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贵的是，他从不以名家自居，谦逊质朴，守信用，重稿约，深得文化圈内赞赏。诚所谓“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有诺必行，文德、“稿德”均称上等。
解放后，张恨水仍笔耕不辍，陆续发表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1966年，“文革”开始，红卫兵来到张家，张恨水从书柜里拿出文史馆的聘书，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去的。然而他的书实在太多，难免有属于“四旧”的东西，为了怕招灾惹祸，本想挑些破书烧了，也算做个样子，但挑来挑去，哪一本也舍不得。孩子想藏在床底下，张恨水说怕潮，塞进米缸里，又怕脏。搞得筋疲力尽，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终于决定，还是放回书柜里，在玻璃框门上糊上白纸，就算是藏好了。所幸后来并没有人来抄家。
1967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张恨水正准备下床时，突然仰身倒下，告别了这个他曾无数次描绘过的冷暖人间，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但他留下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等作品，字字珠玑，脍炙人口。作品的构思玄妙莫测，场景描绘鲜活，语言应用精当，已成经典。灵动的人物镌刻成人们心中深刻的烙印，梦里的故事，眼眸难忘的神灵，格言般的对白，吹奏成耳畔不断的叮咛，让你认识历史，禅悟人生。
2011年5月19日，“龙在天涯”美国大华府华裔书画家十人作品展在安徽省博物馆启动。皖籍作家张恨水的女儿，美国大华府中华文化艺术同盟主席张明明，偕同美国大华府地区书画社团10位领军人物，将龙的传人的情怀和艺术呈现给家乡父老乡亲。
张明明回答记者：“我们是在天涯漂泊的人，但我们同样是龙的传人。”身在异国他乡，备受思念煎熬，张明明用一幅幅作品，寄托对祖国的思念。“安徽是我的故乡，这次画展的第一站就选择这里。”
如今安徽省成立了张恨水的研究会，省博物馆设张恨水纪念馆，他的故乡潜山县，不仅有张恨水纪念馆，更有“张恨水研究会”。张恨水波澜壮阔的一生，为今人、后人留下太多的文化和精神财富。
张恨水先生，一代名宿大儒，文坛巨擘，“最爱惜羽毛的真正文人”，他的重气节，富正义的华夏风骨，不正是当今社会应该加倍推崇和珍惜的吗？张恨水先生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曹禺与郑秀
沉思往事立残阳
1931年4月29日，清华大学校庆，上演易卜生的名着《娜拉》，一位端庄秀美的自幼酷爱音乐单纯的高中女生郑秀，不由分说地拉了同学去观看。台上女主角从容、熟练又富有情感表演吸引了她。大幕拉下，卸了妆的演员走出后台，身边同学指着那圆脸、戴着一副近视镜、身着长衫的男青年对她说：“喏，他就是刚才台上演娜拉的那一位，名字叫万家宝（曹禺）。”匆匆邂逅，擦肩而过，留下的不过是一个风度潇洒，另一个清丽可爱的身影。
两年后，1933年春天，清华校庆戏剧排练又开始了，作为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学生们尤为热情，决定排演英国杰出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话剧《最前的与最后的》。很快剧本由曹禺译成中文，全剧只有哥哥、弟弟、女孩三个角色。曹禺建议孙毓棠演哥哥，他演弟弟。谈到女孩时却犯了难。那时郑秀已是清华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了，曹禺提出“听说郑秀在中学就演过戏，让她来演吧。”
谁知这一场戏，拉开了俩人相恋的大幕。生活中，总有一些不经意的微小细节，却碰撞出变幻的巨响。一个月的彩排，朝夕相处，共同切磋，每当排练结束，曹禺总要送郑秀回她的宿舍。那场倾注了他们共同心血的戏剧，竟公演了七八场之多，非常成功。演出的结束，就是他俩如火如荼的爱情升温。一个懵懂少女，面对如此火热的爱情，竟有些手足无措。开始刻意地躲着曹禺，但躲开的是人，躲不开的是情。听说曹禺为她大病时，再也顾不得许多，跑到他床前，俩人紧紧相拥。就此，郑秀把自己的幸福，轻轻地交到那个多才亦多情的男子手上。
那年暑假，俩人留在清华园图书馆西洋文学系阅览大厅的一隅，他和她相对而坐，除了一两句低声交谈外，便分别做自己的事。曹禺埋头创作剧本《雷雨》，郑秀用工整娟秀的字迹誉写出来。1933年8月初，初稿完成。深秋，《雷雨》在清华园诞生了。当时曹禺年仅二十三岁，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而郑秀，是《雷雨》的第一位忠实读者。
