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初圆记者梦
无论生活如何辛苦，如何颠沛流离，我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我总是对自己充满了自信。我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人，是能在文字方面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的人。是的，我从没有进过大学校门，没有什么文凭，但我相信自己是有写作才能的。如果我真的是不爱读书不爱写作，如果我真的是一个不着边际只是编织肥皂泡般梦想的人，那么我也许早就放弃记者作家梦了。但这个美丽的梦在我上学时开始就在我的心灵深处扎根了，这萦绕着我青春和生命的梦想一直伴随着我成长，就像一棵永不枯萎的长青树一样，在我的心头枝繁叶茂。我在学生时代一次次的作文获奖，我那一篇又一篇变成铅字的文字，都证明了我的成绩；尤其是在部队那几年，我的作品更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并在中央级报刊发表近百篇文章，有的还获过奖。那些篇什虽显幼稚，但毕竟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是我在漫漫文学征途上一步一个脚印的轨迹。我甚至对自己充满了这样的自信：我目前的成绩虽然算不上什么，但是，从写作基础和目前的成绩来说，肯定不会亚于那些从正规大学中文系、新闻系毕业出来的大学生。
也许有人要这样问我：不就是一个文凭吗？社会上各式各样的假文凭随处可见，南方做假文凭不是更容易么？你为何不做一个假文凭呢？说心里话，当我一次又一次因为没有文凭而被人拒之于门外时，我不是没有动过做假文凭的念头。那时的羊城街头小巷五花八门的做假广告随处可见，只需花个几百元钱，就可以拿到一个名牌大学的红本子，别说专科本科，就是硕士博士文凭也是随时可以炮制出来的。但这种脏乱的念头很快就随风而逝。我是军人，诚实是做人最起码的本质，我不愿做假，也不可能去做假，同时我也明白，这种行为是一种违法的劣行。高尔基、狄更斯、杰克？伦敦、高玉宝等，这些写出了激动人心作品的中外作家不是从没有上过大学没有什么文凭吗？他们有的连一天校门都有没进，不也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而写出了一本本杰作吗？我就不相信，没上过大学就不能圆自己的梦想！我不相信，没有文凭就不能进报社做记者！我相信，只要不懈地努力，只要脚踏实地地去追求，好的机遇肯定会像凌波仙子一样，翩翩地降临到奋发图强的丑小鸭身上的。
第一次机遇终于来到，尽管是那么不尽如人意。那是我离开新市的建筑工地之后的第三个月，一天上午，当我满头大汗地从广州先烈中路一家大型的人才市场失望地走出来时，忽然看到十几名满面生辉的年轻人，一看就是刚从大学出来找工作的大学生。他们正紧紧跟随着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从里面走出来。我发现那领头的中年人一手捏着一叠简历，一手正举着一张广告牌，那上面几个大字吸引了我的眼光：《健康某某报》招聘编辑记者。上午我在这家人头攒动的人才市场里挤了几个来回，也就看到两家杂志在招兵买马，但对方开出的条件很高很苛刻，我只好识趣地走开，但没有看到有报纸在招人。看到这些汗水涔涔的年轻人跟着人家往外走，我猜他们肯定是去面试的。不管结果如何，我也跟着去一趟，就是进不了人家的大门，也好去认一下门，日后说不定还可以投稿。
我一声不响地跟随着这伙人，在那位中年人的带领下，很快就来到了附近的一家省级科研机关。报社在三楼。面试的都在外面的一间会议室里等候。由于这里面透气不好，没空调、电扇，光线又不好，我就随手拿了几张那份《健康某某报》跑到走廊外面看。这是一家由某公司与广东省某科研所合办的一家专业报，主要是宣传健康，宣扬健康元素方面的周报。看了一会儿，一位眉清目秀的高个青年人走了过来，问我：你是应聘的吧，怎么不跟在后面等待呀？我说：那儿人太多太挤，不如等人家面试完了我再去。我先看看报纸还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随后我又问道：请问你是在这儿上班吗？他点了点头。几句话下来，我们马上就聊了起来。他叫刘靓，比我大两岁，江西人，是这儿的采访部主任。刘靓翻了翻我的作品说：你的文笔不错呀，也发了不少文章，凭你的条件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我赶紧告诉他说：我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文凭。刘靓挠了挠头皮说：搞文字工作的，应有悟性，与文凭没有多大的关系。他的这句话一下子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接着他悄悄地告诉我说：我看你这人好实在。我们的社长是部队出来的，也在部队做过宣传工作。你到时可如实把你的情况告诉他。接着，他又提醒我在面试时什么样的话该说，什么样的话不该说。
