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兴十二年八月,诸葛亮病死五丈原。临终前密嘱杨仪等人回师汉中。魏延独持异议,声言不能因诸葛亮一人之丧而影响讨伐曹魏大计。此议未被采纳,他即迁怒于素不相睦之杨仪。闻杨已部署退兵,便抢在杨之前自褒斜道南撤,边撤边毁栈道,以阻杨回师之路。其结局是“三国”读者都知道的:他被目为蓄意谋反,终至被杀。罗贯中用小说笔法,把他写成早有反骨。其实,在《三国志》里,陈寿倒是替他说了公道话的。他不过是不服杨仪,并不想背叛蜀汉。杨仪气量狭窄,魏延的盲动亦事出有因。诸葛亮生前对他不大放心,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嫌诸葛亮过于谨慎,不采纳其主力北出斜谷,由他分兵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之计。诸葛亮头上的光环太耀眼了,掩盖了魏延献策中的合理成分。他最后不顾大局,挑起内讧,更使自己长背黑锅。
这两次栈道之焚,都是在一种特殊情境下发生的,与敌对双方交兵无直接关系。因直接交兵而致栈道被毁,史籍上则更难胜数。大凡在乱世,在群雄混乱的割据时代,诸如东汉末年、三国、南北朝、唐末、五代、南宋与金、元对峙时期,这些谷道里便兵火不断,栈道迭毁。它的或修或废,恰是中国治乱的连锁反应。栈道的劫火,把历史上那些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乃至邪恶卑鄙的阴谋家、野心家,――投影在那些峡谷绝壁上。它是权力磁场中一个特别敏感的场效感应区,也是达致中国统一、文明传播普及的一条必经的孔道。只需指出一点:丝绸之路首程的一条重要支线,就是这些栈道。蜀地的丝绸就是由此运往西域的。
所以,栈道才屡经兵焚而不绝于斯,直到交通手段的不断演进,最后替代它为止。
所以,有关栈道和战争的种种传说,如同千古流传的楚汉相争和三国鼎立故事一样,苍凉而不凄苦,悲壮而不惨伤,甚至蕴含着沿线山民的几分自豪――尽管他们世世代代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牺牲。
苍凉的历史,早穴藏进那一排排栈道孔眼。只有谷风吹怀,只有江声激耳。置身明月峡,“中国古今交通博览馆”中那出没于山腹中的铁道,那汽车道,那栈道,那驿道,那水道和纤夫道,均历历可见。但我此时的思绪,已经超越这些物象,在那些悬崖穴藏中作历史的遨游。本来,这“博览馆”就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一大奇观。
访成都杜甫草堂
熊召政
一
春来惆怅浣花乡,无限江山一草堂。
细雨酥泥红满路,竹篱楠影绿盈窗。
每因战乱伤襟抱,历尽沧桑壮酒肠。
流寓锦城听杜字,诗人独自话凄凉。
坐在杜甫草堂的茶馆里,我写下这首诗。数年来借助银翼,频到成都,也曾抽空三访杜甫草堂。诗人出身的我,一直想为这草堂写点什么,但不知为何,总找不到感觉。此番从峨眉山归来,心如青衣江上的行舟,还航行在盛唐的烟雨里。再来到这成都的杜甫草堂,细细浏览柴门花径,穿过一丛丛凝烟滴翠的新竹,看高大的楠树把四月的烟雨中的春光,撑了一个满庭,心中便突然生起无尽的惆怅。于是,就有了上面这首诗。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是饶舌的一群。中国以诗国著称,诗歌在中国,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状态。在古代,中国的为官者,几乎没有谁不会写诗,他们中产生了许多大诗人,像屈原、宋玉、鲍照、庾信等。这情形在唐宋两代尤为突出。在唐有张九龄、王维、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等;在宋有王安石、晏殊、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等,都是诗坛中雄视千古的人物,同时又都是高官。同以上这些人相比,杜甫官职卑微,所谓工部,比之如今,充其量是个处长级别。但论诗不论官,何足挂齿的小官并不妨碍他获得“诗圣”的地位。
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十分优秀,但同时又极尽虚荣之能事,凡事都要夸张。譬如圣人,全世界获此封号的,加起来恐怕也没有咱中国多。周公旦是中国政治家中的第一位圣人,孔夫子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圣人,有“万世宗师”之美誉。另外,诸如书圣、草圣、诗圣、棋圣、艺圣、画圣、歌圣等等,不一而足。发展到当世,愈演愈烈。这种现象的产生,实乃是远古生民图腾崇拜的余绪。圣人是崇高的,不可企及的,我辈仰望,窃窃惭愧自己的愚笨。可是站在这杜甫草堂中,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为何这草堂,从来没人称它为“诗圣草堂”而要直称为“工部草堂”?难道圣人的头衔,还敌不过一个级别卑下的工部员外郎?
