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海瑞上疏，数落朱厚熄：
“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五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描写了这位皇帝读疏后的反应，很生动：“世庙阅海忠介疏，大书曰：‘此人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纣也。’持其疏，绕殿而行曰：‘莫使之。’一宫女主文书者在旁，窃语曰：‘彼欲为忠臣，其肯乎？’世庙寻召黄中贵问状，对曰：‘是人方欲以一死成名，杀之正所甘心，不如囚之使自毙。’世庙是其言，囚之三年得不死。”
于是，海青天名垂青史。
假设有人编一部《中国贪污史》，大概少不了赫赫有名的贪官严嵩；假如有人另编一部《中国廉政史》的话，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则更是领衔主演的人物。无论前者和后者，巨贪和大廉，都出在明代嘉靖年间，我想，绝算不得是这位皇上的荣光。
在中国，某个朝代出贪官，也许并不能证明皇帝昏庸无能，是个窝囊废。即使最精明的君主，驾驭偌大的国家机器，日理万机，百虑一失，也难免疏忽。何况，贪官又不会在脸皮上刻出字来，“吾乃硕鼠是也”。在未捉出之前，谁不人五人六，像模像样。再说，在旧社会，“十年寒窗”，“学而优则仕”。“仕”者，官也。在戏曲里，戴纱帽翅的角色出场，“千里为官，谁不为钱？若不为钱，谁来当官？”这四句念白，很足以表明权力和金钱的互换关系。所以，贪官，是常见的；老实说，清官，倒不常见。
当清官，穷得要死，苦得要命，谁干？因而翻开二十五史的任何一史，无不贪官如毛，硕鼠遍地。有时，皇帝就是天字第一号的贪污犯。出清官，必是国家问题成堆、积重难返之际，一定由于皇帝昏庸，而且比较长时期达到相当程度的昏庸，弄得贪污普遍化、腐败合法化、渎职正常化、贿赂公开化，到了国将不国、神州陆沉的时候，极个别的不肯同流合污的清官才会凸显出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越是腐败的朝代里越出清官的原因。
所以，有清官，对皇帝来说，不是一件体面的事。一旦出现了一个不怕杀头的清官，这台国家机器在运转上也肯定出了大毛病了，估计最高统治者离完蛋也不会太远了。果不其然，海刚峰一出现，朱厚熄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因此，若无嘉靖，若无严嵩，若无满朝的不正之风，也就显不出海瑞的节操和风范，也就不可能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排名不数第一，也数第二的清官了。嘉靖御临天下45年，已经到了无可救治的程度，海瑞这才会指着鼻子骂皇帝，“陛下之误多矣”；“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什么叫“不直”？老百姓早就不把你这个皇帝当玩意儿了。
一般说，先有个别的贪污现象，发展到大面积的贪污加之腐败的现象，然后更进一步，则是上下勾结，内外串通，左右纵横，四面八方的贪污腐败成风。从朝廷到地方，贪官多如牛毛，从政治到经济，腐败无所不在，少数清官才能突出，才会出现清官现象。凡帝国到了这一步，如果原来的皇帝是个庸君的话，这时，十有八九成为昏君。而一成为昏君，也就离谢幕不远了。明白这一点因果关系，就知道清官为什么只能受到老百姓的拥戴，而不为他生前以及身后的各统治者所容，最深层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这就好比一开门，乌鸦冲着你叫，不是因为它叫，给你带来晦气，而是因为你要倒霉，它才叫的。对乌鸦“呸呸呸”地表示嫌恶，其实没有道理。
明朝官员的贪污现象，问题出在底下，根子却在上头。贪污到了这样大量、普遍、公开甚至合法化的程度，是从帝王开始，由上而下，至宗藩外戚，至宦竖权臣，至将帅督抚，至知府县吏，至一切衙役隶卒，凡官皆贪，不贪者鲜。据《杨继忠传》，“（忠）入觐，汪直欲见之，不可。宪宗问直，朝觐官孰廉？直答曰：‘天下不爱钱者，唯杨继忠一人耳！’”据《吴岳传》：“清望冠一时，躬严整。尚书马森言平生见廉节士二人，与谭大初耳。”满朝文武，只找到这几位不贪的官员，明朝的中后期，在中国历史上数得上是贪污大朝了。
朝政黑暗，特权横行，法令松弛，行政腐败，是造成官员贪污行为的主要原因。不过，读明代赵翼的《二十二史记》，我们知道明代官员的薪俸，是中国历朝中最低的。他不想成为饿殍，不额外求财，又有什么办法？如大家在“文革”期间都很熟悉的评法批儒的明代文人李卓吾，在河南辉县任儒学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一位督学），在北京国子监当教习（相当于大学讲师），在礼部做司务（相当于办公厅行政处长），又到南京刑部得到一份员外郎的闲差（类似现在的部门巡视员），其官俸微薄到难以糊口。他在离开河南时，窘迫到不得不把妻女留在那里，托友人照顾。直到他放外任，当了云南省姚安府的知府，那是一个有实权的厅局级干部，才有“常例”（被允许的贪污），和其他灰色收入（虽不允许但可以纳入私囊的贪污）。这种实际上在鼓励官员从非法途径获取金钱的政策，是引发更大贪污的主要原因。