等那些大学生面试完后，我在刘靓的带领下走进了社长办。社长姓张，三十五六岁，戴着一副金边近视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一听口音，我就知道他是湖南人。他得知我的经历后，马上就显出很欣赏的样子。在看完我的简历和资料后，他说道：我们这儿都要求应聘者是本科生，但你的情况特殊。我也是从部队出来的，当兵的人都能吃苦耐劳。这样吧，我就破格录用你吧，试用期3个月，每月底薪600元，以后视成绩再加。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我一听这么快就被录取了，很高兴。尽管我在应聘时经常碰到一些不很正规的报社，有私人办的，有与人合作的，有的是打着报社的牌子实际上是拉广告的，名义上是记者，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拉广告的广告员。有的不但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定金，还常拖欠工资。当时像那样的小报在羊城有好几十家。我还曾经受过一次骗。这家报纸虽然我也是此时才听说过，但看到他们的办公条件还可以，起码也是在省级的科研大院里面，我刚才也从采访部主任刘靓那儿了解了不少情况，看来不会是那种骗人的小报。我很高兴，不仅是因为我这个当时连表都没填的人现在终于成为3名录取者之一，而且这次终于能圆我的记者梦了。
当时报社还没有什么记者证，采访时就开介绍信。报社给每人都印制了名片。当我拿到两盒名片时，捧着名片仔细地端详了半天，在我名字后面的那记者编辑几个字，更是令我备感温馨，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这回我真地成为了一名记者。记得当兵前，我最大的奢望是能进入县文化馆搞专业创作，进入县报社做一名记者。现在，我终于成为了一名记者，尽管这家报纸名不经传，但好歹也算是一家省级报纸，这样说来，比起我家乡的那县报不知好多少了。
刚开始时，社长只是让我写新闻，抓好的社会新闻。我也一连发表了好几篇稿子。尽管在试用期间，社长许诺每月只有600元工资，其他的什么补贴都没有，但我每天干得十分起劲，每天都赶到报社报到。当时与我同进报社的除了一位一周后就自行离开的大学生外，还有一个叫闵红松的小伙子。我们在刘靓的带领下除了采访就是编稿。与我们一个办公室的还有一位叫张艳的高个子姑娘，她来自大西北，毕业于兰州大学外语系，白肤白皙，身材高挑，长得很漂亮，是块做演员的好料子。本来她可以找到份好的工作，但她也像我一样，爱好文学，总想圆记者作家梦，就屈就进入了这家报社。她的工作主要是编稿和画版式。
可是，我高兴得太早了。后面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很快就粉碎了我的第一次记者梦。
我从建筑工地挣来的那笔血汗钱很快就没有了，但我想到只要能挨到月底就有工资了。为了节约钱，我从不敢跟同事们一起去吃什么盒饭，中午不是啃一两个馒头，就是买个面包凑合一餐，到了晚上就回到出租房里煮面吃。好不容熬到月底，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谁知报社却说由于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了；这还不算，那个张社长还要求我们从现在起不要写新闻稿子，称那种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根本下不出蛋，赚不来一分钱，还得白占版面，一再要求我们出去拉广告，特别是医药和保健方面的广告。这个月，刘靓和张艳没有拿到工资，我和小闵两个新来的自然更是没有领到一分钱。在坚持了半个多月后，报社除了发给每人几大包某药品公司用来抵广告费的“神仙草药茶”外，还是没钱。这下不单是我们新来的，就连刘靓都不干了。一天下午，刘靓因为工资的事和张社长在办公室里吵了起来。原来，刘靓本来在郊区的花都一家报纸做部门主任，是被这个张社长许诺以很高的待遇才过来的。第一个月他拿到了1000多元钱的工资，但随后几个月连起码的工资都拿不到，只是拿到过两次广告的提成费。我还了解到，这家报纸原来是某部门承包给张社长的，挂的是报纸的牌子，其实主要是做药品和保健品生意。报纸虽然每周都出版，但发行量很不固定，如果谁出钱在上面做了广告，这期的报纸就特意多印一部分。本来张社长说好赚到钱后按比例给刘靓提成的，但后来却总不兑现，没想到后来连基本工资也不给了。
