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作为中国社会再次获得统一的在语言方面的象征，是普通话在五十年代的推广，它从而也造就了一大批用普通话写作的诗人。这一迹象在最近的表现是，某种具有“灵魂和精神向度”因而被冠以“深度抒情”的写作正在得到用“北方方言”(不是舒舍予先生的北京土话)抒情的诗人和批评家们的认同。
但南方一直在一意孤行，因而令文化中心常感头痛。其在话语方面的表现是，普通话从上海开始，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越过四川盆地，直到中国的边缘云南，都一直被视为社论或者喇叭的发言方式。继承屈原的传统，在南方，方言一直是诗歌的母语。
南方是能指依然具有活力的世界，北方却是所指的乐园。这从方言上可以看出来。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听懂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但只有上海人四川人云南人……能听懂本地口语。
威尼斯双年展主席奥利瓦先生指英语世界的一段话同样适合于汉语世界，“在每一个国家，南方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的位置，一般来说，更不是工业发展的条件。它却象征着艺术创作的地方。在那儿，个体的人通过其想象力的表现，在一个封闭的和工匠式的方式中来反抗主流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南方代表了典型的艺术空间，一个反抗外部环境的个人的想象空间。”因此，南方诞生了许多只有用故乡的母语说话才不结结巴巴，才能在日常人生中如鱼得水的诗人。
在中国的北方，普通话作为新世界的象征早已深入一切方言区。作为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北京当然令全世界和中国人尊敬。但它今天确实也是中国最不适宜一种有传统的中国日常性生活继续衍生的城市。老舍笔下通过方言表现出来的那个代表北方中国儒教式人性的传统生活的北平已经消亡。一个没有明清城墙和四合院的和普通话的北京在日常生活方面仅仅是中国的政治广场和温度计、文化博览会和进出口码头、一个新世界的样板。但南方的情况不同，正是被胡适称为有过吴语文学、粤语文学等等的南方，使汉语中的普通话像英语一样，仅仅是一种多元文化中的公共交往工具。普通话难以统一的中国南方，是传统中国日常生活的最后的堡垒。但其坚固性也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并没有一种具体化的对传统中国社会加以保护的意识形态，在1966年之后，弘扬传统文化只是一句空话。反而，新世界倒早已不是世纪初少数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标语口号，而是具体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了。在今天，人们普遍地知道并有摹本来进入新世界。但人们不知道要如何做，才能保守住他们的传统。在今天，深入老年人和儿童心灵世界的，不再是儒教社会的封闭思想，这些思想在世纪末已经不堪一击。而是毛泽东的教导：改变一穷二白的中国，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对一种日异月新的现代生活的向往和动手已经成为所向无敌的全民共识。
“南方有嘉木”，这句依据中国南方大地样子和蕴藉总结出来的古诗，正在南方日益变成事实上的古诗。从前这个诗人在写下这一将会千古流传的诗句的时候，我相信他以为他是在对一个永恒的终极世界命名。诗人将会死去，事实上我们今日的人也不大知道这句杰作的作者是谁。他会死去，但南方有嘉木，这就够了，这就足以让人在这个世界上虽知必死无疑，但依然会在对大地的热爱中生活到死。但诗人错了，他看见的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世界，相对这个世界最近一百年一日千里的变化，仅仅是开始而已。古老的中国在一个童年式的世界里呆了五千年，我同意辜鸿铭的看法。
我前不久到昆明附近的乡村去小住，大吃一惊，发现这里的夜晚已经没有蛙叫，一片死寂的大地极为恐怖，蛙们已经全部死于农药。“浅草池塘处处蛙”的美丽南方大地正在一片片被视为“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白纸，村民们渴望的不再是秋天，而是明天早上由建筑公司送来的土地出售合同。一个没有昆虫的南方还可以叫做南方吗？把昆虫视为具有自在生存权利和美学系统的神灵集体，这一立场与现代中国盛行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就在几天前，我还看到报纸和电视在号召蝴蝶故乡的人类通过捕捉蝴蝶致富的消息。中国传统的人道是不包括昆虫野兽这些的，所以“厩焚，子日：伤人乎，不问马”。