经过三年恋爱之后，1936年11月26日，俩人在南京隆重地举行了订婚典礼。1938年春，同赴已撤到长沙的国立剧校，在长沙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的婚姻曾被众多文化界名人祝福与看好，可惜的是世事难料，情路难猜。婚后仅两年，便发现彼此在性格、志趣、生活习惯诸多方面存在矛盾。在曹禺眼里，戏剧就是他的神圣殿堂，生活中他不修边幅，有时还显得心不在焉。而郑秀既爱干净又特重仪表，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曹禺，对郑秀越来越冷落，两人的小争小吵不断出现。在郑秀生了两个女儿后，由于另一个女人的介入，俩人的感情走向破裂的边缘。只是那时郑秀心有不甘，明知那段爱情已死，还在死死地守护着。1950年，在他们分居近十年后，她终于含泪答应了他离婚的请求，自此红袖难添香，比翼各自飞。而面对前去劝说她的朋友，郑秀如是说：“过去我爱曹禺，嫁给了他，现在我还是爱他。我同意离婚，因为我希望他幸福。”郑秀，这位出身官宦之家又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曾同曹禺幸福地牵手又无奈地别离，让人心底升起一片凉意。
此后，曹禺与第二任妻子方瑞结婚，后来方瑞去世，他又与着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演绎了一段中国版的《金色池塘》，在中国戏剧界留下一段爱情佳话。“文革”浩劫中，曹禺被审查，每天清早就要开始扫大街。郑秀就默默地站在远处看着他出门扫大街，却无力相助。谁能说那种只能在暗地里无声的陪伴不是一种至高无上无声的爱呢？曹禺对这段婚姻曾这样说过，“在这件事上，她有错，我也有错。”可她爱了他一生，也为他没有再嫁，孤苦伶仃地守了一生，却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究竟谁负了谁，又岂是一个“错”字了得。1989年，郑秀走完了她单调灰暗的生命之路。她在去世前夕表示想见曹禺最后一面，但那个愿望终究成空。
有人说，“上帝唯一不能裁决的就是爱情。”郑秀与曹禺的结合从深情相拥到背道而行，其间又说明了什么？所幸当曹禺年事渐高，身体欠安，在医院里躺了八年。这漫长的八年中，一直都有李玉茹悉心照料与陪伴。而离开曹禺的那段岁月里的郑秀，却应了纳兰性德《浣溪沙》的名句：“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那种人生的孤独和凄凉勾勒得让人胆寒心痛。
而病榻上的曹禺，也曾几次提笔，又几度辍笔，想给后人留下文献资料。最终无奈自叹年事已高，文思衰竭，“江郎才尽”。在岁月的风刀霜剑下，谁也难免步入老年。而老人的认知弹性，抽象推理和短期记忆力日趋消退，即使名闻遐迩的一代戏剧大家，最终也在无奈的“雷雨”过后哀思一片溘然西去。留下的“空巢”，令人回味、追思与仰慕。
季羡林的伟大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2010年7月11日，是着名学者季羡林先生逝世一周年祭日。季羡林先生生前曾说：“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真面目，皆大欢喜。”淡泊、宁静、豁达、潇洒、着作等身的季老，竟如此谦恭，堪为世人所尊敬。尊重和仰慕是相依相连的，要让他人尊敬仰慕，首先的是你要先行一步尊重他人。季老说：“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季老在《不完满才是人生》一文中的名言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一二。”古往今来，无论帝王将相，抑或芸芸众生，谁都有自己的人生际遇，既有烦恼纠结，更有悲欢离合，学着平衡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落差，学着心平气和地看待甚至欣赏各种不完美的事物和各个不完美的时刻。季老对爱情、老年、荣辱等等的论述，都显豁达、宽容、乐观和实用。尽管他的人生哲学也许并非无懈可击，但却平实真挚，引人向善。
昙花的瞬间一现，才有了渴望的等待，断臂的维纳斯，让人喟叹、遗憾，而又浮想联翩。任何试图复原遗失的美，总敌不过那遗憾的维纳斯更加摄人心魄。世上本无事事圆满，写出“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愁闷诗人纳兰容若，一生孤独，不过是帝王的贴身待卫；命运多舛，失聪又不被人理解的“怪诞天才”音乐家贝多芬等等，他们没有不满抱怨，一步一个脚印，走自己的路，留下永恒的轨迹。当下正值经济转型，时代变迁，物欲横流，信息海量，人们对物质与精神的追求更加强烈，不如意事频频发生，我们该如何应对人生十之八九的不如意？季老一语道破：“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如果真能了解其中的意义，对己对人都有好处。对己，可以不烦不躁，对人，可以互相谅解。这会大大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拼搏中享受乐趣，成功时安祥平实，失败后反思振作。世界万物，相生相克，“知足常乐”方为警世恒言。淡泊宁静，则成人生最高境界。