我和小闵得知这个情况后，心里一下凉了半截，没想到这个军官转业的上司也搞这种骗人的把戏。这天下班后，上午还在对人大发脾气的张社长特意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问长问短，大大夸奖我工作努力。接着，他付给了我400元钱。我问他这是什么钱，他摊着双手颇为无奈地对我说：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因为报社这几个月老是亏损，实在是没钱，等下个月一定给我补上。他还悄悄对我说，刘靓已无法胜任他的工作了，他准备让他走人。同时他再三暗示我，如果我听他的话，好好跟着他干，那个采访部主任的职位以后肯定是我的。我听得心里直打鼓：我只是想做好一个记者，在报社里好好的学一些真本领，此时还没有想到要去做什么主任。自己的业务水平不高，又怎能去指挥别人？在这儿做记者编辑的谁不是大学出来的呢？当时我不置可否，也没把这话放到心上去，直到第二天我才明白社长的用心良苦。我看到第一个月就把我的工资从600元降到400元，心中自然不快。但此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也不好争什么，随手就接过来了，这毕竟是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工资呢。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社长只是付了我一个人的工钱，而其他的都没支付分文。
由于“谈判”破裂，第二天刘靓提出辞职，并要求张付清所拖欠的工资，两人又在办公室里吵了起来。此时刘靓妻子阿芳正好赶来，见状急忙上前护着老公，并气得冲过去怒骂张社长。这样一来，双方吵着吵着，就推搡了起来。我和小闵赶紧跑上前去劝架，没想，报社的编辑部主任老于、财务主管小潘以及那个保卫部主任老李（当然只不过是一个看门的保安）都闻声冲了进来。这伙人二话不说，围着刘靓夫妇就拳打脚踢。张艳和几位女记者早吓得花容失色，愣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我和小闵见刘靓夫妇要吃大亏，赶紧冲上前去阻拦对方。小闵戴着近视眼镜，在推搡中竟也挨了几下。那个平时脸色清高、掌握报社财经大权的矮个子小潘和那个保安不但当众殴打刘靓夫妇，而且对劝架的小闵动手，我几次要冲上前去，但都被满脸怒火的张社长用眼神严厉地阻止住了。但是，当我看到刘靓夫妇已被他们几个按倒在地，见义勇为的小闵也被李保安卡着脖子按在地板上直翻白眼，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猛地冲上前去，对那几个恃强凌弱的家伙连拖带拉，并冲李保安的屁股狠踢了几脚。对方自然没想到我会在此关键时刻出手，而且出手又快又猛，一下子将他们几个全推翻在地。我毫不理会张社长气急败坏的神情，一边对几个行凶者怒目而视，一边护着刘靓夫妇和小闵赶紧往外撤。
这一闹，在那个省级科研大楼里弄得影响很坏。我们将那个社长的恶行向上级主管部门作了反映。后来，刘靓和小闵的钱虽然都被扣除了部分，但毕竟都要到了手。我们仨辞职后，张艳和几位同事也愤而离去。据说一下子弄得那家小报差点儿瘫痪。
刚做了一个多月的记者，我又失业了。房租一交，我身上又几乎是分文不剩了。获知我的窘境后，刘靓夫妇当即邀请我前往他家住，并说他们虽然是一居室，但可以在厅里为我摆张小床。他感激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关键时候帮了我，我也没什么感谢你，以后我们就是朋友。我经济状况比你好些，今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们住的就有你住的……”就这样，我随同刘靓夫妇从中大附近搬到了石碑村，暂时和他们住在了一块儿。
石碑村位于广州天河区的东南边。由于那几年聚集在那儿的流浪记者太多，以致像北京鲁迅文学院附后的“中国作家村”、圆明园附近的“流浪画家村”、北京通州宋庄的“流浪艺术家村”一样，那时的石碑村被我们这些人戏称为“中国流浪记者村”。因为在这儿居住过的记者前后有三四百人。著名的流浪记者有曾华锋、刘靓、谭海清、南岛、闵红松、李志、詹政凯、傅星、罗斯文、傅东流等人。