所以新版(1996年)的《现代汉语》指出蜈蚣，“可人药”。蟋蟀，“对农业有害”。金龟子，“对农业有害”。水鹿，“毛皮可制革，鹿茸可入药”。蚱蜢，“是害虫”。蝉，“壳可入药”。蚯蚓，“粪便能使土地肥沃，是益虫”。所以你去动物园，所有的动物一律依据是否可以吃是否吃人告示于众，区别对待。所以你在植物园，会发现，许多植物都按是否可以“入药”或是否成材可以制成家具进行了分类。对于昆虫野兽植物世界，取舍标准就是对人是否有用、有害，是否可以吃、可以入药。这种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在今日之中国盛行于世，其结果是大的野兽虫子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人们现在已经吃到了蚂蚁，吃到了蚯蚓。有害的吃完了，吃无害的，这是人之道。对此，痛心又有什么办法呢？你不吃别人照样吃，吃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民俗。所以不吃白不吃，人道也，也就心安理得了。剩下来的惟有回忆。回忆，一种在死亡包围中的幸存的想象力的自作多情罢了。另一方面，在把金龟子之类的害虫用农药杀死的同时，并不妨碍文人墨客写什么“金黄的金龟子呀，我少年时代的小神”。所以当大自然已经充满死亡的时候，汉语里却充满歌颂“永恒”大自然的艳词丽句。
更可怕的是，此种人之道，不独对昆虫，而是对整个的自然界，甚至对所有旧事物都适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又如何？在一次从昆明到上海的长途的旅行中，我看到，建筑业正在肆无忌惮地为阳光灿烂的南方提供着一个规格统一的没有阳台的钢筋水泥世界，南方正在被磁砖化。所有的城市、栖居点都在自觉地推行类似普通话在北方发生的事情。人们可能仍然可能暂时仍然听不懂彼此的方言，但建筑和生活符号的规格化，使方言以及方言式的思维方式已经日益被看成是现代化的障碍。南方是否还会出现李劫人、沈从文、福克纳这样的作家？在西方，现代是传统的延续和创造，因此，在现代的同时，你会看到旧世界被自觉地最大限度地保存下来，现代一方面证实着人类创造的活力，一方面也证实着过去时代的伟大。但在中国，人们接受的却是这样一种思想，即传统是现代的敌人和障碍，一种落后的反动的完全束缚着人的生命的东西，必须与之彻底一刀两断。经过一个世纪的对传统的革命，于“文革”时代达于极端，中国人今天在所指的层面已经处于与传统的断裂状态。所谓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已经深入人心。传统中国，作为所指已经被否定的表面的能指，只不过是摇摇欲坠的行将拆除的四合院、旧城和旧家具和旧时代日益相形见绌的生活方式罢了。新世界，几乎就是毁灭传统中国生活的同义词。其结果已经日益清晰，例子之一，可以看看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无一例外地在大规模地拆除老城，依赖于老城生长起来的老铺子、旧手艺统统被毁掉。再过十年，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除了口音以外，在视觉和触觉上将不会再有任何差别。没有遵循的传统，没有传统的延续，谁知道新世界的北方和南方有什么区别。视普遍日常的传统为魔鬼，其实是普遍标准的丧失。势必以某个单一的现代为楷模，于是摩天大楼成为全民公认的新世界的象征。当大功告成，有一日人们会发现，传统，“旧”，乃是在一个现代的更易于复制的时代使他们得以保持特征的惟一基础，使他们得以避免乏味的罐头式的统一的生活的最后可能时，一切都已经不在了。既丧失了传统的所指，又毁灭了传统的能指的现代，只不过是漂流在时代荒原上的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而已。
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一旦到达极端，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二十年前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另一点可能尚未得到时间的完全证实，但灾难性的端倪已经清晰可见。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万众一心向往着的新世界如果盲目地极端化，同样是灾难性的。或者是更可怕的灾难，它将导致中国人不仅丧失精神家园，而且将最终丧失掉栖居的大地。“文革”令中国传统文化在所指的层面上毁灭，它现在是否在新世界的名义下，进一步毁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能指呢？我不能不忧心忡忡地看到，总把新桃换旧符，当年梁思成先生担忧的事情，继续进行的旗号已经不是对文化上对“旧”的所指的毁灭，而是在建设一个新世界了。新世界当然要建设，但其建设的基础却是在对旧世界的彻底毁灭上。报纸上说，李鸿章在合肥的故居都被拆毁了，理由当然不会再是买办卖国，也不是文化革命，而是新世界的需要，但我相信二十年前的阴影也是一个基础，如果那是鲁迅先生或郭沫若的故居，会如此下场么？前不久北京有些知识分子对圆明园的扩建痛心疾首，大声疾呼，但对把大批的四合院拆掉建商场却保持沉默。
