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一早,我和宁佐勤、刘靓、刘志诚、实习生小谢及曾华锋等人在广园西路碰头后,乘两辆出租车直奔东莞。
我们来到位于东莞市大朗镇杨涌管理区的美而进毛织厂时,果然如我们所料,保守在大门口的几名保安听说是记者采访,根本就不让我们进门。
我们见一时进不了门,于是决定采取迂回政策,先退回,再想法。我们退到附近一家用雨布搭建成的简陋大排档内,大家利用吃中午饭的机会,又进行了一番商议。最后决定由我以应聘保安为名先混入厂里,然后让会讲一口流利粤语的刘志诚再寻机进去。这天,我上身穿着那件几天前与金雁小学对簿公堂时所穿的短袖T恤。7月14日,由记者刘志诚和冯木青发表在《东方日报》上的彩色照片,我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当然,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就是这张发表在《东方日报》上的照片,使我在这次采访中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
就在我们几位记者在简陋的大排档里吃饭时,6名刚从这家美而进毛织厂辞工出来的打工妹找了过来。一见到我们,这6名不堪忍受美而进毛织厂繁重的工作量而辞工的打工妹,就纷纷控诉起厂家的可恶之处来。由于厂方拒付她们六、七月份的工资(每人1000多元),她们早就花光了可怜的那点积蓄,此时已是身无分文欲走不能。
当获悉记者来到该厂采访刘晃棋之死事件时,这6名来自湖南、江西等地的打工妹七嘴八舌地向记者哭诉她们的不幸。一个叫蒋付珍的打工妹流着泪说:“我们从来没有假日。每天从早上7时15分上到中午11时45分;下午从1时15分上到5时45分;晚上每天都要加班,少则加5个小时,多则从下午6时45分一直加到第二天晚上9时。”另一个打工妹气愤地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指厂方)却只在晚上12时30分给我们一碗5角钱的快餐面吃,还要我们在合同书的伙食费上写上2元,并威胁我们说:‘你们要是不会填,我们帮你们填。’”又一个打工妹哭诉道:“有一碗面吃已不错了,我记得5月10日、11日我们连续加班两天两夜,中间只吃过一次东西。”记者问:“你们加班每小时多少钱?”“一小时只有3角钱。”她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答道。记者惊诧之余又问:“你们为什么不拒绝加班呢?”“不加班就算旷工,旷工一次就要扣50-100元。”
我们了解到,7月初,已在这家工厂里辛辛苦苦地做3年多的刘晃棋因长期加班累病了,但厂方不让请假。7月9日,已连续加了两个通宵班的他请假1天去看病,但只批了半天。10日上午,虚弱的刘晃棋两次吐血后,倒地昏迷不醒,被送往镇医院,工厂里只送来1500元钱就不管了。因病情危急,在同一工厂里打工的哥哥刘景棋急忙把他转至东莞市人民医院,但得先交4000多元押金。由于工厂已拖欠工人两个多月的工资,身无分文的刘景棋只好向工厂求助,但遭拒绝。后来好不容易才四处凑出了这笔钱,但此时病人已昏迷两天了。据守候在刘病床前的刘景棋和另一名工友称,13日凌晨1时许,年仅23岁的刘晃棋心脏停止了跳动。在弥留之际,他只留下这样一句话:“还有两分钟,不要拦住我,我还要打卡……”然后大口大口地咯血而亡……
下午2时许,我又一次来到了美而进纺织厂。当几名保安拦着我并高声喝问是做什么的时,我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拿出一包早就准备好的“白沙”牌香烟,笑嘻嘻地走上前,朝那三名保安一人分了一支,回答道:“我是来应聘的,听人说,这儿还需要一名保安。我是退伍兵,做过保安,听说这儿工资待遇不错,想来试试……”其中一名满脸长着青春痘的高个子保安对我虎视视眈眈地看着,另两个保安显然已相信了我的话。虽然我曾来过大门,但由于是好几个在一起,此时还没有人认出我来。正在门口登记时,那位直盯着我看的保安突然开口说:“我看你最好就不要进去了,因为我们这儿的工资很低的……”另一个保安也接过话茬,压低着嗓门说:“我们每天都得守在门口十几个小时,没有假期,每月工资只有四五百元,昨天我们就有两个保安就因为工资太低、工作太累而辞职了。”我窃喜:原来这些保安也对自己的老板有怨言呀!我故作无奈的样子,摊开双手说:“老兄,咱们这些打工的做什么不累呀?没有法,工资再低也得找碗饭吃呀?现在南下寻工的人太多了,你不干,很快就有人来干。如果不是当了几年兵,我这个时候还真不知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见我态度如此坚决,一个小个子保安说:“你在这里肯定做不长的,很累的啦。”我故意接过话茬答道:“再累,也不会累死人吧?”听到我的这句话,另一个正在为我做入厂登记的保安脱口而出:“谁说没人累死呀?前不久我们厂里就有人累得吐血死了。现在人家还在扯皮呢……”说到此,对方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马上小心翼翼地向四周紧张地张望了一下,见没有人,这才缩了缩脖子,赶紧不再说话了。一个高子保安打通厂办的电话后,一名办公室人员又询问了老半天,最后对方终于派一个长得牛高马大的中年男子过来把我领了进去。
