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主体社会的基石，就在于主体人的成就。文化与思想的觉醒虽然可以为主体人格的形成奠定启蒙的基础，但如果这种文化启蒙，仅仅是促进了文化本身的繁荣，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成就，而没有落实到人本身的确认上，那么就不可能促成主体性社会的形成。
在历史上，文化的繁荣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确实发生过，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这些文化成就为人类的文明奠定了基础，但是还没有最终促成人的主体性的形成。尽管历史上这种文化的繁荣一再发生，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就社会的意识模式而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文化本身的发展，少部分的社会精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的觉醒，也有了主体意识，但是这些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早期文化中的自我主体性认知，总的来说还停留在相对朦胧的状态，只是有了一些的萌动，但还是不清晰。更不要说用法律与制度的形式，将人的主体性作为普遍原则确认下来，并规定在具体的权利保障上面。
如果意识的进步最终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层面，而仅仅是文化观念的闪现而已，那么它不可能真正照亮整个社会。只有在关于“我”的认知成为普遍共识的时候，也就是人最终觉醒的时候，人的主体性确认才有可能。
在这里，人本身的创造力的发挥也是基础性的条件。自我的认知并不仅仅是意识观念上的问题，只有当人能够完全依靠自我意识的创造力，或者说只有当意识创造的力量大于自然力量的时候，人才能看到自身的力量，这个时候人才能最终完成自我的认知。自我认知是与人的创造力发挥程度相适应的，并不存在所谓单纯的自我认知与确证，因为它总是与意识创造力的现实转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人的确证是意识与现实统一的过程。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并没有真正成为主体性的存在，尽管在农业社会也出现过文化的繁荣。这是因为，在农业社会中，人的意识自由还没有真正达到可以超越依赖自然条件的程度。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向自然获取的依附性存在，虽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是还不足以创造出超越自然原始价值的价值。因此，人也就匍匐在自然的脚下，虽然也进行劳动生产，但仍然是靠天吃饭，这就是农业社会的总体特征。
只有进入到工业社会的时候，人类创造的价值才真正超越了自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正如马克思评价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1]这个时候，人才能从对自然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独立性主体存在，所谓主体性社会也恰恰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
但是在这里也并不是说，人的主体性是完全由客观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客观的生产力，也恰恰是人的意识自由发展的结果，所以生产力并不是存在于人之外的所谓客观。生产力本身也仅仅是人的内在意识自由的展现而已。
在农业社会，这也仅仅反映出那时的意识自由，还没有发展到主体性的层面，仍处于意识模式的局限中。而到工业社会阶段人的意识模式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自由的独立意识从潜意识模式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了意识的主体性。
主体性的人格在工业化革命之后，最终形成并落实到制度层面，也就是宪法对于主体平等的确认。在工业化革命之后，人类开始逐步摆脱土地对于人的束缚，社会开始真正地流动起来，人逐渐成为了经济关系的主体性存在。人逐渐摆脱了对土地的依附，也逐步成为相对自由独立的存在。这个时候主体平等原则，才被当做普遍原则得到真正的确立。
所谓的主体性社会是以人的普遍独立作为基础的，当然这种独立也不是仅仅由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根本上是自我认知对于人的主体性的确认，正是自我认知促进了意识创造力的自由发挥，反过来这种自由意识的创造力日益成为了人的主导性力量，并且最终由人的意识层面，转化为人的现实层面的独立。
从意识发展的角度来说，人不可能成为自己不想成为的存在，人只能够成为自己真正想成为的存在，所以人类始终在自我意识所追求的道路上前行着。
从总体上来说，意识自由的驱动，并不是不自然的刻意追求，恰恰是意识发展的本然的自由特性，最终决定了意识自由的最终实现，必然要落实在人的主体性的实现方面。可以说，意识自由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主体性。所以说，人的主体性就是人的内在趋向性，而这种趋向性构成了人的意志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