昆明今年有记者在报纸上说，新年进城逛大街，昆明犹如一座新城。记者非常高兴。昆明今天犹如一个地震后的新唐山。昆明由于远离文化中心，许多“旧”得以经过无数次文化革命幸存下来。但什么都挡不住人民的“新”的渴望。1966年幸存下来的一切视觉上的“旧”，现在都已经荡然无存。而昆明据说是国家规定的“历史文化名城”。真是“怎么都行”的后现代幽默啊。拆除某条明清时代的街道时，也有居民不满，但不满的原因是不能立即迁入新房子。分到某室一厅的都欢天喜地，立即搬走了。根本就没有人会可惜那些旧时代的工匠们用漫长的时间才做出的那些让人“多识鸟兽虫鱼”的门、窗子；那些与七律、五绝、念奴娇、朱耷的墨迹相对应的楼台庭院，奇石怪木。有一个中午我经过这条街道，看见满街都是雕梁画栋，被建筑工人作为木料论斤处理。忽然想起孙髯翁先生的旧句“……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沧桑巨变，今天是连半江渔火也未留下来啊，那半江渔火现在是一池被污染了的脏水。我像一个自作多情的旧才子那样，想哭。
新世界的哲学基础是达尔文主义。但中国世界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穷究物理的西方与大地的关系是“发现者”、“挑战者”和“征服者”的关系，从根本上说，西方与大地的关系是敌对的，人拥有一切，索取一切并至高无上。它需要有一个可以批准一切的上帝抚慰西方脱离了大地的灵魂。但在二十世纪，上帝的缺席使这一切都成疑问，因此海德格尔呼吁“诗意的栖居”。而“诗意的栖居”正是古老中国的存在方式。中国世界与大地的关系是万物有灵和天人合一的。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不是寄托在上帝那里，而是寄托在大地上。时代在前进，而大地呆在原处。如果继续盲目地把大地视为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最终将导致的是天人合一的破坏，万物不再有灵，对大地的征服使西方人建立了悔罪的教堂，但同样的征服只会导致中国人丧失他的家，他的生存的根基。南方无嘉木，试想一个大地上充满了唐诗宋词的民族，在一个没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大地上，即使所有人都住在希尔顿饭店套间式的寓所里，所有的道路上都奔驰着轿车，活着又有什么意思！新世界为了使人们过更好的日子，但好日子应该是人的创造好日子的能力的解放，而不是对某种现成品的复制。但在今天，新世界被理解为仅仅是物质享受的复制式的进步。因此美国生活方式、殖民地发迹的亚洲某些地区的新世界，被作为新世界本身进行复制。而此所谓的新世界恰恰是现代化的糟粕。人的创造力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新世界如果没有一个人文的(来自传统的，不仅是文字精神上的)基础，最终只导致人的异化，而对人的异化又在新世界的庇护下大行其道，最终，将是天的失去，而人丧失了他所栖居的大地，他只是新世界罐头中的幽灵而已。盲目的丧失理性的新世界并不会让人生活得更好，反而加速了人的死亡，艾略特所描述的荒原，就是西方被新世界的结果。
遥远和旧这两个词一旦消失，世界变成近的、新的与没有距离和热闹的，那么世界的末日也就来临了。我预言。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所谓家园是所谓？在汉语中，家园实际上恰恰不是存在本身，而是某种远离存在上的乌托邦，正像这个词所隐喻的世外桃源一样。例如海子诗歌中的家园。这个家园只有用不在现场的话语系统，或西方神话译本的话语系统才能够指谓。它不能用中国人日常的家乡话来指谓。家园何在？这个词的本义无人理会，人们倒是拼命地在它的隐喻上去接受它。家园何在？我以为它就栖居在中国人日常的现代汉语之中。它是能指那些我们的存在真相的话语。在中国今天很多诗人的作品中，存在是被乌托邦话语所遮蔽着的。我们仍然生活在麦地上吗？这种诗歌以诗的腐朽的美学遮蔽着存在的真相，让人们在存在的丧失中诗意地憧憬着，直到最后一块麦地也彻底丧失。
汉语的写作方向潜在着一种来自语言本质中的“升华”化、诗意化的倾向。作家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语言往美的有价值的方向去运用。或者通过故意丑化来摆脱。一种清醒的、不被语言左右的、拒绝升华的中性的写作非常困难。
