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积岐
祖母的证明，人的证明，从那个秋天的夜晚起就根植在我的心中。
岁月如同光滑的珠子从手中一颗一颗地滑脱了，我对祖母的记忆在时间的长河中愈磨愈亮。祖母说过，我尚在月子里就被她抱在身边了。也许是由于母亲生我时还不足十八岁，太年轻了；也许是由于祖母那时候还没跨人中年，太孤寂了——作为家族里的长孙，我就多得到了一份爱的滋养。我在祖母的那张土炕上断断续续睡到了二十岁，直至我结婚的那一天晚上，我还磨磨蹭蹭地不去和我只见过几次面说过几句话的陌生姑娘同睡。不仅仅因为我是早婚，对妻有一种混混沌沌的麻木，而是我觉得，从此以后祖母就永远和我分离了。祖母叹息道：从今晚上起，你就成为你媳妇的人了。我是噙着祖母那不太丰腴的奶头，偎在祖母的怀里长大的。
“文化大革命”来了。那时候，有一句很时髦的口号：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一夜之间，祖母就成为我的“革命”对象了，成为我证明自己的活靶子。
我的情感在悄无声息地变化着，就连那最细微的变化也没有逃脱祖母那双明亮的双眼。在一个沉寂而孤独的夜晚，祖母打开了放在炕头那个陈旧黯淡的木箱子，铜锁的响声极其明晰，我抬眼看时，祖母从木箱子里取出了一个布包。布包不大，印花布的颜色有些淡然了。祖母半跪在炕上，花白的头发随着灯光在墙上闪动。祖母一层一层地解着布包，小布包里包着一个更小的布包，更小的布包解开以后是一个小纸包。层层包裹使祖母手中的悬念有了几分神秘。
当祖母颤抖着手臂打开纸包以后我失望了，我也弄不清我渴望得到什么：是“变天账”？是银元首饰？是能证明自己忠于领袖的一件物证？黄纸中包着的是一张粉红色的纸片。祖母将那张纸片递到我的手中，在摇曳不定的煤油灯下我将纸片上的汉字连念了两遍方才明白，这是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发给祖母的“选民证”。时隔十三年，纸的色泽不再鲜亮了，油印的汉字依然清晰可辨，祖母拢了拢鬓角那绺乱发说道：你爷爷土改时戴着帽子，没几年就摘了；我没戴过帽子，土改时也没戴。我醒悟了：这个小纸片是祖母身份的证明。祖母郑重其事地给她的长孙出示证明，是为了向她的长孙证明她的身份。她害怕她的长孙将她归入剥削阶级而从心理上失去他，她害怕她那爱的航船失去停泊的港湾而使自己跌进人心的黑暗之中。
其实，祖母的证明也是极其虚弱的。祖母用尽整个一生证明她的存在。祖母的存在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可以说，她从未人模人样地活过，她的活着和死去只不过是人间悲剧中另一种式样的再现。在这个大家族中，没有什么可以归属于祖母的。祖母不是祖父的第一个女人，她和祖父之间没有儿女，她没有享受到祖父的爱，她得到的天伦之乐也仿佛是隔着一层纸。年青的祖母抽上了鸦片，她只能也只有在强烈的毒品刺激中自得其乐。为此，她贴进去了她的自尊。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祖母只好背着祖父用囤积的麦子去换鸦片抽，几乎每一次偷窃之后都要挨祖父的一次痛打或辱骂。祖父的拳脚最终没有打掉祖母的恶习，失去爱和欢乐的女人只能在悠悠晃晃的刺激中去满足自己完成自己。这是祖父难以理解也不需要理解的。祖父用不停地置地买牲口攒粮食攒银元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祖母就不同了，她在鸦片中寻求解脱。祖母的烟瘾随着土改运动的到来云消烟尽了。
祖母偏偏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她并不惧怕上斗争会，她大概觉得她那张“选民证”就能够证明一切，她虽然从未上过斗争会，她依然失去了人应该过的生活。那时候，我们一家九口三代人只有三间半房。我和祖母住的那一间半房中既是厨房又是人住的地方，锅台连着炕台。每天清晨，我从睡梦中爬起来，只见祖母用一把麦草在炕洞中熬茶喝，与其说是喝茶还不如说她是咽苦水。没有钱买茶叶，她就煮山坡上的那种叫做“老牛血”的植物叶子，煮槐米。偶尔得到一撮茶叶，她要连着熬几天，以至将茶叶熬得发白，她也舍不得将茶叶丢弃，而是嚼着吃。祖母抽上旱烟大概是在戒了鸦片以后，没有烟叶抽，她就抽树叶，点着老棉花熏。我看得出，她在内心里不向任何人低头。
1975年春天，祖母痛苦地呻吟了一天一夜之后合上了眼。
祖母的证明，人的证明，从那个秋天的夜晚起就根植在我的心中。不管祖母的证明有多虚弱，她的想法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的气概的证明。我深信：人的证明是永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