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意大利早在两年前宣布投降，加入了盟军；5月，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7月26日，中英美签署《波茨坦公告》，督促日本投降。
日本断然拒绝。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美国向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也终于结束。
因为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人们，欢庆之余都在计划着回家的行程，憧憬着和平的未来。
1945年9月3日，戴乃迭在写给姐姐希尔达的信中，就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我们现在比从前更富有了（或者说不像从前那样穷了）；如果政治局势稳定，我们的生活条件会渐渐改善。无论如何，经过了战争的洗礼，我们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满足于简朴的生活。展望未来，那些都快被遗忘的物质享受——黄油、巧克力、浴缸、盥洗室、电影、外文书籍等等，都会给我们带来纯真的喜悦。”
这时他们已经决定随国立编译馆迁回南京。戴乃迭对国共谈判充满了希望，她觉得只要社会相对安定，中国的经济一定会很快发展起来。“生活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戴乃迭说，“这显然是个很有趣的时期。”他们的儿子已经三岁，又一个孩子即将出世，抗日战争的胜利鼓舞着他们编织着未来的梦想：“杨宪益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为自己建一个书房；我的梦想还有点遥远，我想拥有一栋带着花园的房子，花园里有我们的孩子们在玩耍。”她预计再过五年，就能够邀请希尔达及家人来她的家里做客，希望他们能在这里看到一个进步繁荣的国家。“当然，你也许会说我们太乐观了。要想悲观，也的确有足够的理由。”
战争一结束，大多数人都急不可待地离开重庆，返回家乡，所以战后交通压力很大。政府官员或是有关系的人可以坐飞机，比如梁实秋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所以很快就乘机去了南京，又转道北京，把国立编译馆的工作交给了杨宪益负责。卢前也是参政员，也早早回了南京。
多数人只能乘船回到长江中下游的家乡。“三杨楼”的二杨也已经乘船下江。但杨宪益现在拖儿带女——他们的大女儿已于1945年10月出生——出行不便，只能等待国立编译馆统一搬迁。虽然他们的朋友——英国大使馆的武官伊文思，准备开自己的旅行车（station wagon）返回南京，主动提出可以捎上杨宪益一家，但杨宪益谢绝了。
他们原以为最多几个月，就可以回南京了。但是国立编译馆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也不受政府重视，所以迟迟订不上下江的船只。他们的行期一拖再拖。
1946年6月17日，时任中英文化协会官员的贺德立（Geoffrey Hedley）给他们带来一包礼物，是杨烨的教父、教母苏立文夫妇委托转交的。戴乃迭立即回信感谢，并说近来没有写信是因为一直在等待下江去南京的确切日期。“我们很可能这个星期就出发了，但也无法保证，因为我们已经得到太多的虚假警报了。”戴乃迭认为这一次很可能成行，因为很多人家都卖了家具，甚至锅碗瓢盆。“我们的行李箱已经打好几天了，牢牢地捆着绳子，还绑着充气的轮胎，就像带着救生圈一样。”
戴乃迭甚至把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地址都给了苏立文夫妇，觉得以后写信可以直接寄往南京了。
6月27日，戴乃迭给苏立文夫妇的信中又说：“我们不知道今年夏天能否走成，我们早已整装待发，行李箱都打好三个多星期了，但是行期总是一再拖延。你们回到了有火车、有时刻表的世界，一定会觉得新奇吧！”
8月，编译馆终于为滞留在重庆的二百多人订上了船只，焦急的等待总算结束了。他们一家四口和编译馆的同事及其家眷们搭乘两只由机帆船牵引的平底木帆船下江。原本九天的航程，却用了十七天，一路险象环生。
8月30日，他们到达南京一周后，戴乃迭给苏立文夫妇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描述了这个“既危险又很不舒服”的旅程。他们一家四口的空间还没有一张普通的双人床大；白天不能坐直，因为他们头顶上还有一层人；晚上，杨宪益无法伸直腿，因为他只能横躺着。“我们本来就圆肩，现在背更驼了。”戴乃迭哀叹道。时值盛夏，两个孩子都起了一身痱子；而且他们只能用江水给孩子洗澡，因为船上的饮用水是严格定量的，才十个月的杨荧，头上生了疖子。“两个孩子都瘦了很多，但谢天谢地都活着到了南京，因为有的孩子死在了途中。”戴乃迭也骄傲地宣告，“十个月的荧在船上迈出了第一步！”
旅程之所以比预计多用了一周还多的时间，首先因为船底漏水，不得不停船修理。后来又遇到顶棚漏雨，他们所在的船舱全都湿透了。乘客们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动员起来接漏水，连四岁的“臭鼬鼬都捧着饭碗接顶棚滴滴答答的漏水”，戴乃迭感到他们就像是“一场恶作剧的受害者”。后来，江上又起大风，使得他们的船只不断撞上前面的牵引船，好多人都惊慌失措，纷纷跳上牵引船，引得船长大为恼怒，大喊“没法儿走了！没法儿走了！”，最后他们不得不在一处荒无人迹的岸边停下。但人们又开始担心土匪。这正是土匪惯常出没的地方，专门寻找遇险的船只。于是船上有一拨人组织起来商量一旦遭遇土匪打劫他们应该怎么办，最后的结论却是他们必须离开此地。他们派代表去同船家商量，尽快离开此地，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停泊；但驾驶员不同意，最后代表中一个军人扇了驾驶员一个耳光，他才勉强同意开船，但嘴里嘟嘟囔囔地威胁说，开到下一站他就不干了，弃船走道。
