛恬先生在《60个瞬间》一书中记载，当时，只有傅雷夫人在上海的胞兄——朱佛恬的姨父，和姨母，以及与傅雷夫妇朝夕相处多年的老佣人菊娣，三人得到通知。
寒冷的夜晚，朱佛恬和他的姨妈心情复杂，接到过一个奇怪的电话，又收到一封字迹劲秀，感情诚挚的信，为的是傅雷夫妇的后事，信上没有具名。
朱佛恬说，快十点钟，楼底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姨妈三脚两步把门打开，借着灯光看到一个特大的白口罩，和一对见人马上低垂下来的大眼睛，是一年轻的姑娘！
说不清她是陌生还是胆怯，是惶惑还是恐惧，瑟瑟缩缩地站在门外。朱的姨妈让客人进房平静地说：“噢，同志，是你写信的吧，请里面来。”“谢谢”。声音细弱，她迟疑了一下，缓步跨进门槛，随手关上了门，就在房门口站定了。
瘦小的身材，一件陈旧的深蓝色布上衣，一条深色长裤，一双普通的黑布鞋。在这样的寒天里，浑身上下给人一种单薄的感觉。
她没有对房内看一眼，就和姨妈断断续续地轻声说：“我冒昧前来的目的，信里已写明白，我读过傅雷的书，听过傅家的琴声，唉！他们一家子！”突然抬起头，声调提高，语气坚定得几乎执拗：“我到火葬场去找过他们的骨灰，那边的人说，如再无人认领，就要处理掉了。但是，认领要亲属出面，我没有这个条件，只好来找你们。你们可以把骨灰盒取出来转存到西郊吉安公墓。”说着说着，她声调低沉下来，嘟哝了一句：“要不，儿子回来，连父母的骨灰也看不到了！”她那双眼里满含着泪花。
朱的姨妈沉思一下说：“我们也考虑过，这是个难题。不瞒你说，我们家也快到今天不知明天的地步了。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家离火葬场不远吧？请坐下详细谈。”
“我姓高，伯母，人家对我说你们心地和善，我才来找你们。我也想到你们的困难，如果相信我，可以委托给我去办，我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姨妈道：“你讲的我都明白，好吧，明天一早就让我这个侄儿和你一同去办吧，谢谢你！”姑娘神态松快了些，看了朱佛恬一眼，点点头。
次晨，雾蒙蒙，云层厚。朱佛恬在约定的路口见到那个戴着大口罩的姑娘。依旧衣衫单薄，只是手里多了个布质提袋。进了火葬场，她去办理领取手续，交涉了好久，他们才看到两只暗红色的、没有照片，没有名字的骨灰盒。她审视了一下说：“我们送走他们吧。”把一只骨灰盒放进自己的提袋，另一只放进朱佛恬的提袋，仍旧由她带路往西郊去。
换乘了几次车，步行了几段路，下了最后一趟公交车。她累了，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直喘粗气。
“你累了吧？”“嗯！”“你很衰弱，有病。”我几乎像个医生那样肯定。
“唉！已经多年了。”姑娘叹口气说。
望着姑娘，问她：“你真热心，高同志，你怎么对傅雷一家这样熟悉？”
姑娘叹口气，低声慢慢说：“不能说熟悉，说来也不清楚，我从小喜欢文艺，早上上学，晚上回家，经常听到他们家传出的琴声，有时使我误了上课，忘了回家。”童年时代欢快心情，在她眼里闪亮出来，“我因为身体不好，很消沉，书本和音乐是我唯一的安慰，有一天，我走到那里，门上和围篱上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他们死了！”她紧闭了眼，垂下了头。
朱佛恬惊奇又直率地问：“你认识他们吗？就这样，你就……”姑娘立即反回一句：“我这样做不对吗？”“不是这个意思，可是”。“走吧，办事情去吧！”姑娘打断我的话。
他们步行一会到几间平房前，走进一间办公室，说明来意。听到死者是傅雷，办事人看了一眼问：“你们与死者什么关系？”“亲戚”她回答。她替朱付了寄存费，拿到两张骨灰寄存证，她审视一下转交给朱，说：“要放好。”他们走进后面平房，在成行成列高高搁架间穿行。到了地点，他搬来一架小木梯，她掏出一方洁白手绢，轻拂盒上浮尘。她踏上几级小木梯，把递给她的盒子平正地放好，走下木梯。姑娘哭了，哭得那样伤心，哭了很久，他不得不走过去劝止她。
离开公墓，乘车到市区，又步行了一段路，走到新华书店门前，她放慢步子，望着橱窗，自言自语嘟哝着：“巴尔扎克没有了，雨果没有了，罗曼·罗兰也没有了，都没有了……”
一周后，朱佛恬去祭拜傅雷夫妇，他们骨灰盒前有人供上一束馥郁的腊梅掺夹着几朵鲜艳的月季，存放室同志说：“你的亲戚，那个戴大口罩的姑娘来过了。”
市面上早已不再出售鲜花，这样寒天，真不知她从哪儿弄来的月季花。啊！傅雷晚年日夜工作，足不出户，庭园里种些月季，成了他的最爱。这是姑娘的深情，还是巧合？
“造反派”来抄了家，不幸，姑娘的来信和骨灰寄存证也落到他们手里。“造反派”天天光临，那个为首的吼叫：“上海警备区司令部也知道了，有人竟敢写信到中央要为傅雷……”“她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抓到她！”他们声色俱厉，咄咄逼人。
朱佛恬顶起嘴来：“只不过是个会弹琴的姑娘，很简单，出于同情心。”“你怎么知道她会弹琴，什么根据？”“这有什么奇怪？我说起傅家有两架钢琴，她说她的钢琴老师家有三架呢，就这么回事。”“好嘛，我们就找她的钢琴老师！”
朱佛恬被他们塞进一辆黑色轿车，到派出所、公安局、音乐学院……早出晚归，到处去查找。他们东查西找，果然在一个学校里查到了名字和地址，车子七转八弯开到了姑娘家。
五六个人押着朱佛恬进了房间，姑娘不在家。来了那么多人，听到女儿出事了，父母吓慌了，父亲连连叹气，说起自己的艰难：“我经常失业，经常改行，一家几口，过着清苦的日子，我只知她喜欢看书弹琴，不知她在外面干些什么。”母亲哭诉女儿病弱和怪癖：“女儿身体很差，一个月要病半个月，书本和音乐好比她的性命，实在可怜！”
朱佛恬注意周围环境：桌上一架很旧的小收音机，一本薄薄的傅雷译的《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集》，旁边放着一个厚厚的毛边纸本子，随手打开，原来是那本短篇小说的手抄本，笔迹工整秀丽，誉写它得花多大的工夫啊！
直等到晚七点，姑娘回家了。她像询问又像回答：“你们找我？我没有什么事。”有人一把拖了我出来喝问：“认识他吗？”“我认识。”姑娘坦然回答。有人叫嚷：“搞过串联，还是攻守同盟？”姑娘轻蔑说：“串联？攻守同盟？”对方厉声问：“傅雷骨灰盒，是你领的吗？”
“是我去领的。”回答得很清楚。“你为什么要去领？傅雷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文学家，一个着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她回答得更明确。
父亲斥责了：“孩子，你疯了！”母亲哭了：“你与人家非亲非故，你为啥这样！”
女儿不顾父母指责，镇定地扫了大伙一眼“你们要我怎么样？”“造反派”摊牌了：“你还有更严重的问题，跟我们走！”姑娘在“造反派”挟持下走出房门。临出门，再次微笑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