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朱自清·冰心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江苏东海人。
朱自清是以新诗人的轩昂姿态跨入文学领域的。他的新诗敞开情怀，直面人生，暴露与鞭挞黑暗现实，抒发自己对光明的呼唤，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诗人心中的折射（如《羊群》、《人间》）。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灭》抒发了“五四”落潮后知识分子思想苦闷而又不甘寂寞的思想矛盾。其新诗创作留下了“五四”新诗人直面现实，探索人生，迈步前行的足迹。
他由诗歌转向散文，主要是因为散文是“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写散文的宗旨是“写人生”。其散文作品大致有三类：
其一是反映现实生活。这类散文在一定程度上能触及生活的本质，不同程度地反映作家对时代、社会、人生的直接关注与思考。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1924年）就为我们描画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在生命市场上仅以七枚小银币被拍卖的悲惨图景，其中倾注了作者对弱小者的同情，有着浓烈的人道主义色彩。《航船中的文明》则以航船中男女分坐的习俗鞭挞了封建礼数的虐政，颇多慨叹，社会批判的锐气减弱。这正好反映“五四”落潮后某些知识分子不甘落伍又彷徨失落的苦闷情绪。《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则抒写了自己从西洋小孩子凶恶倨傲的逼视眼光中感受到民族歧视的屈辱，表现了作者爱国的灵魂。最让人震撼的还是《执政府大屠杀记》，他在文中怒不可遏地揭发了军阀屠杀爱国人民的血腥暴行，并且向罪恶的独裁统治表示了旗帜鲜明的声讨。这类散文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心和正义感。
其二是写家庭、写自己。这类散文是作者从侧面暴露人生黑暗，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沉痛的申诉与自白。前者如《择偶记》、《笑的历史》、《给亡妇》、《儿女》、《背影》等篇什。它们有的揭露了旧式婚姻枷锁下的青年男女的无限辛酸；有的透过描绘“只为家贫成聚散”的窘苦处境，反映了灰暗的世态，日暮途穷的社会的哀愁。后者如《那里走》、《论无话可说》等。在这类散文中，作者勇于敞露自己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索，既抒发了个人对时代的愤慨，也诉说了处于彷徨状态的知识分子看不到美好前景的惶惑，进退维谷的苦痛，显示了时代的症结。
其三是描山画水的“美文”。这些散文常常洋溢着作者“个人”的情调，有的寄托政治的忧愤，如《桨声灯影的秦淮河》，在欣赏美景中触发了自己厌恶黑暗社会的激情；有的指点社会的疮痍，如《荷塘月色》中传达出的“心里颇不宁静”的情思就暴露了在那个破碎的时代里不甘同流合污又感济世无方的知识分子的心境；还有的暗示了自己追求光明的憧憬，如《春》、《匆匆》、《绿》等，尤其是在《绿》中，他面对梅雨潭的绿发出的“惊诧”，就流露出他向往崭新生命的难以抑制的激情。这些明丽的散文所表露的蓬勃的情思，充分说明作者是不甘落伍的，是积极向上的。我们透过上面这些作品，完全可以捕捉到“五四”时代知识分子艰难选择的复杂心灵历程。
朱自清散文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朴实与真情的艺术风格尤其让人称道，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真切自然地表情达意，善于写出情致。朱自清为人正直、忠厚、淳朴。“文如其人”，他的散文创作着力追求一个“真”字——讲真话，写真情实感，描写真实景物。这种艺术追求分别体现在写个人感受、记人叙事、写景状物等散文创作中。在记人叙事时，他常常以真挚的感情，写自己的见闻感受，显得朴实、自然、真切，如《背影》、《女人》、《阿河》、《白采》等。这些散文叙述的都是些“芝麻黄豆大的事”，“却常能把那真诚的灵魂捧出来，给读者看”。在这方面最为成功的要首推他的散文名篇《背影》。文中记写的父子之情，看似平凡，却写得真切、感人、催人泪下。这篇散文完全出自作者的至情，他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作者用朴实的笔调，白描的手法叙写了八年前父子同到南京，父亲送儿子北上读书，在火车站告别的情景。作者淋漓尽致地抒写了父亲对儿子的关怀、体贴、爱护，如不放心茶房亲自送子上车，代儿子拣定座位，千叮万嘱，亲自爬过铁路去买桔子等都表现了父亲的爱。尤其是八年后想起父亲那背影时，更是感动不已，字里行间透露着真情，集中抒写了作者对父亲深深的怀念之情，很有情致，感人至深。
