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为什么会从多元走向一体？除了文化基因的作用外，政冶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一、向心力：边疆与中央政治关系的关键所在
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政治因素，主要体现在中央对边疆有没有向心力？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当今世界上除了个别微型小国以外，一般都有中央与地方两级或多级地方政府。因此，无论是实行中央集权制，还是实行地方分权制，都存在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既要保证中央政府有能力平衡地区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又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事权，以保证地方政府具有引导地区经济、文化增长的动力。这种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涉及到一个国家结构的形式以及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从根本上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治乱、安危，甚至盛衰、兴亡。而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还包含了民族关系在内。所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往往是民族关系的重要表现和反映，打一个比喻来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民族关系的晴雨表。
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处于中央的统治地位，由于上述历史底蕴和文化内蕴的作用，在表现为边疆与中央的关系中，往往表现出边疆对中央的向心力。
所谓向心力，本来是物理学上的一个名词，专指使物体沿着圆周或其他曲线运动的力，跟速度的方向垂直，向着圆心。笔者借用物理学的这个名词来说明在中国表现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个重要方面的民族关系中，边疆的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有一种“向着圆心”的向心力。在中国，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既是一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史，又是一部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关系的发展史。简言之，边疆对中央的向心力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政治因素。这种政治因素往往转化成政治基础。
二、透视：边疆对中央向心力的文化图像
在中国历史上，边疆对中央的向心力的表现，有许多文化图像，但主要有内附册封、入朝纳贡、请婚和亲三种。
1．内附册封向心力的文化图像
内附册封是历史上各民族的地方政权派遣侍子或使者向中央政权表示臣属，并被册封，以明确其地方政权首领的政治身份的一种重要形式。
以新疆为例，汉代西域地方政权派遣侍子入汉廷作“质子”表示对中央汉王朝的臣属始于楼兰，即元封三年（前108）“楼兰既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一子质汉。”（《汉书·西域传上》）此后大宛、危须、于阗、尉犁、扜弥、莎车、鄯善、车师、焉耆、乌孙、疏勒等先后送子入侍汉廷。由于在汉廷的西域侍子众多，故东汉永建二年（127）“诸侯、王、公主及外戚家妇女，郡国计吏、匈奴单于、西域三十六国侍子皆会”京都。（《后汉书·孝灵皇帝纪上》）
三国之时，曹魏黄初元年（220）平定了汉末割据甘肃河西的地方势力，西域鄯善、龟兹、于阗等国派人到洛阳要求接受曹魏政权的管辖。于是曹魏沿袭东汉旧制，黄初三年（222）封车师后部王，壹多杂为“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后鄯善、焉耆、龟兹、疏勒等地首领也先后被曹魏册封为王。太和三年（229）大月氏王波调被曹魏政府封为“亲魏大月氏王”。隋初，铁勒、思结、伏利具、浑、斜萨、阿拔、仆骨等部，不堪忍受突厥贵族的残酷统治，“请来降附”。（《隋书·长孙晟传》）到隋炀帝时，西域各地方首领继续纷纷臣属于隋朝。大业中，西域“相率而来朝者四十余国，帝固置西戎校尉以应接之。”（《北史·西域传》）大业五年（６０９）夏，隋炀帝巡视河西走廊时，高昌王麴伯雅、伊吾王吐屯设、焉耆王龙突骑支、龟兹王白苏尼咥、疏勒王阿弥厥、于阗王尉迟氏，以及康国、石国、史国等西域27国首领、使者和商人前往朝谒。之后，高昌王麴伯雅还随隋炀帝到京师。
唐王朝时，贞观六年（６３２）游牧于热海（今伊塞克湖）附近的西突厥契芯部，在首领契芯何力率领下臣属于唐。贞观七年（633），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在内乱中走死中亚，其侄泥孰被拥立为咄陆可汗。泥孰之父在唐初曾到过长安，与李世民结为兄弟，交往甚密。泥孰嗣位后，“遣使诣阙请降”（《旧唐书·突厥传下》）。所谓“请降”，即是表示进一步的臣服。唐太宗“遣鸿胪少卿刘善因至其国，册授（泥孰）为吞阿娄拨奚利必邲咄陆可汗”。（《旧唐书·突厥传下》）自此之后，西突厥如有重大事情，均向唐朝“表奏”，并听命受诏。新可汗即位，须得唐廷“册授”，方为合法。如贞观八年（634），咄陆可汗泥孰死，弟同娥设继。次年唐太宗“遣中郎将桑孝彦领左右胄曹韦弘机往安抚之，仍册立（同娥设为）咥利失可汗”（《旧唐书·西戎·焉耆传》）。贞观九年（635），占有西突厥领地的东突厥首领阿史那杜尔亦效法契芯何力，率众东迁，臣属于唐。与此同时，高昌麴文泰、焉耆王龙突骑支、龟兹王白苏伐叠、疏勒王裴阿靡支、于阗王尉迟居密，以及康国王、安国王、石国王等，先后遣使或亲到唐朝，表示臣属。
