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4年,辽国的萧太后不甘心前三次侵宋的失败,乘秋高马肥之际,又发动了第四次入侵北宋的军事行动。这一次,她分兵两路,10万人兵出云州,攻打雁门关,另一路则由萧太后和统帅萧达兰亲率,从河北地区南下,打算直捣北宋的首都开封。
既然萧太后和萧达兰都在东线督战,河北一线当然是辽军的主攻方向。战争一开始,主张抗战的北宋宰相寇准就下令河北等地居民坚壁清野,派杨延昭、折惟昌等将军分率部队,深入敌区,牵制敌军。这一方针取得了明显效果,杨延昭击破萧达兰部下数千精兵,来到房山,威胁辽国幽州守军;在山西,折惟昌过了黄河便转而向东,在偏关、五寨之间,歼敌万余,无论萧太后如何急于求成,两条战线上的辽军都无法再前进一步。
初战不利,辽军大亏。萧太后便改变了起初的方针,设法绕过宋军实力强大的地区,想消灭宋军的后方军队。这一年的十一月,辽国的这个诡计开始得逞。辽国骑兵东出河间,进入德州,来到了黄河北岸的澶州城下。
黄河是开封的屏障,澶州就建在当时的黄河两岸,有南北两城。京城里那些达官贵人们,听说辽军大兵已到澶州城外,都慌乱起来。三个宰相里面,两个主张向辽国妥协。他俩见形势紧张,一同要宋真宗迁都。江南人王钦若主张迁到金陵,四川人陈尧叟主张迁都成都,只有主战派寇准,义正辞严斥责他们为一己之私利出卖国家,主张真宗御驾亲征,鼓舞士气,打退辽兵。寇准对真宗说:“如果弃京都南下,人心浮动,国家社稷就危险了。”他的一席话,总算说动了真宗,真宗答应亲征。真宗终于在当年的十一月,带兵来到了黄河南岸,设营在与澶州北城隔河相对的滑州。
守卫澶州的宋军听说了皇帝御驾亲征的消息,果然士气大振,一次又一次打退了辽军的进攻。宋军将领张环在阵地上到处设置了一种叫床子弩的连发弩箭,辽军元帅萧达兰到前沿指挥攻城,被弩箭射中,当场毙命。主帅阵亡,辽军的士气大大地挫伤。
十几天下来,战斗还处于胶着状态。寇准为了进一步鼓舞宋军士气,到行宫劝真宗渡河,进驻澶州北城。真宗在南岸隔河观战,早已心惊胆战,一直借故推托不肯渡河。寇准便找来禁军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和他一同再去劝说真宗。听了他们两人的劝说,真宗的态度开始转变了。寇准就和高琼一道,半推半拉地催着真宗离开了南岸,来到了澶州北城的城楼上。
澶州的守军看到城头上升起的黄色御盖,顿时欢声雷动,立即把正在攻城的辽军骑兵歼灭了大半。萧太后在萧达兰战死之后,知道这次已经无法取得胜利了,又怕自己退兵时被宋军掩杀;现在看到宋真宗果然出现在澶州,更怕宋军反攻,于是正式向宋朝提出议和的建议。
按照寇准和杨延昭的主张,是应该乘胜追击,收复燕云16州的。他们认为辽军远离本土,几个月的征战早已使他们疲惫不堪,况且辽军进入宋土,个个抢掠金银财物,他们的战马也被累垮了,既然辽军已到了“人有归心,马无余力”的地步,那么打败他们并不是难事。
可是,本来就一心求个安稳的真宗,此时根本听不进寇准的话了,在王钦若等主和派的怂恿下,他居然在胜利之后,同意跟辽国订立屈辱的盟约。
宋真宗任曹利用为和谈使节,私下跟曹利用交了底,只要和谈成功,辽国退兵,即使每年送给辽国百万白银,也心甘情愿。消息传到寇准耳朵里,他压住满腔怒火,把曹利用找来,对他说:“皇上要议和,当臣子的无法改变。但你跟辽国和谈,赔款要是超过30万,回来后我就砍你的脑袋!”
曹利用既奉了皇命去谈判,又不敢得罪寇准,结果跟辽国谈妥了条件:辽国今后称宋皇为兄;两国以白沟河、雁门山为界,约定互不侵扰;辽国退兵以后,宋朝每年要给辽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是宋辽之间的“澶渊之盟”。
辽军在撤退过程中,对所有的城镇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洗劫。宋真宗下了“勿追契丹”的命令,许多大将都眼睁睁看着辽军为非作歹。只有杨延昭看不下去,亲自率领一万名骑兵跟踪追击,在山西广灵县的古城地区大破辽军,夺回了不少人马物资。直到宋真宗派人到杨延昭营中监视,杨延昭才无可奈何地停止了追击。
和约订立以后,宫廷中误传消息,说要向辽国捐银300万。宋真宗听了,大吃一惊,但接着又说:“姑且了事,300万亦可。”等到曹利用说出正确数字,宋真宗高兴极了,居然认为只要30万,是谈判的一大“胜利”。他又封赏又写诗,以示庆贺。
在整个历史上,得胜的一方,居然要向失败的一方纳款,这种事实在是不多见的。屈辱的“澶渊之盟”,表现了宋真宗一心妥协的心态,也反映出北宋政权对外的软弱。从此以后,北宋朝廷为了付给辽国白银绢绸,加紧了对百姓的压榨,百姓的负担加重,生活更加痛苦了。
“澶渊之盟”对北宋朝廷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宋辽两国议和之后,宋真宗一方面觉得寇准抗辽有功,另一方面却畏忌寇准,害怕他功高镇主。王钦若等一批好人乘机在宋真宗面前挑拨,说寇准力劝宋真宗御驾亲征,是把皇上当作筹码,跟辽人一睹定输赢,这种做法是国家的一大耻辱,还说寇准这么做是有野心。宋真宗经不起这些小人日夜进谗,果然对寇准心生嫌疑。以后,寇准还是刚直地向宋真宗提意见,可是,宋真宗对他再也不那么言听计从了,最后,忠心耿耿的寇准,终于被罢了宰相的职务,贬出了朝廷。另一位抗辽名将杨延昭独木难支,也满怀忧愤死在任上,终年只有57岁。
失去了像寇准、杨延昭这样的主战派,北宋朝廷变得更软弱可欺,几十年后,辽国的兴宗扬言南下。辽兵还没出发,北宋就连忙派人到辽国谈判,答应每年再增加贡银10万两,帛绢10万匹。直到北宋灭亡,北宋朝廷这种软骨头的本性始终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