散文家李广田说：“《背影》一篇，论行数不满50行，论字数不过四五百言，它之所以能够历久传诵而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者，当然并不是凭藉了甚么宏伟的结构和华赡的文字，而只是凭了它的老实……”由此可见，《背影》是靠作者的生活感受、靠真情取得成功的。在写景状物时，他追求一种逼真的艺术效果，在细腻的描写中透露真情，融情于景，情景交融，文中有画，画中有情，读后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诸如《桨声灯影的秦淮河》、《匆匆》、《绿》、《荷塘月色》等堪称这方面的典范之作。尤其是《荷塘月色》写得最为精美、自然。作者描写月光下的荷塘，荷塘中的月色，细腻传神，意趣盎然，写得有情致、有趣味。前者如“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其中对花的姿态、花的清香的描写可谓细腻、自然、贴切，无斧凿的痕迹。后者如“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的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这段对塘中月色的描写，则宛如一幅水墨画，有动有静，细腻生动，恰到好处。这些写景状物的文字，与文章开头一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联系起来，便豁然开朗：作者观赏荷塘月色并非闲情逸致，“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陶醉于荷香月色是为了忘却心中的不快，以此求得暂时的解脱。这是典型的咏物抒情，读来极富情趣，耐人寻味。在写个人感受时，他敢于袒露自己的胸襟，把真实的思想剖析出来，用真心话跟读者交流，其大胆与率真非一般作家可比。最典型的要数他于1928年初写成的《那里走》。文中关于人生与生活道路的讨论，就充满着坦率的解剖与内心自白，他说：“我在Petty Bourgeoisie（小布尔乔亚）里活了30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伦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PettyBourgeoisie的。离开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我也知道有些年岁比我大的人，本来也在Petty Bourgeoisie里，竟一变到Proletariat（普罗列塔利亚）去了。但我想这也许是天才，而我不是的；这也许是投机，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罢了。”我们从以上这段文字中可以感受到他在艺术上求真的执著精神，读来很有震撼力。
其二，清秀隽永的语言风格。朱自清的散文写得很美，文字讲究，又不过分雕琢，于朴素自然之中带着清秀之气。作家朱德熙认为，他“能够在朴素自然的风格中立新意，选新语，于平淡之中见神奇，平正通达而又富于创造性。”这种清秀的语言在《绿》、《荷塘月色》中是很常见的。而《背影》中关于父亲过铁路的一段描写更是清秀隽永的典范：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上，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擦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桔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桔子来，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挽他……
这段回忆文字饱含深情，质朴、纪实地把父亲的背影写得深挚动人，它“文质并茂，全凭真感受、真性情取胜”，读来清秀隽永，韵味无穷。
冰心（1900～），原名谢婉莹，福建福州人。
冰心的文学创作始于“五四”时期，当时以写“问题小说”而引人注目，如《斯人独憔悴》、《去国》、《超人》等。这些小说大都表达了她对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的不满。除此之外，还写小诗，当时被人称为“冰心体”，后来结集为《繁星》、《春水》出版。冰心艺术成就最突出的还是散文创作，她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冰心的散文创作始于1919年，但在文坛上产生影响主要是在1921年以后。这年，她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散文《笑》，其后又发表了《到青龙桥去》等多篇散文，尤其是《往事》与《寄小读者》更使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50年代以后，她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其作品集有《再寄小读者》、《陶奇的暑假日记》、《小桔灯》、《樱花赞》、《三寄小读者》等。她的兴趣仍在散文创作上。