季羡林先生之子季承出生于1935年5月，而季老在当年8月就去了德国。小时候，他对父亲的印象，只是家人告知的墙上一幅照片。在季承的记忆里，两人也从来没有过那种父子间的肌肤之亲，甚至连手都没有牵过，但有一次季老空闲，摸了摸他的头说：“怎么不把头发留起来？像个当兵的。”“记得父亲摸了我的头后，立刻去水缸里舀了瓢水冲手，使我感到很新奇。”父子还没来得及熟悉起来，季老就回北大教书了，只有寒暑假才回济南的家。再后来，季承和姐姐婉如先后考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但和父亲的感情依然疏远。一般说来，他和姐姐去看父亲，事先都要商量一下，谈些什么。见面后还要礼貌地握握手，所谈都是国家和天下大事，几乎没有谈过家庭、个人，彼此就像陌生的朋友。
姐弟俩经常讨论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状况，如何使父亲真正融入家庭。季承说，也许他们做得不够，也许父亲不肯敞开他的感情之门，几十年来，季老一直自外于家人。季承结婚时，季老送了200块钱，就什么事都不管了。办婚礼时，他给父亲写了信，写了地址，但当天左等右等不见他来，后来一问，父亲说找不到地方，就回北大了。季老还有一些怪僻，不许女儿用自来水拖地、刷卫生间；不同意买洗衣机、电冰箱、抽油烟机等家电，一家人在屋里聊天，他也会进去把灯和电视关掉；不让人给他换洗衣服、床单；还有储藏东西的习惯，别人送的茶叶、食品，都收好长期保存，偶尔拿出来请客时，不是生了虫子就是变了质；但爱书如命，子女从不敢借阅他的藏书，偶尔翻阅也会遭到白眼。
更令季承辛酸的是，季老对亲人生死的淡漠。1989年春节后不久，为季家操劳一生的叔祖母过世，在她住院的20多天里，季羡林一次都没有前往探望。这之后的7年间，季承的姐姐、母亲、姐夫相继去世，季羡林也都没有送鲜花，没有去吊唁，没有去告别。后来，季承在整理父亲未完的遗作《最后的抚摩》时，发现了一段文字，讲述季老有一天来到病房看望老伴的场景，字里行间充满不舍：“德华（季老夫人）和以前一样躺在那里，似睡非睡，脑袋直摇晃，我抚摩了她的手，她的额部，都是温温的。这温暖直透我的心。她没有睁眼，也没有看我，哪知道这就是最后的抚摩。”季承被深深地打动了，原来，父亲还抚摩过母亲，父亲也有温存，并非冷若冰霜。热爱生命总是人的本能，无论巨人、凡夫俗子，都有对生命的思考，对生活的表达，季羡林先生也不例外，正如季承所言，父亲不是无情之人。
当人们打开季羡林先生《风风雨雨一百年》的大作，走近季老的内心世界，你才茅塞顿开感受到他的伟大。那份自嘲自乐，清闲苦涩，字字珠玑，启蒙了爱恨情愁，诠释出真善美的内质。季文写道：“中国的知识分子感情特别细腻、敏锐、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时却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种“自卑情结”。最值钱的仅存的“财产”就是他们这一生最后的一点“赌注”，轻易不能押上，押上一输他们就“涅盘”了。然而他们却偏偏喜欢拼命，喜欢拼这一身瘦老骨头。他们称这个为“骨气”。敢于直言不讳。一见不顺眼的事，就发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什么“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又是什么“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仰暗花明。金榜上也曾提过名，春风里也曾得过意。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一戴上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在古代，几乎所有的国家中，传承文化的责任都落在知识分子肩上。不管工农的贡献多大，但是传承文化却不是他们所能为。”“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如果说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意，那不是真话。但是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于前，迅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保证。我的身上优点不多，唯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我将来变成了灰，我的每一粒灰也都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季老经历了“喜怒哀乐”，“独木小桥”，“阴霾蔽天”，也曾“五内如焚”，无不渗透着老人的情感丰富。多情却似总无情，或许就是季老孤寂心情的难言之隐吧。
《季羡林谈人生》书中写道：“文革，我被打倒，一次想不通，准备吞安眠药一走了之。可就在此日，家里突然闯进来三个学生，押解我去进行批斗。会上，“革命小将”让我保持喷气式飞机姿势，双腿酸得简直无法形容，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会后我被用敞蓬车拉出去“示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用石头扔我。车猛然停了，有人一脚把我踹下车。我跌了一个筋斗，拼命爬起来。一个老工人给了我脸一掌，忽然头顶上一声断喝：滚蛋！我知道我被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