那时官俸发放，有米有钞，比例不一。财政部门发放薪水的时候，米贱折钞，钞贱折米，在盘剥上极尽克扣之能事。尤为可笑者，在北京的官员，发的米，要凭票到南京去领。于是，手中的票，只能三文不值两文地出让，逼得官员不得不另开财路，以谋生计。据《顾佐传》：“居岁余，奸吏奏佐受隶金，私遣归。帝密示（杨）士奇曰：‘尔不尝举佐廉乎？’对曰：‘中朝官俸薄，仆马薪刍资之隶，遣隶半使出资免役。隶得归耕，官得资费，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叹曰：‘朝臣贫如此。’”
本来很低的工资，又常常不足额发放。据《李贤传》：“正统初，言‘塞外降人居京师者盈万，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实支仅一石；降人反实支十七石五斗，是一降人当京官十七员半矣。宜渐出之外，省冗费，且消患未萌。’帝不能用。”看来打白条之风，倒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
所以，官员们倘不贪污，贫穷化便不可避免。据《段民传》：“卒于官，年五十九，贫不能殓。”《吾绅传》：“绅清强有执，淡于荣利，初拜侍郎，贺者毕集，而一室萧然，了无供具，众笑而起。”《轩輗传》：“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与僚属约，三日出俸钱市肉，不得过一斤，僚属多不能堪。故旧至，食唯一豆，或具鸡黍，则人惊以为异。”《杨淮传》：“伏阙受杖，月余卒，囊无一物，家人卖屋以敛。”《高仪传》：“旧庐毁于火，终身假馆于人，及没，几无以殓。”《陶琰传》：“琰性清俭，饭唯一蔬，每到官及罢去，行李止三竹笥。”海瑞，当不例外，在任淳安知县时期，自己磨谷脱粒，种菜自给。有一次他给母亲做寿，只买了两斤肉，成为人们奚落他的口实。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派御史去考察，“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海瑞传》）
能够坚持节操者，在一部《明史》中，实属少数；而始终如一廉政者，则更不多见。“銮初辅政，有修洁声。中持服家居，至困顿不能自给。其用行边起也，诸边文武大吏俱橐郊迎，唯恐不得当銮意，馈遗不赀。事竣，归装千辆，用以遗嘱，得再柄政，声誉顿衰。”（《习銮传》）既然贪污是官员的一种生存手段，贪污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贪污是这种病入膏肓的社会制度下的必然伴生物，不贪白不贪，贪也不为耻，还有什么必要洁身自好呢？
即使出现几个清官，除了本人青史流芳以外，实际上屁事不顶。中国的皇帝，尤其那些独夫民贼，在滚下龙椅，或者未被勇敢者将其拉下马前，谁也不能拿他怎样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三百多个皇帝，大部分还是靠老天爷将他收拾掉的：终于，三宫六院也吊不起胃口了；终于，两腿蹒跚了，两眼无光了。海瑞这封上疏，顶多使嘉靖受了些刺激，病情有所加重，催促他快一点走向死亡，恐怕是他仅仅能起到的一点作用了。
当然，海瑞也付出了代价。据《海瑞传》，朱厚熄拿到等于骂他不是东西的上疏时，与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所说略有不同。他是一把将上疏摔在地上，气得跳脚，喝令左右：“马上给我把这个姓海的逮捕，别让他跑了！快，快！”
在皇帝身边的宦官回他的话：“都说这个人是有名的痴子，他为了上书，准备好了要坐牢杀头，先就买了一具棺材，和妻子诀别。家里的僮仆也早吓得各自走散。看来他是不打算逃跑的。”
“抓起来！”嘉靖吼。
这还不好说，海瑞正等着法办。
抓到诏狱，主管官员按子骂父罪，自然是非开刀问斩不可。但建议砍掉海瑞脑袋的报告，压在皇帝的手中，一直不画圈。嘉靖不傻，他不想成全海瑞，更不想自己落下混蛋纣王杀忠臣比干的臭名。就这样，拖到驾崩，海瑞捡了一条命。
但是一个半个清官，是挽救不了这个积重难返的贪污王朝的。相反，由于他坚持道德力量和重刑惩罚，于那个在制度上已病入膏肓的王朝，根本不是对症下药的万灵之剂。
海瑞的悲剧，就在于他认为，道德的约束力可以制止住全社会的颓败风气；个人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垂范作用，能够推动整个公务员阶层的廉政建设；治乱世，用重典，不惜采取剥皮的酷刑，是足以阻吓贪官的最有效力的手段。其实，他不知道，道德的作用，只能作用于有道德的人。而不讲道德的冥顽不化者，恶劣成性者，以身试法者，铤而走险者，道德又岂奈他何？！
正如马路上设有斑马线，对置若罔闻的我行我素者，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除非他被撞伤到垂死的地步，才后悔不该走斑马线。同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是对愿意仿效者能产生向心力和感召力，而对那些一听焦裕禄名字就烦死了的干部，肯定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他并非不知道，嘉靖的老祖宗、开国之君朱元璋规定：“枉法赃八十贯论绞”，“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用如此重刑来遏制贪污，又何曾济事？在《王廷相传》里，有此人的一封触怒嘉靖的上疏，说得很清楚：“人事修而后天道顺，大臣法而后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贿赂盛行，先朝犹暮夜之私，而今则白日之攫。大臣污则小臣悉，京官贪则外臣无畏。”