冰心是本时期重要的散文家。她的散文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就内容而言，主要是对母爱、童心与自然的感悟与赞颂。其核心是冰心的“爱的哲学”。这种思想倾向的形成跟作者自幼拥有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留美期间所受到的“人类之爱”观念的影响以及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优美诗文中所宣扬的“互助互爱”思想的影响等诸多因素有关。这种“爱”的乳汁在她的思想中就形成了用“爱”来融化人间苦痛，填补人际间沟壑，感化邪恶，拯救社会的观念。为此，爱成为冰心所有创作的一贯主题。
首先，对母爱的描写与歌颂。在《往事（一）》中，有不少片断是歌颂母爱的。如“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挡天空下的荫蔽？”（之七）“母亲的爱，和寂寞的悲哀以及海的深远，都在我的心中，又起了一回不可言说的惆怅！”（之十）都是这方面的佳作。而创作于1923年至1926年的《寄小读者》更是集中了讴歌母爱的许多名篇。在这些通讯中，作者记下了赴美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尽情抒发了对祖国、对母亲和亲友们的深切怀念，尤其是以最大的热情歌颂了母爱，感人至深。《通讯十》是这类散文的名篇。作者先回忆了十几个童年生活片断，然后直接歌颂母爱：“她的爱，是屏除一切，拂拭一切，层层的麾开我前后左右所蒙罩的，使我成为‘今我’的原素，而直接来爱我的自身！”“她爱我的肉体，她爱我的灵魂，她爱我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的一切！”最后作者把这种伟大的母爱进一步发展为超越时空的永恒的博爱，并据此建立了自己的“爱的哲学”。她说：“她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的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因着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她更爱了天下的母亲。”在这里，作者不仅赞颂了抽象的母爱，而且饱含感情地阐述了她的“爱的哲学”的思想内涵，并试图以此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拯救世人。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反封建的启蒙作用。
其次，描写与歌颂童心。这在《往事》、《寄小读者》、《山中杂记》中用墨较多。茅盾说：“我们说句老实话，指名是给小朋友的《寄小读者》和《山中杂记》，实在是要‘少年老成’的孩子或者‘犹有童心’的‘大孩子’方才读去有味儿。在这里，我们又觉得冰心女士又以她的小范围的标准去衡量一般的小孩子。”诚然，那时20多岁的冰心，实在是一个犹有童心的大孩子，她描写自己童年的往事，和小朋友谈心，都极力讴歌童心，赞美孩子们的稚气和善良。《寄小读者》就是以大朋友的身份，给小朋友写信，报告自己的见闻和生活情景，表现了纯真的童心和稚气，显得真切动人。在《通讯录》中，作者与小读者讲心里话，表现出的完全是一片童心。她说：“小朋友，我有一个建议：‘儿童世界’栏，是为儿童辟的，原当是儿童写给儿童看的。我们正不妨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竭力占领这方土地。有什么可喜乐的事情，不妨说出来，让天下小孩子一同笑笑；有什么可悲哀的事情，也不妨说出来，让天下小孩子陪着哭哭。只管坦然公然的，大人前无须畏缩。——小朋友，这是我们积蓄的秘密，容我们低声匿笑的说罢……”末了来一句“我的话完了，请小朋友拍手赞成！”作者在这段文字中，完全是站在小孩子的立场上用孩子的心灵去跟小孩子们进行思想交流的，用大姐姐的口吻跟小朋友讲着心里话，深深地感染着小读者。
再次，她的散文还醉心于对大自然的描写，特别是对大海的描绘和歌颂。由于冰心受泰戈尔诗歌的影响，从小又生活在海边的烟台，因而在她的往事回忆中，在那些写给小读者的书信里，就留下了许多对大自然，尤其是对大海的讴歌的文字。如《往事（一）》中就充满着对大海的讴歌、对大自然的向往。这些优美动人的描写都与她过去的记忆分不开。更为明显的是《寄小读者·通讯七》中，对赴美途中所见的大海美景的描写：“这次出了吴淞口，一天的航程，一望无际尽是粼粼的微波，凉风习习，舟如在冰上行。到过了高丽界，海水竟似湖光，蓝极绿极，凝成一片，斜阳的金光，长蛇般自天边直接到栏旁人立处。上自穹苍，下至船前的水，自浅红至于深翠，幻成几十色，一层层，一片片的漾开来……小朋友，恨我不能画，文字竟是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写不出这空灵的妙景！”
关于冰心散文的艺术表现，李素伯作过这样的概括：她“文字是那样的清新隽丽，笔调是那样轻倩灵活，充满着画意和诗情。”清丽典雅的确是冰心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具体表现为三方面。
其一，浓烈的抒情。冰心的散文长于抒情，她面对父母、亲人和自己所热爱的小读者，总能真真切切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使文章具有浓郁的抒情性。这种抒情在她的抒情散文中很明显，如《寄小读者·通讯十》中有不少段落就是直抒胸臆，感情十分浓烈。在记人叙事，写景状物的散文中也是如此，如《寄小读者·通讯三》中，作者描写去国时的离别场面，就饱含着含蓄而浓烈的感情，作者这样写道：
