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邹静之
那时唯一的愿望是，别让我们再拿起镰刀，去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麦子。
在六团宣传队时，曾排过一个舞蹈《丰收舞》。六个女孩子，左手持条黄绸子，右手拿一柄道具镰刀，在舞台上做割麦子状，轻盈、欢快。那些假想的庄稼被割倒，收起，始终伴着微笑。我在这个节目中，担任伴奏。我总想奏出割麦子的效果来，把一张弓狠狠地压在提琴弦上，每每招致乐队同仁的斥责。我想这是我割过麦子，而他们没割过的缘故。
一九六九年到北大荒，已是八月中旬。麦子们还在地里泡着。连绵的秋雨，使得机车不能下地。麦子们熟在地里，像一群走不回家的孤儿。那时提出了一句口号“龙口夺粮”，当时我很为这句口号而兴奋，它神话和战斗的气氛，极符合一个十七岁少年的心态。
镰刀发下来了，是北方那种简朴的镰刀。我们每人抢了一支，学着当地人的样儿，在一块石头上吐口唾沫磨起来。磨好的刀，用指甲一试有轻微寒冷的感觉，一挥，身边的草躺倒一片。这增添了要去干事情的豪气。
出发时天还下着雨，我的同学们翻出各自的雨衣穿上，雨衣的形式各异，大多是那种浅色的风衣，它们都来自各人的父母。更可怕是那些风帽（大多鸭舌帽，或干部帽），戴上之后，使这支收获的队伍显得有点三心二意。
没去过北大荒的人对“地”，不会有明确的感觉，他们会认为无非是从高处往下看，分割成一块儿一块儿的田地。北大荒不一样，有些地拖拉机开个来回要一天。割麦子？一支镰刀突然变得极其微小了。
我们看着这铺天盖地的庄稼，无从下手。排长叫喊着一人两条垄，将每一个有镰刀的人推上前线。我旁边是小哑巴（他不哑，只是舌头大，说话不清），此时他的装扮更像一个潦倒的商人，风衣的下摆已然涂满泥浆，鸭舌帽与他的头不够配套，低头或抬头都会罩住他的眼睛。
真割起来时，那种挥刀砍草的豪气一丝不存了。一束一束的往往连割带拔地搞出来，刚割出十米，双腿就全部陷入泥里。麦子们浮在泥浆上，不是等人来割，该是等人来捞。雨下大了，整支人马全都将双腿陷在泥里，用眼睛去看排长。排长打了个手势，很轻地说了声“收工”。人马从泥里爬回地头，割下的几株麦子被泥水掩埋了。
泥水是战争失败的原因，回来的路上我想起了滑铁卢之战。
以后的一个月中，我们都在七号地中割麦子。天不再下雨，地渐渐干了。几百号人在漫无边际的庄稼地中割着，他们时时直起腰来看看远山——那地的边缘。
开始几天，那些磨快了的镰刀，相继割伤了许多同学的手腿。我不再磨刀，用一种砍割的方法前进。在这儿我要感谢我的一双破翻毛皮鞋，它抵挡了很多次镰刀的偷袭，我没受伤。全班三十多人只有两个人坚持着割下来了，我是其中之一。
最难忍耐的是没有水喝，担水的人从遥远的连队担过来，水只剩了一半。反应稍迟，水桶就空了，当你面对空桶时，渴就更强烈。后来我发现那些低洼的地方有一尺来深的积水，上边浮着一层绿苔。狮鼻想了个办法，把一支空麦秆探进水里，避过绿苔吸那些积水。这使人想起在北京喝汽水的优雅姿态，大家纷纷效仿。结果：狮鼻一人得了痢疾，其他人依旧大便干燥。
因为远，午饭都被送到地里。那时绝大多数人没有手表，往往以肚子来计算时间。很饿了，割麦子的人，割一下，回头望地头一下，倘一见到送饭的牛车，放下活儿就往回跑，没有比扑向食物的感觉更让人兴奋了。一地的人往回跑，很像我后来看到的马拉松赛的开始，虽然，人没那么多，但气势差不多。每个人的两手抓满了包子（有时是一碗菜，几个馒头），我一般吃七个包子，最多一次吃了九个（当然，二两一个）。这是一般的，狮鼻吃过十二个。
吃完饭可以休息一会儿，我们用捆好的麦个子，铺成松软的大床，大家躺在上边，让秋天的太阳照在身上，看着小虫在麦草上跳。那时唯一的愿望是，别让我们再拿起镰刀，去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麦子。
我第一次看到鼹鼠就是在那段时间。似睡未睡时看到它像一个游荡的魂灵从泥土中钻出来，用睁不开的眼睛对着我。然后，爬到我的破皮鞋上去咬鞋带，那感觉很甜蜜，我唯一担心它会从鞋破口中翻找我的臭脚趾头。
一个月过去了，我们最终没能割到地头。机械下地了，我们收起了镰刀。这时相互看看，大家都很黑，也很脏，身上开始有虱子。有的人开始学抽烟，九分钱一盒“经济牌”的，抽得直咳嗽。第一次接到家信的人都悄悄哭过。十月一日，我们收听着北京的盛况时，看到窗外下起了大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