唐王朝对回纥的册封可谓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回纥自骨力裴罗立国到亡不过九十六年，历十三名可汗乌介（841一846），遏捻（846一？）等可汗系汗国瓦解后，由南下回鹘人拥立，不计在内。除可汗(839一840)因不及册封汗号而国亡，其他12名可汗曾13次接受唐朝册封的汗号。
宋代，西域各地方政权仍继续与中央王朝保持着内附册封的政治关系。如高昌回鹘一直与宋王朝保持着政治关系，《宋史·高昌传》云：“太平兴国六年（981），“高昌国王阿尔斯兰汗，始自称西州外生（甥)师子王，遣都督迈逊来贡方物。”在此，高昌回鹘王不仅继续承认唐时的甥舅关系，而且还存在着隶属关系。于是，同年5月，宋王朝派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等以中央王朝使者的身份领100多人赴高昌，在北庭(今吉木萨尔)见到了回鹘王。当时，高昌回鹘王先遣人向宋王朝使者试探其会拜地方首领礼节的问题时，王延德直截了当地说：“持朝命而来，虽见王亦当不拜。”此时，“王及王子侍者，皆东向拜受赐。旁有持磐者击以节拜，王闻磬乃拜。”王延德还亲眼看到，在高昌城内有“佛寺50余，皆唐朝所赐匾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缄锁甚严。”（《宋史·高昌传》）直到元朝，高昌王还保留着唐朝所颁发的金印。王延德一行所到之处，备受欢迎，直到雍熙元年（984），高昌王还派百余人随王延德一行赴朝廷谢恩。
及至明代，中央王朝政府对西域各民族地方政府的册封已成定制，如对哈密王的册封，永乐二年（1404）6月，哈密王安克帖木儿派使者到明廷请求封赐。明成祖封他为忠顺王，赐金印。哈密王贡马谢恩。特别能说明这种政治关系的是明册封忠顺王不久，鞑靼可汗鬼力赤毒死了哈密王。明成祖遂立自幼俘入中原的脱脱继为忠顺王。但是哈密蒙古贵族上层不欢迎脱脱，永乐四年（1406），通过其祖母驱逐了脱脱。但经明廷干预，“祖母及各头目遣使谢罪”。（《明史·哈密传》）于是明朝政府仍封脱脱为忠顺王。永乐九年（1411），明政府又封哈密免立帖本儿为忠义王。不仅如此，从1406~1582年，哈密官吏的任用，如指挥、都指挥、百户、千户、都督佥事、指挥同知、指挥佥事、都指挥佥事、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等都必须经明朝政府批准，他们多为世袭。
清代新疆各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的这种政治关系继续发展。仍以哈密王为例，清初叶尔羌汗国倾覆，准噶尔代之，并据哈密。顺治四年（1647），哈密王遣使赴甘肃讨粮，并表示愿意效忠清廷。康熙35年（1696）当清军进入新疆时，哈密额贝都拉遣使奉表至嘉峪关，并正式向清廷表示内附。清政府应哈密王的请求，封其为一等扎萨克，颁给扎萨克敕印，并赐红纛。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又封哈密扎萨克达尔汉伯克额贝都拉为镇国公；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又封其为固山贝子。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政府鉴于额贝都拉曾孙玉素甫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有功，册封其为郡王，之后其后裔世代承袭，此即俗称的哈密回王。
再拿曾经发动叛乱的准噶尔部噶尔丹为例，顺治四年（1647）准噶尔部首次遣使到北京表示臣属于清王朝。康熙五年（1666）僧格又派使者到北京表示仍然归附清王朝。康熙二十一至二十二年（1682~1683），清政府派内大臣奇塔特出使准噶尔部，册封噶尔丹为博硕克图汗，“噶尔丹跪受敕书及赏赍诸物”（《清圣祖实录》）。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噶尔丹还遣使3000人入贡，向清朝表示：“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
凡此等等，都充分表现和反映了新疆各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的内附册封是边疆对中央有着“向着圆心”向心力的一个重要凸现。
上面我们对新疆各民族对中央政府内附册封向心力的作用作了扫描，下面我们再以元明清对藏族的册封为例，来看内附册封向心力作用的普遍性。
元代，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赐予他象征权力的玉印，同时命其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总制院为忽必烈1264年设置的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行政事务的机关。的院务。至元七年（1270）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八思巴去世后，元王朝又先后册封13人为帝师，24人为当时西藏萨迦地方政权中掌管世俗事务最主要的长官——“本钦”。“本钦”在藏语中为“大官”之意。