火车还没有开行，小弟弟冰季别到临头，才知道难过，不住的牵着冰叔的衣袖，说：“哥哥，我们回去罢。”他酸泪盈眸，远远的站着。我叫过他来，捧住了他的脸，我又无力的放下手来，他们便走了。——我们至终没有一句话。
慢慢的火车出了站，一边城墙，一边杨柳，从我眼前飞过。我心沉沉如死，倒觉得廓然，便拿起国语文学史来看，刚翻到“卿云烂兮”一段，忽然看见书页上的空白处写着几个大字：“别忘了小小。”我的心忽然一酸，连忙抛了书，我到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这是冰季的笔迹啊！小弟弟，如何还困弄我于别离之后？
这两段短短的文字，既描写了姐弟俩离别的情景，又含蓄地在叙述中抒发了姐弟难舍难分的炽烈深情，情意融融，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其二，丰富的想象与联想。冰心的散文总是充满丰富的想象、自由的联想，其散文作品显露出一种轻倩活泼的艺术风格。如《往事（一）》之14，作者回忆了姐弟四人乘凉谈海的情景，其中有两段关于海的女神的描写文字极富想象力：“杰两手抱膝凝听着，这时便用他最丰富的想象力，指点着说：‘她……她住在灯塔的岛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鸟是她的侍从；夜里她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楫忙问，‘大风的时候呢？’杰道：‘她驾着风车，狂飙疾转的在怒涛上驱走；她的长袖拂没了许多帆舟。下雨的时候，便是她忧愁了，落泪了，大海上一切都低头静默着。黄昏的时候，霞光灿然，便是她回波电笑，云发飘扬，丰神轻柔而潇洒……”这些文字，十分优美。作者用生动形象的笔墨轻倩灵活地描绘了海的女神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使整个描写具有一种灵活清秀的艺术效果。
其三，清丽典雅的文字。冰心散文的文字很美，没有多少欧化的影响，向来以秀丽著称。她写散文很少用典，叙事、描写、抒情都是明白、简洁的，连修辞也不多用，基本上是用白描手法写作。她的散文清新、秀丽，充满许多甜蜜的回忆，因而周作人说它“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她的散文还有典雅的特点，这种典雅的遣词造句得力于她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她那典雅的文字留有明显的旧体诗词的痕迹。这种语言特色在她的《往事》、《寄小读者》、《山中杂记》等散文集中是相当明显的。
第三节 周作人·林语堂
周作人和林语堂，都是由新文化运动的骁将、杰出的散文作家发展而成为性灵小品的旗帜人物的，虽然二者的艺术个性和文化品格并不相同。
周作人（1885～1967），原名皘皃皐树，遐寿，字启孟，启明，号知堂，浙江绍兴人。
20年代到30年代，是周作人散文创作的鼎盛期，特别是他那平和冲淡，舒缓自然，不藻饰，尚趣味，清涩中自饶机敏的艺术风采，使他赢得了散文大家的美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泽泻集》等五部专集，标志着他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些被称为美文的艺术性散文作品，把西方的絮语、随笔让地道的东方情调浸润着，为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1927年到1931年，是他散文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仅出了一本《看云集》，记录了他既要“苟全性命于乱世”又不能忘情于现实的心路历程。从1932年到附逆前夕，他尽量逃避现实，回避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推崇晚明小品，主张抒写性灵，表现自我，连续推出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等，这是他创作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散文作品基本上保持着早期的艺术风格，其中也不乏《北平的春天》、《怀东京》、《东京的书店》等名篇，不过人生态度消极，甚至在《瓜豆集·题记》中埋怨自己“这30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所以在总体上已经失去了早年的灵趣与韵致，是在走下坡路了。
苦涩，这是周作人最基本的生命体悟，也是周作人散文最基本的文化品格，而他的悲剧或局限也正在于他终其一生没有超越苦涩，而完成自己的升华。周作人一开始就在创造高峰的同时创造着自己的冰谷。“塔”和“雨”是他苦涩灵魂的主体性意象，有着浓烈的东方情调。置身于20世纪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历史大潮，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自身裂变与认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时性、综合性特征，周作人没有走出他“自己的园地”，而是蜷缩在苦茶斋里不打算走出来，这事实本身就具有时代的意义，很值得人们玩味。