在此居住期间，我认识了大批流浪记者。后来，我在《广东法制报》、《中国引进报》、《广州红绿灯报》做记者期间，曾先后都在这儿居住过。虽然时常搬家，但搬来搬去还是在这个小村子里。直到1997年春节后，我因无钱交房租，无法忍受那个长得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八姑样的女房东逼债，就在一个黑夜里搬离了那个小窝，住到了河南的客村和赤岗一带。
1997的春节，1块8毛钱的春节
随着20世纪90年代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前散布在羊城四周的近郊农村，都很快被各种高楼大厦所包围，那些昔日贫困的村庄很快融入广州城区内，变成了“都市里的村庄”。这些地方当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那些有了钱的村民们纷纷建起了高高的楼房。他们除了在本地的企业分红外，大多就是靠出租这些房屋了。租住在这些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的房子里的，几乎全都是来自外地的打工族。当时在羊城比较出名的“都市村庄”有石牌村、冼村、员村、杨箕村和客村等。从1995年起，流浪羊城的我就开始像昔日的地下游击队一样，曾先后在这些地方租住过，而其中的石碑村，由于当时居住的流浪记者较多，则成为我在羊城的一个重要栖身地。
我在刘靓家小住期间，进入了《广东法制报》。虽然我也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新闻作品不多，又没有文凭，因此我前往应聘时，领导还是称我还不具备做记者的条件，只是让我做了一名总编助理，即帮助接电话、收发来信、挑选来稿，所有杂事，我都得干，而当时的试用期工资只不过是350元，比我在第一家报社时还要低。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不管做什么，总而言之是在报社里；不管让我做什么，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能写稿子的。果然，我后来采写了好多篇稿子，经过当时一位从羊城晚报退休后来此做老总的老报人的审核，都发了，而且还让我署上“本报记者”字样，有的稿子还上过显著位置。
我已在刘靓家中借住了20多天了，决定搬到外面住。再说我现在有工作了，每月有350元钱的收入，我应该自己租房。为了省钱，我在一位老乡的介绍下，认识了此时在《广东人口报》做编辑的曾华锋。此前，他刚离开《广东法制报》。曾华锋来自湖南邵阳某煤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憨厚老实，谨小慎微，是一介文弱书生，加上我们的年龄相仿，都出自贫困家庭，都有着共同的梦想，学历都不高，因此一见如故，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在法制报时，也像我一样每月只拿350元，后来他因这儿工资太低辞职出来。曾华锋来穗时曾在企业工作过，收入不错，略有存款，但也没有什么钱，总想找人一起合租房。他当时也是单身汉，一人住一间房，每月房租300元，当然不包括水电费。听说我在找房后，他当即邀请我与他合住，所有费用一人一半。这样说来，我每月只花100多元钱就可以解决栖身大事，余下的钱，我完全可以对付其他的生活费用了。当时，我们穷得连张床也卖不起，只好从外面检回一些旧纸箱壳外加几层报纸，然后上面就放一张薄薄的凉席，权且当床。码几本书放在床头做枕头。
我们租的房子，是顶层的6楼，夏日的太阳正好在上面的水泥板上当头照晒。我搬到这儿时正是7月份，那悬在头顶上的太阳总是把我们照的小屋烘烤得像火炉，一个小电扇总是开到最大档，日夜不敢让它停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热得难耐，就只好卷着凉席跑到外面的阳台上睡。那上面总是横七竖八的躺着十多个男女，都是在这里租住的外来工。外面蚊子太厉害，只要一出来，那嗡嗡乱叫的蚊子就会欢快地向我们那汗津津的皮肉冲过来，咬得人浑身奇痒难熬。
后来刘靓夫妻也搬了过来。此时刘靓进入了《广东劳动报》做记者。瘦弱的闵红松由于有本科文凭，运气比我好，很快进入了《广东公安报》做记者。他弟弟出国后，就自己租房住，也搬到了我和曾华锋所住的这幢楼里。在这儿住的，还有另外两名流浪记者。我们在这儿住了大半年，后来虽有人搬动，但大体上都是在石碑村范围内，相距的不是很远。这样，我们有时常聚集在一起吹吹牛，或是围在一起玩“斗地主”、“拖拉机”，聚在一起打边炉（南方的一种火锅）。尽管我们都没什么钱，在玩扑克时我们也下赌注，一角两角的，但到了最后，谁赢的钱多，就全拿出来请大家去外面吃夜宵。那个时候，大家虽然都很穷，但玩得还是很开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