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所谓诗，如果不加限定词、修饰词，就是特指抒情诗。尽管在逻辑上，抒情诗、说理诗、叙事诗、咏物写景诗等可以是并列的，抒情诗旨在抒情，说理诗旨在说理，叙事诗旨在叙事（或借叙事以抒情言理），咏物写景诗旨在咏物写景（或借咏物写景寄寓情思）。诗即抒情诗，这种习而不察的误会，正说明了抒情对于诗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况下，情既是诗的触媒，也是诗的归宿。
诗是以具有乐感的语言借助意象抒写情思（以及美）的艺术。情思就是诗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今人所谓“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说”，如果不是对于“说什么”的心照不宣的回避，则只能是无病呻吟者的谬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所列八条改良要义，第一条就是“言之有物”，何谓有物？“情与思而已”。
作为诗的内容，情思一分为二，即情与思，情是感性的，思是理性的。情与思又是合二而一，难以剥离的。在诗中，应该没有不带情感的纯理性之思，也没有不带思想的纯感性之情。如果说诗的情思是醉人的葡萄美酒，那么，诗思可以说是其中的烈性的酒精，诗情则是其中酸酸甜甜的果汁。
“诗言志”作为中国诗学的第一道光辉的命题，出自《尚书·尧典》。所谓“志”，一般认为指思想、志趣、怀抱。在情思两端，“志”偏重于思。到汉代《毛诗序》，“情”、“志”二字互换使用，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赋》则时有将“情”、“志”二字连缀并举之句。后世诗人所谓言志、咏怀，其志其怀，往往是兼指思想和情感的，所谓“情志一也”。
前人有“唐诗主情，宋诗主理”之说，认为唐人之诗多以情韵见长，宋人之诗多以理趣见长。不过，这只是就这两个时代诗歌的总体风格而言的，并无截然之分。事实上，到中唐韩愈、卢仝等人，尚理智，擅议论，已开宋诗风气之先。北宋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的诗素称瘦硬奇崛，为宋诗代表，却也不乏动情之作，例如其咏水仙诗云“可惜国香天不管，随缘流落小民家”。
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民族，其诗作中表现出来的情与理，毕竟会有所偏重。一般说来，浪漫主义的诗主情，现代主义的诗主理；唐诗主情，宋诗主理；中国诗主情，西方诗主理。各个诗人的作品也有其或擅于情、或长于理的大致差别。例如，郭沫若（1892～1978）的诗激情澎湃，提到五四时代的郭沫若，便会想到他的《Venus》的真率和狂放：
我把你这张爱嘴，
比成着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
会使我时常沉醉。
我把你这对乳头，
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
血液儿化作甘露！
1919.间作
而奥地利诗人里尔克（1875～1926）则留给诗坛一个沉思的形象，提到他，可能就会想到他的《预感》：
我像一面旗被包围在辽阔的空间，
我感到风从四方吹来，我必须忍耐，
下面一切还没有动静：
门依然轻轻关闭，烟囱里没有声音，
窗子还没有抖动，尘土还很重。
我认出了风暴而且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
又把自己抛出去，并且独个儿
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
（陈敬容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