第二次遭遇大风时，他们停泊在一个叫观音愁的小渔村。村里的长者为他们烧香念佛，祈祷风停，但大风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于是村民们又派出小渔船为船上的乘客们购买给养。“我们在那里待了两天多，村民们从我们身上赚了不少钱。臭鼬鼬很喜欢那个地方，他在田野里玩耍、捉蚂蚱，很是开心。”由此，戴乃迭想到，来年夏天无论如何她都要带两个孩子到乡村或海边去玩耍。
到了南京后，他们很失望，因为编译馆根本没有为他们的食宿做好安排。“好几个家庭不得不挤在一间办公室，睡在地板上；不到一天的工夫，盥洗室的设备就都坏了，因为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自来水龙头和抽水马桶。”戴乃迭说他们自己还算幸运，全家得到了一个房间，而且还找到一个保姆。
去南京前，负责中英文化协会的杭立武曾邀请他们为文化协会兼职工作，并答应给他们提供两间房。“但这两间房太小了，简直就是兔子窝拿来给人用。”戴乃迭这样描述杭立武答应他们的两间房。
到了南京，他们又收到贺德立从香港带来的一个包裹，是苏立文夫妇给杨烨买的生日礼物，玩具和书，“臭鼬鼬高兴坏了，”戴乃迭在信里说，“这里的商店都很差，东西又贵……很难找到一家玩具店。据说有钱人都到上海去购物，穷人则不需要买玩具。”戴乃迭还说自己很需要到上海去添置几件衣服，不过看到这里的人们大都穿得比较破旧，“那就还是先把我们的房间装饰起来，然后再装饰我们自己吧。”
在南京，他们非常忙碌，两个人兼了五份工作，还要为一家四口的安置找房子、置办家具。下江的途中，装载行李的木船沉了，所以他们损失了全部家当。
有趣的是，这封报告他们平安到达和旅途险情的长信，戴乃迭忘了发，足见他们当时的生活多么忙乱无序。
1946年10月12日，戴乃迭给苏立文夫妇写信说自己发现了8月30日的信竟还在一个抽屉里放着，很是抱歉。这封信又报告他们终于租到了四间房，地址是珠江路莲花桥。戴乃迭还特意用中文把这两个名字写出，“虽然这个地址听起来很浪漫，但这个区域却像个贫民窟；我们的院子在一个煤店的后面，实际上煤店是我们房子的主入口。臭鼬鼬一点都不觉得这地方有什么不好，因为周边有不少孩子。”戴乃迭还说杨宪益现在变化很大，在三份工作之间跑来跑去，从早忙到深夜。“我原先担心他每天伏案久坐的时间太长，现在我真希望他能有时间坐下来。”
1947年5月5日，戴乃迭写道，除了他们的五份工作，杨宪益还为一份报纸做副刊（《和平日报》“人文”副刊），自己又当主编，又撰稿，忙得不亦乐乎。副刊每周一期，杨宪益写了不少文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杨宪益常常收到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赞赏他的文章。最近他又收到中央研究院的来信，索要他发表过的三篇文章，准备收进研究院正在编辑的一本学术著作。”戴乃迭最后补充道，“杨宪益现在成了小有名气的历史学家了。”
这期间杨宪益撰写的大量文史考证论文，后来又结集出版，名为《零墨续笺》。
值得指出的是，杨宪益留下的一本主要文论集《译余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初版；山东画报社2006年再版）基本都是收集在《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里的民国旧作。
戴乃迭除了编译馆的工作，还在美国政府帮助欧洲战后经济重建的“经济合作署”驻南京的机构兼任了一份工作。1949年初，戴乃迭在信中说，这份工作不仅薪水很高，还让她“改变了许多不喜欢美国人的偏见”。但是好景不长，这个机构可能很快就会撤离了。
当时正是国共较量最后的关头，杨宪益忙得不可开交并非只因他身兼三份工作（国立编译馆、中英文化协会、中央大学），他还在积极地为解放南京，配合地下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其中就包括将从英国大使馆武官伊文思处得到的关于国民党军队江北布防的信息转达给地下党。但这些事情他是瞒着戴乃迭的，所以戴乃迭给亲友的信中从来未提及杨宪益的地下党工作。
这期间戴乃迭信写得很少，由于忙于生计，“我们都顾不上写信了”。
1949年1月21日，正是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的日子。在当日写给苏立文夫妇的信中，戴乃迭还说现在正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时期，但她也感到局势的危险，她说“一旦局势失控，我会带着两个孩子到英国大使馆避难”，所以朋友们不必为他们担心。
1949年3月，许多国民党官员都开始纷纷逃离南京，时任编译馆馆长的留德博士赵士卿也借故离开，一去不返。编译馆的馆长此前一直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官员，现在群龙无首，人心惶惶，面对前途未卜的局势，编译馆二百多人举行了一次投票选举，他们要选出一个人领导他们共渡难关。杨宪益以最高票数当选编译馆临时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