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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言论(3)

那些住在新房子里写作的人必定感到词汇贫乏,他怎么可以只用油漆味尚未散去的词汇写作?这些词汇至少要经历过三百年的工夫才会有意思。在现代建筑里是不会出现“乌鸦”一词的,这个词飞翔了数千年才具有了“死亡”的含义,我们怎么能指望“铝合金”之类的词会给读者带来联想沧桑的冲动?存在并非现实,现实是时代,是时间性的,转瞬既逝的东西。存在是基本的,无时间的。世界最基本的存在的许多现象者就是大地。其次是生命、故乡。存在并不是不可及的,它永远是当下、手边的。只是总是被时间遮蔽着。

我相信从1966年的某个时刻起,中国的那些传统城市就已经随着红色恐怖的肆虐死亡了。“抄家”使昔日的“家”成为噩梦。人们默默地转移了他们赖以维系“栖居”“家”的基本点,这个点在昔日是体现在旧建筑物中的日常生活,是来自过去传统中的价值观,生活习俗,是永恒的过去,他们一度坚信过去就是未来,他们坚信由建筑样式体现出来的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房子暗示的乃是永恒,它总是老的,是一代一代要住下去的,总是有一个新的重孙会再次在这房子里嗅到他老爹的老爹的气味。但现在他们把生命的基点转移到了未来,他们已经潜意识地接受了世界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路上”的世界观。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在路上”,而是“所有道路的目标都是未来”。罗马可以通过前进抵达,也可以通过后退抵达。一个诗人心目中的罗马和一个平民心目中的罗马完全不同,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罗马”意味着某种在时间之外的东西,因此人们可以用三百年的时间去建筑一个教堂。而“未来”,对于一个艺术家和一个银行职工完全是一样的,那就是成功,甚至更具体些,进入“先富者”的行列。就像罗马曾经是一个古老的神话那样,未来成为光辉灿烂的新神话。

海德格尔所担忧的世界“框架”其实已经完成。今天,任何人要进入世界,他都必须像一张磁盘那样“格式化”。而在格式化里,任何指令都是用英语发出的。我们时代的知识所做的事,不过是不断地修改这个格式,令它看起来似乎更符合普遍的人性,――而在根本上,它的结果却是把人性改造得更符合于格式。

从西方人拍摄的关于昆明十九世纪社会风貌的图片看,昆明居民似乎只能用两个形容词,呆滞、麻木来形容。但从这些图片中的人的所谓呆滞、麻木的目光来看西方人,那不也是魔鬼么。因此我也可以说所谓“麻木、呆滞”是魔鬼眼中看到的中国。问题是,那些人真如我们看上去的观念所以为的那样只是“呆滞、木讷”的么?云南一个遗老作家罗养儒在一部记录昆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社会风貌的书中说,当其时,昆明到处是泰然美好的景象,是他一生所见最美妙的时光,而这样的时光正是那些照片中的人们所创造。

城市到处充斥着“单位搞的建筑物”,这实际上是建筑上的无政府主义。单位并不对城市的整体规划负责。它只是要盖一栋十层楼的职工住宅,它才不管周围的阳光如何。而且我知道这时代的建筑师们在设计一栋建筑的时候,最先想到的肯定不是建筑的基本功能“居住”“安家”,而是像革命时代流行的主题词一样,首先关心的是高大、明亮、宽阔、气派。建筑不是由于适于居住而被建筑,而是适于所谓“时代精神”而被建筑。

我最近去昆明的一个医院,看见一个患者被地面滑得翻滚了两次,后来发现这家医院到处写着“小心地滑”。既然知道这种建筑材料对身体永远存在着随时会爆发的危险,为什么还要用呢,因为要说的是一套,起作用的又是另一套。这个医院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生活的一个隐喻。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首先想的乃是这个医院要象征表现什么,而不是它的基本功能,那是第二的问题。医院首先被看成某种积极意义的象征,(这个意义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尚,它很可能就仅仅是这个单位的领导者为了炫耀自己的政绩罢了。)而不是患者们看病,安全第一的地方。有的是不会滑倒人的材料,但那些材料不能表现这个建筑师关于医院乃是某种形象的象征,那个象征就是要把医院升华出一种欣欣向荣、辉煌、明亮、光芒万丈,焕然一新的印象。会产生如此效果的建筑材料可能本来只适用于墙面,但被用在地面,结果不诚实的隐喻完成了,患者被比疾病更危险的地面滑得鼻青脸肿。

