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在冲突与互补中发展的文学（1921～1937）
经过文学革命的理论自觉和探索，发展到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观念，表现出对“文学和人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和侧重，形成了既冲突又互补的四种文学观念：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思想。它们分别立足于对人的社会性、情感性、个体性和阶级性与文学功利性和审美特性的不同倚重而建构起各自的理论重心。就它们各自的理论主张和追求而言，它们相互之间有其冲突、对立的一面，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无产阶级文学思想之间的冲突，但在其本质和实践意义上，它们又呈现出互补与互渗性，如现实主义与无产阶级文学思想是相辅相成的，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也存在同构共生的关系。
第一节 现实主义文学思想
现实主义是从西方翻译进来的概念，它在二三十年代经历了与自然主义分离和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发展演变，直至趋于创作实践的成熟。“五四”文学革命奠定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进化论思维和人道主义基础。早在1915年，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中就较系统地介绍了欧洲文艺思潮的发展历史，并以进化论的思维眼光去理解西方文学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发展过程，认为它们之间的演变呈现出超越与对立的方式，其中显示了进化论的力量态势，以至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把“写实文学”与“古典文学”对立起来理解文学的革命。1920年，沈雁冰在《枙小说新潮栏枛宣言》中也认为：“西洋古典主义的文学到卢梭方才打破，浪漫主义到易卜生告终，自然主义从左拉起，表象主义是梅特林克开起头来，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派……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学只好说尚徘徊于‘古典’‘浪漫’的中间。”沈雁冰和陈独秀一样，都急迫感受到中国最需要的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沈雁冰在《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一文中，认为“文艺进化之大路线”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由此可见，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成为了新文学理论倡导者们推崇的文学潮流，其中蕴含着文学与时间、文学与进化的关系命题。进化论者信奉的是不可逆的线性动态时间观，只有当线性时间观确立并处于支配地位时，人们才能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划出清楚的界限。恰恰是因为时间意识的进入，现实主义追求的历史性、现实性和理想性方能得以支撑并获得统一。
周作人“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的主张使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体现了“五四”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泛人类化倾向。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使现实主义理论主张更趋明确具体，并获得了“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五四”文学思想反对传统文学观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创造社以“为自我而艺术”对“文以载道”观念的批判和消解；二是文学研究会以“为人生而艺术”对“瞒和骗”文艺的批判。
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主要确立了两方面的文学观念：一是文学为人生的艺术主张；二是对文学“真实性”的要求和推崇。“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在文学研究会那里既以“文学和人”为理论前提，又混同于文学与人性、文学与人类、文学与生活等意义内涵。周作人从艺术的“艺术派”和“人生派”角度立论，把“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进行宽泛理解，反对“文学为人生”的功利性，认为“人生派”艺术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人生的文学”的要求是：“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沈雁冰也从“文学和人的关系”上入手，认为：“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不论是用写实的方法，是用象征比譬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表现人生，扩大人类的喜悦和同情，有时代的特色做他的背景。文学到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有他研究的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有他研究的工具，便是诗（Poetry）剧本（Drama）说部（Fic-tion）。”同是从“文学和人的关系”入手，周作人强调的是文学的相对独立性，文学的人性和人类性，而沈雁冰强调的是文学的工具性，文学的民族性和国民性。当我们看到，沈雁冰说：“文学者现在是站在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分子，文学作品不是消遣品了；是沟通人类感情代全人类呼吁的唯一工具。”时，作家与文学都被纳入了“文化工程”与“人类情感”的重建与沟通的重要位置上，同时，这也是一种外在压力。可以这样说，文学与人生关系的确立仍然是从文学的使命与责任、功利性与目的性角度提出的问题，沿袭了“小说界革命”的文学思路。
肯定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同时也就确立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时代的紧密联系。郑振铎倡导“血和泪的文学”，沈雁冰受到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的启发，认为：“文学的背景是社会的”，具体地说，就是“人种”、“环境”和“时代”的综合。在《创作的前途》一文中，他更是明确提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社会背景的图画。”文学的社会性与时代性是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主张的具体表现，但因当时特定的创作环境，文学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始终是与文学的人生图景相联系的，或者说，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是被作为文学与社会和时代的中心环节来理解的。
