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真德秀传》记载：
嘉定七年（1214），“时史弥远方以爵禄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谓刘爚曰：‘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遂力请去，出为秘阁修撰，江东转运副使”。
《西山真文忠公行状》则更露骨地说：“时相（史弥远）方以爵禄笼天下士，至有声望旧人折节营进。”
继《宋史》之后，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里也引了这段话。后世的历史学者当然也就依样画葫芦了。
总之，史弥远用“爵禄縻天下士”这句话，已成为真德秀标榜自己清高不浊，不与史弥远同流合污，攻击史弥远奸险狡猾的政治名言，成了一句被抽象了具体内容的“正人君子”贬斥“权奸”的口头禅。
其实，《宋史》中真德秀这段话是很值得推敲的。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真德秀讲这话是在什么时间、针对什么具体人物的，不要抽离其具体内容。
真德秀讲这话是宁宗嘉定七年，其时史弥远当宰相约六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人事组织上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为“庆元伪学案”平反昭雪，为在“伐金”问题上遭韩侂胄排挤打击的官吏拨乱反正。
一、为“庆元伪学案”平反
据史载：宁宗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为了把右相赵汝愚打下去，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庆元伪学案”，给五十九人戴上“伪学逆党”帽子。他们是：赵汝愚（右丞相）、留正（少保、观文殿大学士）、王蔺（观文殿学士、知潭州）、周必大（少傅、观文殿大学士）、朱熹（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徐谊（权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彭龟年（吏部侍郎）、陈傅良（中书舍人兼侍讲、兼直学士院）、薛叔似（权户部侍郎兼枢密都承旨、提举太史局）、章颖（权兵部侍郎兼侍讲）、郑湜（权刑部侍郎）、楼钥（权吏部尚书）、林大中（吏部侍郎）、黄由（权礼部尚书）、黄黼（权兵部侍郎）、何异（权礼部侍郎）、孙逢吉（权吏部侍郎）、刘光祖（起居郎兼侍读）、吕祖俭（太府寺丞）、叶适（太府卿、总领淮东财赋）、杨方（秘书郎）、项安世（秘书省校书郎）、沈有开（起居郎）、曾三聘（知郢州）、游仲鸿（军器监主簿）、吴猎（监察御史）、李祥（国子祭酒）、杨简（国子博士）、赵汝谠（添差监左藏西库）、赵汝谈（前淮西安抚司干官）、陈岘（秘书省校书郎）、范仲黼（著作郎兼权礼部郎官）、汪逵（国子司业）、孙元卿（国子博士）、袁燮（太学博士）、陈武（国子正）、田澹（宗正丞兼权工部郎官）、黄度（右正言）、张体仁（太府卿）、蔡幼学（福建提举常平茶事）、黄灏（浙西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周南（池州州学教授）、吴柔胜（新嘉兴府府学教授）、李埴（校书郎）、王厚之（直宝谟阁、江东提点刑狱）、孟浩（知湖州）、赵巩（秘阁修撰，知扬州）、白炎震（新通判成都府）、皇甫斌（池州都统制）、范仲壬（知金州）、张致远（江西兵马钤辖）、杨宏中（士人、太学生）、周端朝（士人、太学生）、张衜（士人、太学生）、林仲麟（士人、太学生）、蒋傅（士人、太学生）、徐范（士人、太学生）、蔡元定（士人）、吕祖泰（士人）。
嘉泰二年（1202）二月，“庆元党禁”后第六年，韩侂胄听张孝伯与姻亲陈景思的劝告，弛伪学、伪党禁。赵汝愚追复资政殿学士。党人见在者，徐谊、刘光祖、陈傅良、章颖、薛叔似、叶适、曾三聘、项安世、范仲黼、黄颢、詹体仁、游仲鸿等诸人，皆先后复官自便，并不再称“伪学”。嘉泰三年十月庚子，“诏宥吕祖泰，任便居住”。
韩侂胄被诛之后，嘉定初年，宁宗与史弥远为自韩侂胄弛伪学之禁以来尚未平反的“伪学”党彻底平反昭雪，一一作了安置。
例如：
林大中，授吏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开禧三年十二月）。嘉定元年卒，谥“正惠”。
楼钥，吏部尚书（嘉定元年三月），签书枢密院事（元年八月）。
袁燮，迁国子司业、秘书少监、进祭酒、秘书监（嘉定元年三月）。
吕祖泰，诏特补上州文学（嘉定元年七月）。
赵汝愚，追复观文殿大学士，谥“忠定”（嘉定元年二月）。
赵崇宪，赵汝愚子，录用监行在都进奏院（嘉定元年七月）。
彭龟年，赠宝谟阁直学士（嘉定元年四月），三年赐谥曰“忠肃”。
吕祖俭，赠朝奉郎、直秘阁、官其子一人（开禧三年十二月）。
蔡元定，谪死道州归葬建阳，赐上州文学，寻改迪功郎（三年七月）。
朱熹，赐谥曰“文”（嘉定二年十二月己巳）。诏追赠朱熹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嘉定三年五月）。
杨简，授秘书郎，知温州，累遣宝谟阁学士。
李道传，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学教授。
蔡幼学，“迁中书舍人兼直讲，除刑部侍郎”。
褒录庆元上书“六君子”中，杨宏中、徐范、张衜各循一资，周端朝、林仲麟各免文解，蒋傅（早亡）诏以束帛赐其家。魏了翁等等都被召用。
二、为因谏止韩侂胄出兵北伐而遭罪的人平反