人们以自己什么都知道为荣。电视台的问题:“巴黎有几只鸟,100只?1000只?10000只?然后第一个嘉宾说100,然后第二个嘉宾说1000,然后第三个嘉宾说10000.回答正确,加十分!”我奇怪的不是那些如此白痴的问题怎么会有人回答,而是惊讶这些嘉宾中怎么竟然没有一个人最诚实简单地回答,不知道。

在1957年以后,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一直在向一个不诚实的社会发展。在“文革”时代,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充满小人的社会。诚实是恐怖的,是我们时代的苦难和死亡之源。谎言成为在这个时代生存下去的保命灵方。在“文革”时代,说谎已经成了整个国家运转的润滑剂,人们不敢面对人生那些基本的东西,性、饮食男女、音乐、诗歌、艺术、美食、审美的要求、作为世界的最基本的方面,日常生活,在这个国家都成了忌讳。一方面是空洞的关于美好未来的巨大谎言,其代价是强迫人民放弃当下的生活,为明天而奋斗,另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用来对付这个谎言的小谎言,以使自己起码能够活下去。人民生活在一个精神真空之中,为巨大的谎言而活着,生活的意义就在于用无数小的谎言(交代、检查、悔过书、揭发信、检举信、表态、决心书)去应付那个巨大的谎言。谁都知道,你要在社会上混下去。就要说的是一套,实际上另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连孩子都知道,在学校里讲的话和学校外讲的话是不一样的,更不要说,在单位上、会议上讲的话和下面讲的话完全不同。“文革”导致的其实不仅是对文化的恐惧,更是对生活的恐惧,对诚实的恐惧。

那时候谁都知道,这个国家普遍存在着两种话本,公开的话本和私下运作社会的话本,人们普遍懂得,在单位、学校和面对电视台的话筒时要讲一种话,在家里,与朋友、情人则讲另一套话。社会的形象由公开话本去塑造,实际的有效的运转则来自私下的秘密话本。公开的语录贴在医院的墙上,私下的心照不宣则是关系,很多时候,人们已经不信任公开话本的可以运作事情。说真话需要罕见的勇气,要付出平静生活从此毁于一旦的代价。

“今天天气很好啊!”“是啊,对我们的农业有好处!”这已经成为人们自觉的一种思维方式,人们习惯任何事情都从“我们”来考虑,从社论的立场来考虑,只有如此人们才能保护自己,在最私人的生活中也充满谎言,因为在1966年,告密、大义灭亲乃是全社会公认的美德。

1978年的历史意义在于,那个人人畏惧的巨大的谎言被揭破了。但那谎言存在的时间已经足够人们改变自己对生活的基本价值观和传统,不诚实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基本处世原则,甚至形成一种不诚实的文化。

我属于在谎言中长大的一代人,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关于诚实、关于告密之恶……这一切今日在书籍中属于基本常识的东西,我是在地下的状态中,通过阅读禁书领悟的,学校和家长、作家和诗人从未告诉过我这些,那时代的教育就是要是受教育者学会不诚实的看世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有的学生都知道,学校里教的那一套,在现实中其实行不通。