刚进入里面,我就听到后面的厂房传来一阵阵机器的轰鸣声。依厂房而立有一栋四层高的大楼,其余三面都建得较为简陋。我随着那名男子来到挂有“美而进纺织厂毛织厂”大牌子的办公室外面,看到里面一位神情木然的女工在打扫卫生,不见有他人。那男人用广州话冲楼上大声喊叫了几声后,交待我先在门外等几分钟,说是负责人很快就到了,随后就离开了。我赶紧以上厕所为由,就往机器叫得震天响的车间内靠近。厕所就在位于车间不远的一个低矮的后墙下面。见无人注意,我又转过身,快速绕到车间旁边,并循声而入。此时正是上班时间,里面几乎还真没有其他闲人,我一闪身溜入了车间,一股夹杂着尘土、棉絮灰的污秽空气扑鼻而来,虽然我早就作好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有想到这里面的空气是如此的污浊,如果不是紧捂着嘴,我肯定会咳出声来。100多名男女工人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苦干,不知是由于这里的机器总是如此震耳欲聋,还是工人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如此的专注和麻木,反正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这个不速之客。车间面积不大,看上去拥挤异常。尽管外面正是烈日高悬,但里面却是一片昏暗,亮着一排排布满灰尘的白炽灯。在这机器轰轰隆隆的车间内,虽然上面吊着十多只老掉牙的大风扇,几个大窗户都大开着,根本没有多少空气流动,加上里面人员较多,机器散发的热量不断,还是炙热难耐。我刚进去就出了一身的臭汗。在这样污秽恶劣的环境中,别说长时间地工作,就是什么事也不干在里面呆上半个小时,也受不了。难怪年仅23岁的刘晃棋会累得吐血而倒在机器旁边。为了防止有人怀疑,我转了几分钟后,就赶紧又从厕所边绕到了厂办前。
刚进入厂办,我看到一位留着短发、保养很好、自称是该厂老板娘的马某在探头探脑地寻找我。这女人一见到我,就用那双小眼睛盯着我看了半天,突然冷不防地问道:“你不是来应聘保安的吗?怎么到这儿四处乱跑?有证件吗,快拿出来看看!”我装模作样地拉开包翻看。
这时,忽然从楼子传来一阵吭吭的咳嗽声,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材矮胖、戴着一付宽边玳瑁近视眼镜、穿着一件啡咖色进口T恤衬衫的、年约50来岁的男子,一边用极为警惕的目光盯着我看,一边慢悠悠地从二楼走下来。原来从这间办公室的右侧还有一个建造得很精致的花岗石楼梯,直通到二楼。
没等他开口说话,只听到门外又传来一阵嘈杂声,其中就有刘志诚的音声,很可能是他要进来采访而被大门口的保安拦住了。听到嘈杂热闹声,姓马的女人赶紧向外跑去。我松了一口气,于是迎着那位已走到我面前的男人的审视的目光,大摇大摆地坐在了厅里面的沙发上。
突然,那男子满面通红地指着我喝问道:“你是谁?来这儿想做什么?”我忙说是来应聘保安工作的。他毫不理睬,一边用狐疑的目光死盯着我看,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动作麻利地拿起墙角落里的一只报夹上的报纸,哗哗地翻起来。只见他顿了顿,用审视的目光直盯着我看。我正暗自思忖。突然,这个胖男人推了推眼镜,怪声怪气地尖声叫嚷起来:“我知道了,你是记者!你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你的名字叫石野,你是从广州来的!”我被对方这突如其来的尖叫声着实吓了一跳!心里不由直打鼓:这真是奇怪了,刚一见面,这个家伙怎么会认出我,并且能叫出我的名字来呢?在这种地方怎么会有认识我的人呢?一时真令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努力地搜索我的所有记忆,怎么也记不起来我曾在哪儿见过面前这个人。
见对方已识破我的真实身份,我觉得没必要隐藏什么了。我腾地站起身子,拿出我的记者证,回答道:“真没想到在这儿还会有人认识我。老板没说错,我就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石野,是特地从广州来了解一刘晃棋的死亡情况的……”他愣住了,随后又一把抓过我的证件,拿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看,似乎要从中看出什么名堂。当他获知我是因为刘晃棋之死而来的,本来就不高兴的脸显得更阴沉了。他口口声声说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我听到外面刘志诚的声音,忙对他说:“你如果不知道,就请让厂方的负责人出来吧。要知道,我们一共有好几家报纸的记者,还有一位来自香港《东方日报》呢。”“怎么连《东方日报》的也过来了?又不是什么天大的事,你们这些记者也真是……”“好端端的人都在你们厂里活活给累死了,这还能算小事吗?我只是来调查一下刘晃棋的死亡原因……这样吧,老板,还是快让门外的记者进来吧,我们只是来了解一下有关情况,何必对我们这么不友好呢?”胖老板这才气嘟嘟地拉长着脸,极不情愿地用手机通了几句话,然后气呼呼地看着我。
几分钟后,背着沉重大摄影包的刘志诚大踏步走进来,他的后面紧跟着刘靓、曾华锋和小谢,那位自称姓马的女人满脸怒气地跟在后面。在我的再三追问下,那女人这才介绍面前这位胖子就是周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