现实主义不仅仅体现为文学精神和文学观念，更是一种创作方法的指称。大约在1922年左右，《小说月报》曾提倡自然主义，“立了自然主义的旗帜”。为什么要提倡自然主义呢？按沈雁冰的说法是为了“补救”和“校正”传统的“游戏”、“消遣”文学观，是以自然主义的“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来反对“瞒和骗”的文艺。他认为：
从来国人对于文学的观念，描写创作的方法，不用讳言，与现代的世界文学，相差甚远。以文学为游戏为消遣，这是国人历来对于文学的观念；单凭想当然，不求实地观察，这是国人历来相传的描写方法；这两者实是中国文学不能进步的主要原因。而要校正这两个毛病，自然主义文学的输进似乎是对症药。这不但对于读者方面可以改变他们的见解，他们的口味，便是作者方面，得以自然主义的洗炼，也有多少的助益。
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本来拥有不同的意义内涵，但当时的文学研究会的理论倡导者们并没有对此作更深入的探究，而是从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同性方面作了强调，认为它们都强调艺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自然主义甚至比现实主义更推崇艺术的客观性。沈雁冰说：“自然主义的真精神是科学的描写法。见什么写什么，不想在丑恶的东西上加套子，这是他们的共通的精神。”李之常也认为：“自然主义，经过了科学陶成的文学，以冷静的理智，求自然的真”。自然主义的科学的真实性对中国现代作家而言就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力量。“中国底病的黑暗的现状，亟待谋经济组织底更变，非用科学的精密观察描写中国底多方的病的现象之真况，以培养国人革命底感情不可，非采取自然主义作中国今日底文学主义不可。”这样，由科学的真实性到毫不保留地披露现实丑恶，由各种自然“真象”的描写到“彻底”批判黑暗，这是自然主义向现实主义意义转换的基本环节。自然主义是作为宽泛的现实主义内容而被介绍进来，并受到人们的推崇的。但它一直被后来的批评者所误解，或是把它看作是现实主义，或是把它当作色情描写的代用语词。“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常从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一个文学概念，他们所提出的任何一个文学观念都具有“泛化”的性质特点，意义趋于模糊、宽泛。如陈独秀把王尔德、梅特林克与自然主义放在一起，沈雁冰把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当作“一物”，还把易卜生当作浪漫主义的末代作家。至于对“新浪漫主义”的理解更是飘忽不定而令人难以捉摸。概念的泛化取向既说明他们对西方文学的模糊认识，也显示出他们对文学意义的开放性和涵盖面的追求。“五四”时代的躁动与急迫心情使他们无法顾及到概念意义的有限性和边界性问题。
文学研究会开创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理论思路，初步确立了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文学的社会特性和真实性。鲁迅进一步完善对现实主义的思考和探索，并确立了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的主导地位。
鲁迅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思考和建树是多方面的，他的思考建立在对传统文学的清醒认识，对西方文学思潮的评价和了解，以及对自己创作经验的高度总结的基础之上。具体地体现在他的大量杂文、序跋和书信之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枙呐喊枛自序》、《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论睁了眼看》、《俄文译本枙阿Q正传枛序及著者自叙传略》、《枙阿Q正传枛的成因》、《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等。
鲁迅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主要表现为对文学真实性、功利性和典型性的独特理解和对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发展性的高度把握。鲁迅反对“瞒和骗”的文学，指出：“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鲁迅主张“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所以，鲁迅反对传统的“大团圆”，主张悲剧创作，批判“十景病”，并纳入改造国民性弱点的思想启蒙之中。对表现人物形象而言，主张画出“国民的魂灵”来，像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做“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从而达到心理的深刻真实。有人称鲁迅的现实主义是心理的现实主义，以此区别客观现实主义，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鲁迅强调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和启蒙特性，主张艺术“有所为而发”，提出“遵命文学”概念。他因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超功利文艺观，而与创造社发生争论。以后，他依然坚持文学的功利性和社会性，批判梁实秋“人性论”，批判“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反对“性灵”论的美学主张。他对文学功利性的理解又不是狭隘的庸俗的功利主义，没有简单地理解文学的阶级性、时代性和宣传性。
鲁迅对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和方法也作了精深的论述。他认为典型应具有代表性和个性，并拥有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达到“形神俱似”的要求。落实到具体创作，又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采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鲁迅自己最常用的方法是杂取多人，“拼凑起来”，而达到既具有深广的社会共性，又拥有独特的个性色彩。如阿Q形象就拥有鲜明的个性和共性色彩。
鲁迅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还强调创作中的主观性的浸润和激情的抒发，从而使他的现实主义拥有鲜明的个体体验和抒情特征，并在创作时，因主题表达和艺术形式的需要，而大量吸收和使用浪漫的、象征的或其他非现实的手法。如他的《野草》对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1925年前后，他对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百村《苦闷的象征》的译介，都表现了鲁迅的现实主义文艺主张呈现出开放的、发展的特点。