明王朝承袭元代对乌思藏实行僧俗并用、政教合一的统治方法，不断对其宗教上层人士封授王号。早在洪武六年(1373)，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入朝，即被授予佛宝国师称号。次年元帝师八思巴之后公哥监藏巴藏卜及另一僧人答力麻八剌遣使来朝，请求封号，被分别授以弘教大国师和灌顶国师称号。此外，明王朝对藏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封号有法王、国师、王三级特殊的序列。
清代，顺治十年（1653）4月，清王朝以金册、金印封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即“领天下释教”的宗教领袖。同时，以金册、金印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突汗，作朕屏辅，辑乃封圻”的西藏汗王，即辅助清王朝皇帝治理好他所管辖的藏族地区。《清世祖实录》卷七四。康熙六十年（1721），清王朝先后授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颇罗鼐和扎尔鼐与人为噶仑，主管西藏地方的政务。元明清对藏的册封，必然对西藏的藏族产生向心力。如大约元至正十三年（1353）时本钦绛求坚赞不仅多次派人向中央王朝进贡、请封，而且主动提供礼品与路途方便条件，敦请萨迦派大阿黎索南洛追遵旨前往中央王朝就任帝师之职。他还曾在拉萨兴办“祝愿皇帝父子长寿的佛事”以报答皇帝的优遇之恩。在自己的《遗嘱》中，绛求坚赞谆谆教导帕竹政权的后继者们：“东方皇帝以前就关怀(我们帕竹)，若继续关怀，则应当遵守皇帝的法令，迎送和承侍宜旨钦差。”又据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西藏王臣记》记载，明王朝扎巴坚赞为阐化王在藏区引起了巨大反响，“从此藏王扎巴坚赞的美名，响透天界，当时坐镇藏中诸大城市的各长官，也都获得世袭职封井水晶钤印。所有藏中人士莫不有口皆碑，都称藏王扎巴坚赞是大法王”。及至清代，西藏对中央的向心力有增无减。顺治四年（1647）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向清廷遣使，并向顺治皇帝献上了金佛像以志祝贺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第五世达赖喇嘛终于下定了朝清的决心，他率领随行人员3000人，从西藏出发，前往北京朝贡。
凡此等等，也都充分表现和反映了西藏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的内附册封是边疆对中央有着“向着圆心”向心力的又一个重要凸现。
2．入朝纳贡向心力的文化图像
入朝纳贡是历史上各民族的地方政权遣使朝见中央政权的君主，并敬献礼物，向中央政权表示服从，并确定两者之间臣属关系的又一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边疆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上也不乏其例。
还是以新疆为例，西域各地方政权到中央政权所在地入朝纳贡从两汉时已开始。那时，西域各国每年携带着各自的贡物，不远万里，克服旅途的艰辛前往长安朝贡，为的是表达各属国对中央朝廷的臣属。三国魏晋南北朝之时，曹魏太和三年（229）以后，西域各地方政权不断派遣使者到洛阳朝贡。当时，“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太和六年（232），西域各地“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十六国春秋·前凉》。东晋太元六年（381），“东夷，西域六十二国入贡于前秦”。北凉始建，鄯善王比龙最先入朝。时“西域三十六国皆称臣贡献”（《宋书·大沮渠蒙逊传》）。在整个北朝时期，西域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向中央王朝朝贡。隋初，突厥几乎年年遣使贡献，与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隋炀帝大业四年（608），西突厥处罗可汗遣使“贡汗血马”。（《资治通鉴》）大业十一年（615）西突厥的射匮可汗派侄儿率龟兹、疏勒、于阗等国首领，到京师朝贡。隋炀帝时，由西域到内地朝贡的就有三四十个小国，因而隋朝设置了西域校尉，专门从事管理由西域来朝贡的事务。对于西域各地的朝贡使者，隋炀帝都大加赏赐。唐承隋制，西域各地方政权把唐王朝看作是宗主国，经常派遣使者入朝纳贡，重要的纳贡有：
——贞观元年(627)，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献马五千匹。（《资治通鉴》）
——贞观四年(630)，龟兹国“又遣使献马，太宗赐以玺书，抚慰甚厚，由此岁贡不绝”（《旧唐书·龟兹国传》）。
——贞观六年(632)，“焉耆国王龙突骑支遣使贡名马”（《旧唐书·焉耆国传》）。
——贞观九年(635)，“冬，十月，乙亥，处月初遣使入贡”。（《资治通鉴》）
——贞观十三年(639)，“……高丽、新罗、西突厥、吐火罗、康国、安国、波斯、疏勒、于阗、焉耆、高昌、林邑、昆明及荒服蛮酋，相次遣使朝贡”（《旧唐书·太宗本纪》）。
——贞观十五年(641)，“西突厥沙钵罗叶护可汗数遣使入贡”（《资治通鉴》）。
——贞观十七年（643），“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侄突利设来纳币，献马五万匹，牛、橐驼万头，羊十万口。赐赍甚厚”。（《资治通鉴》）
——贞观二十年(646)八月，江夏王“道宗与薛万彻各遣使招谕敕勒诸部，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览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贡”。（《资治通鉴》）
——贞观二十一年(647)，“十一月，突厥车鼻可汗遣使入贡”（《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