诗是语言的游戏方式之一。如果游戏在汉语中往往会被理解为不负责任、戏弄等等，那么我可以为“游戏”加上一些限制词，严肃的、伤精费神的创造性的等等。西绪弗斯的劳动可以看成一种游戏，但这种游戏如果不是命中注定的，谁愿意去玩啊！我发现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你说得越清楚、越明白，人们反而越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试图说得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能指。但人们的困惑和误读反而由于我的明白加深了。
我试图使在所指上不断前进的汉语返回到能指上去，在一个辞不达意、崇尚朦胧的时代，我试图通过诗歌把我想说的说清楚。所谓“获救之舌”，在我并没有那么多的高深莫测的隐喻，很简单，就是把话说清楚。
我实际上更愿意读者把我看成一个后退的诗人。我一直试图在诗歌上从二十世纪的“革命性的隐喻”中后退。
我是所谓为当代诗人们所唾弃的“没有精神向度”或“没有深度”的诗人。一个人要把话说清楚，他当然要避免深度，避免言此意彼。我拒绝精神或灵魂这样的虚词。我的诗歌是一种说话的方法。在所谓诗的“精神向度”上，我只不过是在重复一些“已经说过了”的东西。所谓老调重弹。如果它们还有些意思的话，无非是它们提供了一些“老调”的弹法。
我不知道如果离开了语言，我们如何看到或谈论所谓精神向度。
我从来不讨论灵魂或意义之类的问题，就像人不可能讨论他自己一样。这是出发点和在场，是不言自明的东西。有谁见过没有意义或灵魂的写作？无非各时代对这些东西的理解不同罢了。
汉语关于季节时令的概念是北方的，它说的秋天在云南是一二月份。而多雪的冬天或所谓“春寒料峭”在云南或它以南的地区则根本就匪夷所思。我少年时代常常受到语言所指性的迷惑，老想使能指和所指一致起来。我常常要写一些寒冷的诗来弥补我事实上对冬天的毫无经验。这些诗肯定造作，因为我的经验中关于冬天的词语只是来自阅读。这也是西方读者为什么看了中国才子写希腊暗暗发笑的原因。对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抱着迷信态度，仅将它作为一种现成的工具，从不怀疑，是中国的“先锋”诗歌失去读者(我指的是像杜甫或罗兰巴特这样的读者)的一个原因。
公开话本和隐蔽话本的分离。我认识许多年轻人，上了许多年的学，毕业了，进入了社会，忽然大梦初醒，再也不天真浪漫了，世故老成起来，冷漠狡诈起来，与二十岁时那个血气方刚的人判若两人。为何？因为他发现了那个隐蔽话本，实际的现实的生活并不是依据他在学校里学到的那套公开话本来操作的。他忽然发现他并没有应付生活之恶的能力。他必须补课，而他从前学到的东西并不指示他如何面对生活之恶的方法，在公开话本中，生活之恶是“在别处的”。所以他被现场包围着他的恶所战胜。这时候，生活之善反而又成了“在别处”的了。在现在中国，公开话本虚构“别处”的功能最发达的器官，是诗歌，而且是那些所谓的“纯诗”。“纯诗”一词本身就是一种“在别处”的自我标榜。
何谓乌托邦写作？我昨天到公园里去，看见那些为了照相赚钱的人在永远不会开花的松树枝上悬挂了许多塑料的花朵，让人感到一种超越现实的神秘，虚构出他们想象的美，以为应该有的美。在他们看来，所谓美就是一切事物都要花团锦簇，没有花就是不美，就是平庸。他们把松树按照所谓“美”的既定模式升华了。但其被这花朵遮蔽着的真正目的却是，更艺术地赚钱。升华与遮蔽，这就是乌托邦写作。乌托邦写作其实是十分庸俗的。
美好的事物存在着，是我们的关于美或丑的文化和教养遮蔽着它。
我关心的不是某种众所皆知的叫做诗的东西，而是在我们的时代说话的方法。它是否是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的那种原始的力量。诗在过去不是为诗人们今天所普遍习以为常的目的存在的。
每一时代的诗人都由于意识到他对自己时代的失语状态，才成为诗人。
依靠想象力写作，最容易大批量地写出艳词丽句。有中学生的知识结构足够了。我认识许多这种所谓诗人，对于他们来说，写作真是易如反掌，难于上青天的反倒是那些与诗人生涯无关的日常生活。
把日常生活视为庸俗的，小市民的，非诗的。把诗视为与之相对立的某种鹤立鸡群的高雅的部分，这在诗歌的真理中正是属于庸俗的和非诗的。
我们已经养成了只关心远方的思维习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从这种潜意识出发写作的人太多了。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家具，自己的老椅子上由远方的山冈投射到一个晚餐桌上的光线。
《追忆逝水年华》不如《寻找失去的时间》译得好。年华一词，不具时间一词的中性，让人以为追忆的是某种有意义的生活，闪光的生活，所谓过去的好时光。失去的时间，不在于它的意义，不是年华，而是那些无意义的部分。正是隐匿在年华后面的灰暗的无意义的生活组成了我们几乎一辈子的生活。
《寻找失去的时间》是对无意义生活的回忆，这与我们所知道的回忆是不同的。不明白这一点，就不明白普鲁斯特。
真正的生活乃是无意义的生活。而生活的无聊正是生活太有意义而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