1927年底到1929年上半年，是“革命文学”论争阶段，以“革命的浪漫蒂克”为特征的浪漫主义取代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高潮。1929年下半年至1932年下半年相继提倡“新写实主义”与“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初步融合，但因左倾机械论泛滥，而阻碍了现实主义的发展。1933年上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逐渐清除左倾机械论的影响，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真实论发展为揭示历史本质规律，由为人生转变为更加社会化、理论化和政治化的趋势。
“革命文学”的论争使现实主义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是文学的革命性和理想性问题。“五四”文学追求客观真实与为人生的创作宗旨，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文学革命发展为革命文学，文学的“革命性”提上日程。二是现实主义的思想基础问题。现实主义不仅仅属于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它的背后还隐含着世界观、人生观。“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是以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基础的，发展到“革命文学”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大量翻译和传播，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显然要发生变化，并走向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结合的发展趋势。
1928年7月，林伯修翻译了日本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的《到新写实主义之路》（《太阳月刊》创刊号），提倡“新写实主义”（或称“普列塔利亚写实主义”），就是要求作家在创作时，必须首先获得“明确的阶级观点”，用无产阶级的“前卫眼光”（也即“能够真实地在其全体性及其发展中观察这个世界者”）来观察世界，描写世界。作家必须要具有“把现实作为现实，没有什么主观的构成地、主观的粉饰地去描写的态度”。1930年由之本翻译的藏原惟人的《再论普列塔利亚写实主义》（《拓荒者》第1卷第1期），提倡创作的“唯物辩证法”。“左联”执委会1931年通过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正式提供“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在方法上，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家，指导者及批评家，必须现在就开始这方面的艰苦勤奋的学习。必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一切伟大的文学遗产，研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及理论和批评。同时要看到现在为止的那些观念论，机械论，主观浪漫主义，粉饰主义，假的客观主义，标语口号主义的方法及文学批评斗争。（特别要和观念论及浪漫主义斗争。）”
从“拉普”手中接过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促使了左翼作家有意识地摆脱“革命的浪漫蒂克”的“左”倾机械论，使他们从天真浪漫的想象和夸张中挪开视线，关注社会的剖析和题材的开拓。同时，它本身也具有典型的“左”倾机械论的特点，所以它以“‘左’反‘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浪漫蒂克”的创作倾向。
1933年，周扬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正式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该文强调“真实性”与“倾向性”、“时代性”与“阶级性”的结合，标志着现实主义与真正的无产阶级观念相统一。30年代，胡风创造性地发挥了现实主义的“主观论”理论。在他批评作家和文学现象时，高度重视作家的“主观性”，强调作家创作中的主体精神的发挥，反对“客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他认为：“艺术活动底最高目标是把捉人底真实，创造综合的典型。”“这需要作家本人用真实的爱憎去看进生活底层才可以达到”。
上面所描述的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现实主义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和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发展线索。另外还有一条线索，是继承“五四”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注重社会剖析和批判视野的开拓，强调人与环境关系的思维高度，追求批判意识的介入和细节真实的刻画。代表作家是老舍、曹禺、巴金和沈从文、李吉力人等。老舍“喜欢近代小说的写实态度和尖刻的笔调。”曹禺追求诗化现实主义的创作特征，巴金着眼于现实主义的战斗性和抗争性，沈从文着眼于现实主义的生命性和讽刺的绘真，李吉力人深受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而强调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他们丰富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使现实主义在30年代中后期成为社会时代的主流。
在现实主义逐渐居于30年代中后期文艺思想的主流的同时，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也表现出向现实主义归趋的发展流向。浪漫主义无法在30年代获得与现实主义并峙的地位，而是由于现实状况的日益恶化、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作家面临着深重的民族责任和历史使命，抒情理想与浪漫的气氛被社会现实和历史所包裹。现代主义到了30年代也受到现实力量的规范，促使它的生长尽可能地融合现实性因素。
总的说来，二三十年代的现实主义理论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一是西方理论，二是现实境遇。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可以说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移植和翻版，同时，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又促使它走向现实功利性和力量性，最终与马克思主义融合，转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就其理论特征而言，它在文学与社会人生、文学与现实等关系上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对其真实性、典型性和理想性等基本理论作了较深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