人道主义的哲学观念、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念和人的文学观念，构成了周作人的三大精神支柱，使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向披靡，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五四”低潮期的到来，他很快就陷入了停顿。从1921年香山养病起，他就产生了宏观思想的混乱，说“我近来思想的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山中杂信》之一）。1923年他这样写赠给诗人徐玉诺：“路的终点是死”，“我们——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至于路线如何”，“那有什么关系”（《寻路的人》），虽说消沉却并不缺少执著与挣扎。但到了1925年，情况就不一样了。他“自认是引车卖浆之徒，却是要乱想的一种”，“没有象牙或牛角的塔”，“然而又有点怕累，怕挤，于是只好住在临街的塔里”（《十字街头的塔》）。到次年7月，又宣称心中有“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两个鬼”“指挥”他“一切的言行”。他“对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他“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两个鬼》）。及至1927年为《泽泻集》作序时，便又这样写道：
戈尔特堡批评蔼理斯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
他突破了彷徨与混乱，承认自己有着叛徒与隐士两个灵魂，终于在双重文化人格的定位中发现了“自己的园地”，而且充满着自我欣赏。现代隐士的周作人遂逐渐成为知堂老人的主导人格。他修正了自己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思想革命》，把在辅仁大学的讲演整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于1932年9月正式出版，鼓吹“文学是无用的东西”，“没有多大的鼓动力量，也没有教训，只能令人聊以快意”；并用历史循环论来解释全部文学史只不过是“言道派”与“言志派”的交替反复而已，而晚明文学运动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源头。这种悖于“时”和“势”之论引起了众议。
叛徒与隐士的二重组合，构成了周作人散文的显著特点，即使是在推崇晚明小品，高张性灵之旗的30年代，也是如此，只不过轻重有所变化罢了。基于人道精神和社会正义，他总是关注妇女和儿童问题，同情被压迫者，反对封建伦常，提倡改造国民性，戟指时弊，批判黑暗，往往一针见血，也不乏勇猛和深度。比如《前门遇马队记》、《碰伤》、《人力车与斩决》、《论八股文》以及著名的“三赞”（《娼女礼赞》、《哑巴礼赞》、《麻醉礼赞》）之类，就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尤其是在经历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五卅”惨案、“四一二”政变和斥责日本《顺天时报》的斗争中，更表现得骁勇沉着，有活脱脱的“叛徒”精神。至于记叙故乡绍兴、北京和东京的乡风民俗，介绍品茶饮酒、听鸟谈鬼一类的小品随笔，却又是一个十足的现代隐士了，往往淡雅中透出闲适，朴拙中自饶清逸，娓娓道来，舒徐雍容，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境，历来为读者所叹赏。其中，《故乡的野菜》、《唁辞》、《乌篷船》、《菱角》、《夏夜梦》、《怀旧》、《初恋》、《北京的茶食》、《鸟声》、《喝茶》、《苍蝇》、《谈酒》、《苦雨》、《说知堂》等，更是交口称誉的名篇。试看：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
（《喝茶》）
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
（《乌篷船》）
确乎是善于简笔写意，淡墨传情，寥寥数语，似不经意为之，可那消闲的态度，出世的情绪，便已经满纸淋漓，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