二
公元758年冬,从华州司功参军任上弃官流浪的杜甫,携家带口来到成都,借寓于浣花溪畔。翌年春,在友人的资助下,在浣花溪上游选了一块地,盖起了几间茅屋。这便是最初的杜甫草堂。杜甫在这里住了三年零九个月,写下了两百四十多首诗,在他死后,草堂数度易主终成废墟。直到一百多年后,来成都做官的晚唐诗人韦庄,在浣花溪畔找到了草堂遗址,缅怀先贤,他在遗址上头盖了一间茅屋,这是后人纪念杜甫的第一座建筑。又一百七十年过去,到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有一位名叫吕大防的进士仕宦锦城,在再度倾圮的韦庄版的草堂遗址上又一次重建。这一次规模略大,其壁间绘有杜甫遗像,供人瞻拜。半个世纪后,已是南宋初年,时任成都知府的张焘来到浣花溪边,面对草堂凋敝之甚,遂再度培修,新增二十六通石碑,遍刻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历时四月而成。经过这次修葺,草堂渐有气势,大殊于从前。元明改朝换代之际,草堂毁于战火。明初,朱元璋的十一子朱椿受封蜀王到了成都,下令重建草堂,这次规模更为宏大。自此,终明一朝,草堂修葺扩建了七次,亭馆祠堂,曲水园囿,草堂已成胜景。明末,张献忠入蜀,杀人如麻,川中浩劫,草堂亦不能免。1670年,清康熙朝川湖总督蔡毓荣履任成都,联络四川布政使金凌、成都知府冀应熊倡议重修。清代历朝扩建五次。民国期间,地方人士筹款对草堂中的工部祠与诗史堂进行了重建。新中国成立后,草堂成了杜甫纪念馆,成立了管理处,向游人开放。1961年,杜甫草堂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我们所见的草堂建筑群,为清嘉庆十六年重修所留下。这穿斗式的民居建筑,典型的川西风格。层轩累阁,华堂丽庑,清流散绮,雨红蕖。此般景象,华贵有如王府,与诗人的故居相去甚远。
三
唐代诗人中,最穷的有两个,一个是杜甫,另一个是杜荀鸫。如果给他们划成分,应该算是贫民。在新中国,他们可算是无产阶级诗人。宋代,曾主持过草堂重修工作的喻汝砺,为这草堂写了十二首诗,第一首头两句“灿灿诗翁锦城西,只缘诗好合穷栖”。开宗明义就点明了杜甫的身份,这个“灿灿诗翁”穷栖于人世。同时表述了一个观点:唯其穷栖,才能写出好诗。杜甫自己也说过“文章憎命达”。这无异于告诉人们:文学是穷人的事业,这观点与管子的“仓廪实然后知礼节”显然违背。文学与财富的关系,也就是说杜甫的立论是否正确,值得另写一篇文章探讨,这里略下不表。在这里,我想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诗圣,一个瘦骨嶙峋的穷老头子,生前颠沛流离,为五斗米折腰尚嫌不能,强抑嗽齿的穷愁,在达贵官人面前强颜欢笑的这位在大热天吃腐牛肉中毒而死的诗人,为何寓居三年多的一座草堂,竟有如此的宏敞亮丽?在这草堂里,杜甫写下了那首呼天抢地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如果草堂是今天这般气象,杜甫会如此痛哉惜哉,稍带着还把抢走茅草的邻家的孩子咒骂一番?
答案只有一个:这座草堂是后人盖的。从第二节里列举的历代重修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官府所为。这样就引出了第二个有趣的问题:我们的官府,为什么在杜甫生前如此吝啬,任其穷愁潦倒。但在他死后,又要如此大费财力,不厌其烦地修缮、扩建这一座已没有杜甫的杜甫草堂呢?生前穷愁死后荣耀都达到了极致,这究竟是不是荒诞的黑色幽默?
前面已经讲过,诗在中国,首先是一种生存方式,其次才是艺术。且不说官场的附庸风雅已成痼疾,就是天生龙种威加四海的皇帝老儿,同样也要往诗人堆中凑。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几乎是两个文盲,然而都有诗传世,刘邦的《大风歌》写得还不赖。御制诗应算是中国诗歌中特殊的一种。乾隆皇帝御制诗一万多首,这数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大诗人。尽管中国的统治阶级爱好诗歌,但爱诗与爱诗人是两码事。历史上,爱诗人的皇帝不多,但给诗人制造苦难的皇帝却枚不胜举。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残酷迫害手无寸铁的文人,从来都不会有道德上的障碍。
基于以上考虑,漫步在这杜甫草堂中,我的确产生了“诗人独自话凄凉”的感觉。
四
仅就园林而言,杜甫草堂堪称西南胜景。邓小平以八十高龄来游草堂时,说:“来成都没到杜甫草堂,就等于没来成都。”我不知道这句话确切的含义是什么。既可以理解成对杜甫的推崇,提示国人不可丢掉了忧患意识,又可理解为对这一片园林建筑的赞美。是的,田舍农居风格的草堂,如含蓄淡远的水墨画,有着闲逸的韵致。特别是1996年动工兴建的茅屋景区,曲水林塘,莫不充满杜诗的意境。在洞庭湖上客死孤舟的杜甫,绝对想不到,他靠友人赞助而建起的流寓蜗居,竟然被改造成锦城佳构,从而吸引了八方权贵,万国衣冠。仅从这一点看,诗人的荣幸,此地可称为“海内孤本”。
我在草堂中时,正值暮春,烟雨漾漾,园中游人熙攘。我细心观察,游人最少的地方,是杜诗碑林。啊,他们并不为寻诗而来,像游鱼唼喋浮萍,他们需要的是这里春光的溪流,娱情的小径。细心一想可以理解,在中国历史中,诗人是一种时尚。而在当今,在利益追逐成为社会首选的今天,诗人早已变成了社会中的边缘人物。再没有人愿意欣赏铿锵的音韵,更没有闲人来倾听诗人的诉求。尽管这诉求发自心灵,注满忧患,也不借助于语言暴力。但是,仍不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因为,产生于情感的诗,毕竟离铜臭太远。
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
梁衡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名人,但没有谁能像诸葛亮这样引起人们长久不衰的怀念;中国大地上有无数座祠堂,没有哪一座能像武侯祠这样,让人生出无限的崇敬、无尽的思考和深深的遗憾。这座带有传奇色彩的建筑,令海内外所有的崇拜者一提起它就生出一种神秘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