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有些史学家，在“以论带史”的思想指导下，首先把史弥远定“论”为投降主义者，一切反对史弥远的人都是反对投降主义的爱国主义者，由此出发去找事实证明。关于谥史弥远为“忠献”的论述就是牵强附会的一例。
有文说：“秦桧谥忠献，弥远也谥忠献，是同一类人物，是士大夫的共识。”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正像同姓同名的人很多一样，“谥”相同的人也很多，像武穆、忠定、忠简、忠献等。
有宋以来，第一个赐谥“忠献”的是太宗的宰相赵普。太宗言：“卿国之勋旧，朕所毗倚”，“尽忠国家，真社稷臣也。”
第二个赐谥“忠献”的是英宗时任相、英宗后拥立神宗的宰相韩琦。神宗亲赐韩琦“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碑，故赐谥曰“忠献”。
第三个赐谥“忠献”的是高宗的宰相秦桧，议中有“道德高天地，勋烈冠今古”之语，高宗赐神道碑以“决策元功，精忠全德”为额，故赐谥曰“忠献”。
第四个被赐谥“忠献”的是孝宗时候的张浚。第五个就是史弥远了。
理宗时才担任“高、孝、光、宁四朝国史”的大总编李心传，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写下下面这段话：
大臣谥之极美者有二：本勋劳，则忠献为大；论德业，则文正为美。有国二百年，谥忠献者才三人，赵韩王、韩魏王、张魏公是也。秦桧谥忠献，实博士曹冠为之。
史弥远的谥“忠献”是在理宗绍定六年十月乙未。在此之前九天（十月丁亥），理宗诏封史弥远为会稽郡王。诏书说：“史弥远有定策大功，勤劳王室，今以疾解政，宜加优礼。”“乙未，史弥远薨，赠中书令，追封卫王，谥忠献。”
由此可见，谥史弥远“忠献”并非士大夫所为，而是理宗自己所施。既然该谥非士大夫所为，又哪里来的“士大夫共识”呢？显而易见，从当时情况看，理宗对史弥远这个封谥，也是从“道德高天地，勋烈冠今古”的意义上使用的。他根本没有把史弥远等同于秦桧。当然，反对史弥远的“士大夫”可能会这么想。我说的是“可能”。因为在当时，社会上对“嘉定伐金”的八年抗战还是记忆犹新的，稍有点政治良知的人都不会把史弥远说成是投降主义者。而且就在史弥远逝世前一个月，史嵩之和孟珙还带兵打败金将武仙于顺阳，消灭武天锡众二十万，收复了唐州，使邓州投降。史弥远抗金的胜利，其爱国精神完全可以与张浚媲美，其拥立理宗之功亦完全可以与韩琦拥立英宗之功并列。理宗对史弥远谥“忠献”，与其说把史弥远比秦桧，不如说把他比韩琦与张浚更合理。
事实上，理宗确实是把史弥远比作韩琦，甚至比作周公。他在亲自给史弥远撰写的“公忠翊运，定策元勋”碑里说：“昔韩琦尝拥立神宗矣，神宗御制琦碑。”讲史弥远是父皇宁宗给他安排的“顾命大臣”，“如成王之于康王”。“周公之勋，伊尹之德”，故“亲制铭文”，“传其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