周作人论文，历来标榜“本色”。他认为本色最难，因为“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须本来的质地形色站得住脚”才行，“大约与煮酒焙茶相似，这个火候很是重要，才能使药材除去不要的分子而仍不失其本性，此手法如学得，真可通于文章事业矣”。所以，他斩钉截铁地说道：“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本色》）所谓“简单”，也就是本色生香的美学境界。他始终坚持这样的艺术追求，对于任何矫情或者伪饰，包括因袭或仿作，都断然予以反对。即使做“文抄公”，也要抄出自己的本色面孔来。当《雨天的书》出版不久，朱光潜就在《雨天的书》一文中特地指出：“这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并说：“我们有许多简朴的古代伟大作家，最近我们有《雨天的书》虽然这只是一种小品。”其实，岂止《雨天的书》是这样，整个的周作人又何尝不是“清”、“冷”而“简洁”呢？“清”，指他对人生定位，对文化情趣所抱有的确认乃至固执；“冷”，指他独踞十字街头的“雨塔”俯察世相万有的傲然与漠然；“简洁”，指他字无虚设的功力。这一切的综合，便造就了周作人其人其文的那独有的苦涩。
对于周作人的成就，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新文化代表人物，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胡适早就说过：“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以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而且，他所开拓的这条艺术路子影响也并不小，像俞平伯、废名、钟敬文等，就是接受他的熏染而卓然成家的。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后改为玉堂、语堂，福建龙溪人。
林语堂在20年代是《晨报副刊》与《语丝》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后主持《论语》、《人世间》、《宇宙风》（与陶亢德、徐□编）半月刊，提倡性灵小品。二三十年代，林语堂的主要散文创作有《剪拂集》、《大荒集》、《行素集》、《吾国与吾民》）（一译为《吾土与吾民》）、《生活的艺术》（据《吾国与吾民》最后一章扩写而成）。
宣称“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自己讲过：“我的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林语堂自传》）他走的是一条综合东西方文化之路，力图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点，摸索出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综合模式。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西方读者的心目中，他是与辜鸿铭、梁漱溟鼎足而立的“东方哲人”，在华文世界里他又获得了“幽默大师”的雅号。
考察林语堂的一生，他综合东西方文化的实践可以1936年出国为标界，前期重在向中国读者输入西方文化观念，后期则重在向欧美读者宣扬道家哲学，意欲用老庄思想之“柔”来济西方文化之“刚”，使之臻于至美。他共写作英文著作36种，即小说、文学传记10种，散文集（含杂文）9种，中国文学英译7种，各类学术著作10种，其中，“林氏三部曲”（《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苏东坡》、《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以及援庄解老的学术专著《老子的智慧》，更是举世公认的杰作，仅《生活的艺术》一书就被译为12种文字出版，光是在美国就再版40次以上。无怪乎美国《读者文摘》创办人德威特·华莱士要称颂他“是位多才多艺、成就非凡的伟人，是位使我们生活过得更丰富的国际文化人士”了。
郁达夫论及林语堂前期散文创作时，有段话讲得相当中肯。他说：“林语堂生性戆直，浑朴天真……《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林语堂一方面“反对道德因袭以及一切传统的拘谨”，一方面又跟周作人一样有一个“隐士”存在着。“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气的，并不是中国向来所固有的《笑林广记》。”也就是说，林语堂以个人民主主义为武器来反对旧道德和旧传统，“真诚勇猛”则是其基本特征，此其一；其二，他经历了一个由反叛传统到提倡性灵、鼓吹幽默的变化过程；其三，林语堂的幽默是西式的而非本土的。
林语堂走了一条由反叛传统到复归传统的人文道路。开初，他在跟封建势力作斗争时确实是“真诚勇猛”。对于自己的“自由意识”和“个人意识”他非常得意，公然提出，欲救中国，“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给玄同先生的信》）。在女师大风潮、“五卅”运动中坚决站在进步力量一边，连续写出《谬论的谬论》、《祝土匪》、《咏名流》、《丁在君的高调》等文章，表示“我所希望者在民众”。鲁迅关于批判“费厄泼赖”的观点，他立即表示接受，并连连发表《闲话与谣言》、《讨狗檄文》、《一封信》、《“发微”与“告密”》等文章，提出要来一个“打狗运动”。在《给孔祥熙部长的公开信》中，针对孔祥熙所提出的祀孔读经主张提出质疑和指责。1928年12月他在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鲁迅》一文，对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业绩和思想变迁深致敬意，对“四一二”后鲁迅的斗争精神与战斗艺术特加赞颂，誉鲁迅为“白象”，第一次比较正确地把鲁迅向外部世界作了介绍。