如原显谟阁直学士杨辅、武学生华岳、知处州徐邦宪、谏议大夫李大异、参知政事张孝伯、知枢密院事费士寅、湖广总领傅伯成、户部尚书赵师睪、知处州徐谊等，一一予以平反与重用。钱象祖任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赵师睪任兵部尚书，知临安府；徐邦宪任临安知府；娄机召为吏部侍郎；傅伯成拜左谏议大夫；左迁权吏部侍郎；李大异遣杂学士以旌之；华岳擢第为殿前司同正将（嘉定十四年谋乱伏诛）。
被真德秀称史弥远“以爵禄縻天下士”，众多士大夫“折节营进”的基本上就是上述两部分人。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搞清楚：
1.能不能把为这样一些人平反昭雪与重用说成是史弥远耍政治手腕，捞政治资本？
第一，这是政治斗争规律的必然要求。
古往今来，无论是改朝换代或者同一王朝里权力的转换，都要进行一系列人事的变动，“一朝天子一朝臣”。同时也必然要“拨乱反正”，对前一执政者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这不是什么用“爵禄縻天下士”的问题，而是时势的必然。
第二，是史弥远家庭、社会以及个人价值观内在的要求。
史弥远本人出生于理学世家，曾祖父史诏是著名的“八行高士”，祖叔史才是李光荐举的参知政事，因忤秦桧而罢官；父亲史浩与理学家朱熹等交往甚深，史家与理学人士的关系源远流长。正因为史弥远本来就是一个自幼接受道学思想教育的人，这个家与社会上的道学名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史弥远当了宰相后，请这批老儒、老道出来为他出谋献策，共理朝政，完全是情理中的事。这当然壮大了他的政治社会基础，但也不光是捞政治资本，而是治理国家的需要。“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好花总需绿叶扶持的。
2.能不能把这样一些被平反昭雪的人，或不被韩侂胄所用而今给以重用的人，说成是趋炎附势、“折节营进”？
平心而论，一个政治上受过严重伤害与沉重打击人，当他一朝得以重见天日、重赴工作岗位，而且得到提拔重用时，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一般持中间立场的人也会给以同情。只有那些迫害过人家、居心叵测的人，才会说这些人是“折节营进”！
诚然，真德秀既不是“伪学党”人，亦不是曾经反对过韩侂胄冒险出兵而受排挤的人。在韩侂胄时代他没有受到过压制，在庆元党案中没有他，韩侂胄出兵北伐前后他也没有表过态。他从庆元五年中进士以来，一路顺风。从真德秀《行状》看，他与韩侂胄专权时的宰相陈自强关系不错。韩侂胄被诛时他已由南剑州判官升为太学正。韩侂胄被诛后，他一再表态坚决拥护诛韩与对金议和，是个坚决的反韩派和主和派。
嘉定元年（四月戊午），真德秀为太学博士，主动上书《论和议》，他说：“窃闻权臣（指侂胄）用事，妄开兵端，南北生灵均被其毒，陛下为之旰食焦劳者，二年于兹矣。天启睿谋，迄殄元恶，寻盟继好，休息有期，岂非天下之福哉！”
“臣观昨者窜殛柄臣之始，不惟四方万里咸服英断，而敌国亦竦然易视矣。”
召对时真德秀又说：“权臣开边，南北涂炭，今兹继好，岂非天下之福。”
在为“伪党学”平反昭雪问题上，他亦积极支持，召对时说：侂胄对正心诚意之学则诬以好名，于是伪学之论兴，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张，正当褒崇名节，明示好尚。
正因他对宁宗和史弥远跟得很紧，年纪又轻（比史弥远小十岁）又有学问，所以深得宁宗和史弥远的信任，仕途上一路顺风：嘉定元年（1208）迁博士、秘书省正字兼检讨玉牒，不久又兼沂王府教授、学士院直；三年（1210）遣秘书郎；四年（1211）遣著作佐郎，史弥远还想破格提拢，“宰相将用德秀，会言官触之，德秀力辞”；五年（1212）迁军器少监，升权直；六年（1213）迁起居舍人。
在此过程中，他还得到了史弥远的保护。尽管同僚中有人对他不满，史弥远还是委任他为赴金贺金主即位的使者（嘉定六年十月戊申）。担任这个职使的人一般都进入“国门”。史弥远对真德秀深信不疑。一个如此受史弥远重用的人，怎么会说史弥远“用爵禄笼天下士”呢？他在七年（1214）七月对刘爚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说“时相（史弥远）方以爵禄笼天下士，至有声望旧人折节营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显然，真德秀是在唆使刘爚离开朝政。但刘爚没有离开，他没权欲，他是诚心诚意地协助史弥远的，直到第三年（1217）去世。
其实，真德秀只是想唆使刘爚离开，而他自己却直接从宁宗那里讨了个官差：到江东任“计度转运副使”。他自己也感恩地说：“蒙陛下选擢，将漕江东。”所以真德秀的真正用意是使刘爚离开朝政之后，一则拆了史弥远的台，使他失去得力的高参与干将；二则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攻击史弥远排斥老儒的口实，一箭双雕。
更令人费解的是，真德秀一方面反对史弥远用“爵禄縻天下士”，而另一方面却向宁宗进言国家该用“爵禄縻天下士”。嘉定九年（1216）十二月，他给宁宗的奏书里说：“国家平时不爱名器、爵禄，以宠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见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惧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