人们要活着,就必须把基本的东西用谎言包装起来。升华,对任何事情都要加以升华,不是从基本的、常识的角度去看世界,而是任何事情都要升华,上升到“大是大非”“路线斗争的高度”“姓社姓资”的高度,找一个意识形态的借口,否定基本的常识。为革命而锻炼身体,为革命而结婚等等。过街的时候搀扶老人,为邻居做些方便他的事,这本是传统中国做人的基本原则,但被升华到英雄模范的高度,于是普遍的基本的做人原则降到常识以下。有人从西方回来,说那里普遍是雷锋,是这样么,其实无非因为基本的东西没有被升华罢了。升华如今已经很庸俗普遍,人人以牛B为荣。你买29寸的彩电,我就买36寸。而房间只有十平米,被射线射得要死。不顾生命的基本要求,而是顾及面子、象征。装修最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不诚实,普遍是为了装修给别人看的,用装修来象征经济状况,而房子的基本功能,栖居,成为次要的。牛B给别人看,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是否舒适。昔日的升华、路线斗争的高度变成今日日常生活中的牛B比赛。

许多人进了新房,看不见房顶,第一件事就是要吊顶。我的房间没有吊顶,经常就有人问我,怎么没有顶。看不见房间的顶,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一个寓言。

我们常常遇到,一个刚刚从麦地里来到城里的民工声称他会修汽车并且就真的接活来干。不诚实已经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牛B问题,人人都害怕自己被视为什么都不知道的傻B,到处是那种什么都知道的牛B大王。我遇到一个英籍华人诗人,他的诗以读者什么都知道为前提,因此里面充满生僻的西方典故。像考试一样,读者如果不知道,就显出他的优越感、知识和文凭,牛B。但诗歌在昔日,像圣经一样,是为不知道的人写的。

某事一旦发生,想到的首先不是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不知道,而是什么都知道,找各种借口混过去。那些在消费、医疗、装修、旅游方面出现的各种麻烦、痛苦无不是由不诚实造成的。

不诚实已经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我们的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我以为,杰出的写作不是与想象力有关,而是与诚实有关,这需要勇气,和对诚实的非凡想象。

在文化上,拿来主义,在上世纪初,在道德标准上,可能还有对西方炮舰政策的以牙还牙的心安理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到了世纪末,拿来主义已经成了复制、接轨。许多“先锋”诗人、艺术家对此的解释,是全球化时代的“资源共享”。如果世纪初的拿来还是一种诚实的态度,并不掩饰这是“拿”,那么今日的“资源共享”已经完全没有什么诚实可言。一个“共享”,就把道德上的低姿态化解得烟消云散,心安理得。我听某位国外走红的艺术家先生对后生说,今天,任何东西人家都玩过了,原创只是做梦,只要画得像某某就卖得出去。“共享”的意思其实就是,别人创造,我们共享。从建筑样式(马塞克)到购物方式(沃尔马)到麦当劳……我们共享的够多了,我不想去评价经济外贸活动中的是非,文化上的“共享”,我以为只意味着诚实的丧失。如果人家都玩过了,还要诗人艺术家干什么,诗歌和艺术的本质,第一是创造,第二还是创造,第三还是创造。你写的画的像某某茨基,某某赫斯、某某双年展上的某某,你这个“享”,难道不是很丢脸的么。这种令诗人艺术家丧失尊严的理论居然大行其道。似乎诗歌、文学和艺术已经没有自己的事要做,只是外贸部的一个部门,只要接轨,就等着资源共享了。

我很担心,也许在一个世纪的“拿来”进而“复制”的过程中,在经过六十年代的“创造恐惧”之后,中国人已经丧失了创造力。只能眼巴巴等着“共享”了。

从“拿来主义”到“言必马列”到今日的言必“西方某某说”,到复制、盗版,中国文化中的创造精神越来越弱,人们生活在“创造的恐惧”中。

我说的意思不过是常识,和自尊有关,如果诗歌、艺术,已经成为这种东西,就是,隔壁邻居挖一个坑,我也照着挖一个坑,他的坑是为了打井,因为地下发现了水源。我的坑只是照着那个坑再挖一个而已。如果我们一向视为神圣的写作只是这种行为,那么,我是以为可耻的。

