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为什么把“寓公”王元春以轻舟“告变”于朝说成是“竑乃遣王元春‘告’于朝”？
宝庆元年一月的济王湖州事变，《宋史》是根据周密的《齐东野语·巴陵本末》编写的。原文是：
宝庆元年正月八日，含山狂士潘甫与弟壬、丙（《宋史全文》注说潘家是大富豪，富可敌国）率太湖亡命数十人，各以红半袖为号，乘夜逾城而入，至邸索王，声言义举推戴。王闻变，易蔽衣，匿水窦中，久而得之。拥至州治，旋往东岳行祠，取龙椅置设厅，以黄袍加之。王号泣不从，胁之以兵，不获已，与之约曰：“汝能勿伤太后、官家否？”众诺。遂发军资库出金帛楮卷犒军。命守臣谢周卿率见任及寄居官立班，且揭李全榜于州门，声言史丞相私意援立等罪。且称见率精兵二十万，水陆并进。时皆耸动，以为山东狡谋。比晓，则执兵者大半皆太湖渔人，巡尉司蛮卒辈多识之，始疑其伪。王乃与郡将谋，帅州兵剿之，其数元不满百也，潘壬竟逸去（后明亮获之于楚州河岸）。寓公王元春以轻舟告变于朝，急调殿司将彭任赴之，兵至，贼已就诛矣……越一日，史相遣其客余天锡来，且颁宣医视疾之旨。时王本无疾，实使之自为之计，遂缢于州治之便室，抬归故第治丧。始欲治丧于西山寺，其后遂藁葬西溪焉。
初，朝廷得报，谓出山东谋，史揆惧甚，既而事败，李全亦自通于朝，以为初不与闻，疑虑始释。遂下诏贬王为巴陵县公，夫人吴氏赐度牒为女冠，移居绍兴，改湖州为安吉州。
王元春以告变功，遂知乡郡。时秀王第十三子师弥，避难菁山园庙，亦奖其能守圆陵，躐等升嗣袭。
《宋史》在记述该事时前后都与《齐东野语》一致，只把《齐东野语》原文“寓公王元春以轻舟告变于朝”改为“竑乃遣王元春告于朝”，且删去“王元春以告变功，遂知乡郡”。对师弥则保留原文中的一部分，二月丙申“诏师弥检校少师、嗣秀王”，但删去其原因是济王事变时他不参与反叛行动，而是避到菁山园陵守陵。
《宋史》这两处删削和一处改动，可能都隐藏着为济王辩护的动机。原文“寓公王元春以轻舟告变于朝”的意思，是否应该理解为住在湖州的王元春见州门的布告后自己主动以轻舟飞报朝廷，而不是受济王竑的派遣，所以得到朝廷的重奖呢？“告变于朝”与“遣告于朝”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关于王元春是否被济王所“遣”至临安问题，《宋史·孙守荣传》可以参证。该“传”说：孙守荣，临安富阳人，善测万物始终盛衰之理，号“富春子”。理宗宝庆间游吴兴（湖州），听到谯楼的鼓角之声，惊曰：“旦夕且有变，土人当有典郡者。”见王元春，即贺之曰：“作乡郡者，必君也。”元春开始不信，后潘丙作乱，“元春以告变功，果典郡”。
从这“传”可见，王元春的身份是“土人”，这与周密《齐东野语·巴陵本末》讲的“寓公”相吻合。济王是个“王”，左右官差众多，当然不会派一个“土人”去报告皇上，这是一。第二，该“传”说“元春以告变功，果典郡”。这说法与《齐东野语·巴陵本末》讲的也吻合，元春是因“告变”之功而当了郡守的。如果是济王派去报信的一个“官差”，那是“公务”，何来的“告变之功”？
由此可见，《宋史·镇王竑传》说“济王遣王元春告于朝”的记载是有意篡改史实，为济王涂脂抹粉。
它同样删去王元春因“告变功”受重奖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