嘉靖驾崩，海大人很快就平反了，昭雪了。尽管他有了令人景仰的清官声名，但朝廷里的主政者，包括新上来的皇帝，都对他敬而远之。作为门面点缀可以，要想委以重任则不行，怕海老人家较真，以免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因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架构，是一个宝塔形的，由大小官僚组成叠罗汉的方阵。每个官僚在他那个位置上，既踩在下面那个职务低于他的官僚头上，自己的头上又有另一个职务比他高的官僚的脚踩着。因此，一旦其中哪个头或哪只脚，不听话，不服从，不按部就班，不肯买账捣蛋，这架构就要出现大的小的危机。
他们害怕这个海瑞，进入到这个架构里来，会破坏这个超稳定的秩序。甚至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为首辅，也不敢给他任何任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用。”
尽管大家众星捧月，高山仰止，海瑞很不开心，因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隆庆皇帝到内阁大臣，不给他分配工作。第一，他没有钞票上下打点，铺平道路；第二，他有清官之名声，是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圣人级人物，不能为，也不屑为。因此，很长时间内，当这种强烈的“立德立言立功”的补天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时，便会仰天长啸，椎心泣血。最后海青天以辞职的办法要挟内阁给他工作，不给，就写公开信骂街，“满朝之士，悉皆妇人”，把主政者骂了个臭够。
于是，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海瑞被授予正四品，南直隶巡抚，驻苏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所言，海瑞是个“不自知其不可通”的死硬派，他不了解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他不知道大厦将圮，只手难以支撑。一上任，“海忠介清廉特立，自是熙朝直臣。第其为吾乡巡抚时，有意锄巨室，以至刁风四起，至不可遏。”（徐树丕《识小录》）
由于他的不识时务，实施某种程度上的劫富济贫政策，搞得苏州一带的官僚地主、士绅名流，无不反对，只好告退，离职还乡。直到公元1585年，万历清算了张居正以后，所有受到张居正排挤打击过的官员，包括年已七十有二的海青天，一律重新起用。于是，他老人家又从海南岛风尘仆仆地来到南京。
接张居正为首辅的申时行，其实并不想安排他，又不能不安排他，因为他已经成为一种正义的化身、民众的偶像。因此，写了一封信给海瑞，“维公祖久居山林，于朝为阙典”。那意思是说，你老人家不出山，是个遗憾，但现在把你请出来，也不过起个政治花瓶作用。
但是，他一接手右佥都御史，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了两条大板凳放在公堂之上，宣称为专打贪赃枉法者和为富不仁者的屁股而设。这位刚愎自用、矫枉过直的老汉，觉得打屁股还不过瘾，给皇帝建议，得恢复老祖宗的办法，凡贪官，都给他剥皮揎草。结果，闹得舆论哗然，御史弹劾他导使皇帝法外用刑。海老碰了一鼻子灰，才悻悻然住手。从此，对这位道德大主教，神宗索性采取供起来的办法，有职无权，有位无事，直到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年末，老先生终于在寂寞中悒悒去世。
呜呼，海刚峰的一生，是一位以肃贪倡廉为己任的斗士。他本期望他的不懈努力，能对帝国的廉政建设，对官吏的道德重振，有所作为，有所改善。然而，朱明王朝，到了神宗（就是在定陵里躺着的那位），从上而下的贪污腐败风气，变本加厉，已不可收拾。《明史》说：“明亡，实亡于神宗。”海瑞的所作所为，对腐朽的大明王朝可以说是不起任何作用，只好看着朱皇帝打下的天下走向衰亡。
纪晓岚主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海瑞《备忘集》，评价不低：“孤忠介节，实人所难能，故平日虽不以文名，而所作劲气直达，侃侃而谈，有凛然不可犯之势。当嘉、隆间士风颓靡之际，切墨引绳，振顽醒聩，诚亦救时之药石，涤秽解结，非林黄、芒硝不能取效，未可以其峻利疑也。”但对海瑞具体的所作所为，也有不能苟同之处。譬如说他“巡抚应天，锐意兴革，裁抑豪强，唯以利民除害为事，而矫枉过直，或不免一偏”。譬如说他“力以井田为可行，谓天下治安必由于此，盖但睹明代隐匿兼并之弊，激为此说，而不自知其不可通”。
不管怎么评价海瑞，但他“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明史》）
就海瑞临终的一两个镜头看，对这样一位终身贫穷而为百姓追念的清官，也足以使我们后人钦敬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