1999年~2001年历史决定论的阴影

二十世纪是一个盛产“新青年”的世纪,世纪初的新青年是自由主义者,六十年代“新青年”的精英是红卫兵。前者也许是中国的福音,后者也许是中国的噩梦。在世纪之末,听说这个国家“又见新青年”,不免引起注意,是哪一类的新青年?现在看到新青年要求作家余秋雨就他的历史进行忏悔,我忽然明白了今日的“新青年”,不免感到有些悲凉。我的印象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那个幽灵“历史决定论”依然在发生影响,而且改头换面(更具有“现代感”了)袭用的却是老谱。影响我是料到的,但没有料到的是,它不但影响着年龄偏老的主流文化,也影响着“七十年代出生的”、“铁屋里的呐喊”和“抽屉”。

余杰要求余秋雨就历史进行忏悔,这使我想起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历史名词叫做“历史反革命”。在1966年的革命中,无数人就是由于他们的“历史问题”被镇压掉的。无数旧中国的“残渣余孽”被迫对他们昔日的历史进行忏悔,“文革”的逻辑是,因为它已经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通向未来的规律,因此一切过去都是必须摧毁的,维新,“刮干净画布”,“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因此,过去时代的生活、要求上进、追求成功、成家立业都成了“历史问题”,所有人在一夜之间丧失了信任,人人要过关。昔日在人生现场的人们如何可以预见他们在此时代中的生活对于另一个时代只是罪恶?余秋雨作为一个“文革”时代的年轻人,如果他依照人生的基本欲望去要求上进,他又能如何做?那不是一个选择真理或背叛真理的问题,只是一个“活着”的问题,他没有愤世嫉俗,也许还如鱼得水,但充其量不过是此人比较世俗罢了。如果他没有对具体的个人造成的法律可以追究的危害,余秋雨当年的那些属于思想领域的事,即便就是他不忏悔,也没有什么。在今天,他再写几篇批判胡适的文章,再给《朝霞》之类的杂志效力,也不是什么违法乱纪吧?不是都说思想无罪、言论自由么?这个时代的伟大就在于这一点,我以为,恰恰是保持沉默的权利,我甚至以为,是浩然式的“不忏悔”在证实着思想的自由和时代的进步。

在“文革”中,那些出生于旧中国的人们,已经在新中国的现场打工、效力,效忠,并且已经是老工人。但本质决定一切,那只是表面的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某种由历史决定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某种罪恶的本质依然暗藏在灵魂深处。只有历史上没有问题,根红苗正的人们,例如那时代的新青年――红卫兵才会天然具有政治正确的本质。而后者先天的革命本质,使他们天生就“比你较为神圣”。于是后者有“天赋人权”对那些有历史问题的人进行揭发、检举、调查、批判、改造、流放、镇压。于是,国家在1966年停下来,先忏悔,把问题说清楚再说。这种方式相当于,一个招工的老板,不是看招来的员工是否有工作能力,而是调查他历史上的问题,把握他的本质,之后才可以信任,我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永不开工的工厂。

余秋雨应该忏悔么?我们看看所谓“忏悔”的可操作性在哪里。忏悔与否,乃是人的自由之一。常识是,一个人不信仰上帝,你不能因此把他强制地送到教堂里去,或者把他送进宗教裁判所。忏悔是一种个人行为,集体的全民的忏悔,如果要操作,只有专政。“文革”就是一场强迫中国人集体对他们的历史和传统进行忏悔的革命,据说只看见“吃人”二字的历史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原罪”。“文革”强迫全体中国人对历史进行忏悔是根据一种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即波普尔所说的“他们错误地认为可以有整体主义意义上的历史,即表示‘整个社会有机体’‘或一个时代的全部社会历史事件’的‘社会形态’的历史。这个思想来源于把人类历史看做一个广阔的发展长河这个直观的看法。但这样的历史是无法写出来的。每一部写成文字的历史都是这个‘全部’发展的某些狭小方面的历史,总是很不完全的历史,甚至是被选择出来的那个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的历史”。(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文革”对历史的全盘否定其实依据的只是“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的历史”,它却以“整体的历史”去否定具体的个别人们的历史。“文革”的忏悔是一个整体的行为,并且以专制作为实施的保证,其后果如何,大家已经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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