但白色恐怖很快就让他选择了“介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人生道路。于是，“性灵”和“幽默”被祭起来了，他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人格坐标。后来他自剖心迹，说道：“处此东西交汇青黄不接之时，融会古今，贯通中外，谈何容易？”“大家都是黄帝子孙，谁无种族观念？眼见国家事事不如人，胸中起了角斗。一面想见贤思齐，力图改革，一面又未能忘情固有文物，又求保守。”（《今文八弊（上）》）。他的文章，写得明白，真诚，文白夹杂，时或正言若反，很富于幽默感。试比照：
……聪明糊涂合一之论，极聪明之论也。仅见之吾国，吾未见之西方。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老庄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聪明人，《道德经》五千言亦世界第一等聪明哲学。然聪明至此，已近老猾巨奸之哲学。不为天下先，则永远打不倒，盖老猾巨奸之哲学无疑。盖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点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又因聪明绝顶，看破一切，知“为”与“不为”无别，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只因此一着，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立知足，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
……被称为老子著作的《道德经》，其文学上之地位似不及“中国尼采”庄子，但是它蓄藏着更为精练的俏皮智慧之精髓。据我的估价，这一本著作是全世界文坛上最光辉灿烂的自保的阴谋哲学……“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尽我所知，老子是以浑浑噩噩藏拙蹈晦为人生战争利器的唯一学理，而此学理的本身，实为人类最高智慧之珍果。
一面是批判国民性的“叛徒”，一面是颂扬老子智慧的“洋”隐士，二者共存于俏皮幽默的文字，都很真实。
“幽默”同林语堂有不解之缘。从1924年5月在《晨报副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到1970年在第37届国际笔会发表演说，题目仍然是《论东西文化的幽默》。他把幽默引进到中国，一生鼓吹幽默，并且让“幽默”与“性灵”结缘，终于以“幽默大师”而驰誉世界。他说：“幽默只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幽默”并不是讽刺，是“温厚的”，“不会怒，只会笑”。“提倡幽默，必先提倡解脱性灵，盖欲由性灵之解脱，由道理之参透，而求得幽默化。”由此可见，林语堂所倡导的幽默，并不全属于美学范畴，它首先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但是，在既要启蒙又要救亡的20年代和30年代，提倡为笑笑而笑笑，把幽默作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就难免会“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由对社会的否定滑向对人生的消解了。在《生活的艺术》中，他以老庄的抱一守雌、避世养生等思想为基础，主张最大限度地享受生命，享受悠闲，享受大自然，享受家庭生活的快乐，享受旅行读书的趣味，等等。他把了悟这种生活的艺术者视为“对人生有一种鉴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并说，这样的人只要具备“一种嬉戏的好奇心，一种梦想的能力，一种纠正这些梦想的幽默感，一种行为上任性的、不可测度的素质”，生活自然就会“艺术化”了。然而，他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不过是在幽默的人生态度、幽默的心境和幽默的技巧之消解下放弃对生存环境的正视罢了。
文化即命运。如果说周作人是在十字街头的“雨塔”中向着“半儒半释”归化，那么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则是在道家思想和个人民主主义的互融互补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地反叛传统，一代新的文化人应运而生，纷纷起来扫荡释道，构建新文学，结果留下一大片心理空间，而“科学”、“民主”又无法把它填满，于是，他们不得不开始新的寻觅或者认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周作人和林语堂才造就了他们的人生和他们的散文。他们都为20世纪散文的艺术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