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亦是我的母校，自2000年至2003年我在西大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多次参观西大文物陈列室，据说该陈列室所藏之部分文物，即为王子云所遗留。而王子云在文物纠纷案之后所捐赠文物，今大都芨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虽然如此，文物纠纷案还是给王子云留下了无法弥补的伤痕。1951年王子云在西北大学与有关人员就文物事宜争辩之时，情急之下拍伤了手部神经，从此之后他便基本结束了绘画和雕塑的创作生活，而仅依颤抖的手，用“九曲羊毛”体从事着美术考古的写作工作。自1942年王子云在《说文月刊》第3卷第6期发表《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一文后，这种由艺术而学术的转型实质上已基本形成。文物纠纷案虽然暂告结束，然而，此案与1949年西安解放前夕王子云全家赴成都事件，终为王子云和何正璜此后的生涯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1952年，王子云应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亚马之邀，到该院美术系（今西安美术学院之前身）任教授。1953年，王子云赴天水，对麦积山石窟进行考察。1953年6月，西北行政区文化部成立了以武伯纶、常书鸿、刘士莪、范文藻和王子云等专家组成的考察小组，对新疆各地艺术遗存进行考察。1955年王子云又从西安出发，以两月之时间，考察了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诸省之主要艺术遗存。这个时期西安美术学院对王子云教授还是较为重视的，每次考察时院方都曾派青年教师随行，例如当时刚毕业留校工作的青年教师茹桂即曾陪同过王子云考察陕西乾陵、顺陵等地。1955年，北京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王子云编着的《唐代雕塑选集》。1957年，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又出版了王子云编着的《中国古代石刻画选集》。在此期间，王子云先生所做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可谓居当时中国美术史论界之领先地位。
然而，自1949年之后，一种被冷落和被边缘化的感觉却始终笼罩在王子云的内心深处。他想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创作以及想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的愿望均未能实现。而在西安美术学院教学和生活中的一些状况，也常常刺痛着这位自尊心很强又极为敏感的艺术家的心。可以说“反右运动”以前王子云的心情即处于抑郁状态。
1957年“反右”初期的“引蛇出洞”期间，个人给组织和领导提意见之多少，成为衡量每个人是否“对党忠诚”的量化指标，这种状况在西安美术学院表现得尤为突出。旋即出现了你今天提10条意见，我明天就提20条意见，他后天即提30条意见的相互竞争的“提意见大跃进”的局面。在此期间《光明日报》社着名记者浦熙修等人曾专程来到西安美术学院进行采访，鼓励教师提意见。据茹桂教授回忆，当时他自己任西安美术学院团委书记，按院领导的安排，他主持了一次由浦熙修等人参加的全院教师大会，这次会议发言记要后来刊载于《光明日报》。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王子云等教师也基本上都被打成“右派”。茹桂当年留校不久，时年20岁，虽然按照组织要求主持此会议，后来也还是受到了审查批斗，但鉴于他当时还属组织培养的年轻干部，终免戴“右派”之冠。此后，在“反右”高潮中，西安美术学院内不仅大字报铺天盖地，而且许多人还充分发挥了美术的服务功能，给“右派”分子画漫画成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王子云是位性格直爽的人，他常说：“我是个直筒子！”有人即将王子云画成一枚射向党和人民的空中飞弹，旁注“我是个直筒子！”虽然王子云是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学者，但他的命运最终却被政治所操控。1957年的春天是王子云先生60寿辰之际，也是他戴上“右派”帽子之时。直到1978年被平反昭雪之时，他已年逾八旬。在这漫长的20年中，王子云先生历经了种种磨难，他所积累的大量手稿及考察资料大都被抄被毁，他曾眼看着“造反派”们将他那幅成名之作《杭州之雨》投入火海之中……
然而身心的迫害却没有动摇王子云对中国艺术研究的执着信念。1957年以后，王子云基本离开了讲台，艺术史研究成为他生命的唯一寄托。这种精神上的寄托支撑着他渡过了“反右”之后乃至“十年文革”的艰难岁月。1973年10月至1974年9月，70多岁高龄的王子云为撰写《中国雕塑艺术史》又一次开始了艰苦的考察历程。这次考察历经四川、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广西、湖南、北京、天津、山东、安徽、江西等地，并与诸多久别的故友得以相见。在南京，王子云得到林树中的帮助，而林树中亦在陪伴王子云一道进行田野考察的过程中受到了诸多教益，林树中现为中国美术史学界的着名专家。在广州，王子云受到广州美术学院王肇民的热情接待，王肇民是王子云的族侄。又是王子云的学生，两人相见自当倍感亲切。王子云先生对故里萧县刘开渠和王肇民等人曾有诸多帮助和较大影响，可以说是王子云引导刘开渠和王肇民走上了艺术之道，刘王二人后来都成为美术界的一代大家。在这次考察的途中，王子云突然接到西安美术学院令其退休的通知，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他也只好默默地承受。自1957年之后，王子云已习惯在忍耐和屈辱中活着。然而，考察与研究终不可废，这是他生命存在的象征。李廷华写到：“王子云在西安美术学院，本来是此校之幸，但因为历史原因，再加上这里学术空气的稀薄，他多年来处于受排斥地位……已经77岁，退休不是意外事，但已经十几年没有工作，刚刚行动起来，又被迫停顿，对于一个生命已经被事业融化的人来说，不仅突然而且残酷。”
所幸这种残酷的现实为时不算太长，而王子云先生的生命却十分久长。1979年后王子云被错划为“右派”一事得以平反；同年，他应邀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并被选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后来又担任名誉主席。1980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王子云编着的《中国古代雕塑百图》。1981年，西安美术学院以王子云为主要学术带头人之名义，申报硕士学位授予权获得批准（此事事先是否与王子云沟通，不得而知）。其后西安美术学院又聘王子云先生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导师，其培养弟子多人如今已成果沛然。1985年4月，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王子云当选为中国美协顾问，同时当选顾问或副主席的有林风眠、吴大雨、刘开渠、李可染、王朝闻、常书鸿、雷圭元、沈福文等，这些人大都是王子云的师友或学生。此后。王子云又绕道广州，在广州美术学院与陈少丰和王肇民诸友相会。陈少丰与王子云亦有多年交情，1988年，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王子云所着《中国雕塑艺术史》之际，王特意请陈为序，陈亦是谏言不讳。也就是在80年代初期，西安美术学院以王子云等教授住房困难为由，申请获批修建一栋专家楼（此事是否和王子云沟通，亦不得而知），然而当楼房竣工后，在分房之时，王子云先生却被人遗忘。此时，王子云一家数口在西安碑林附近的30平米的房屋中已经居住了十余年。我在西安城内的住房亦在碑林附近，常常辗转于王子云居住过的旧地，亦是感慨良多。王子云一家后来搬进了西安翠华南路陕西省委干休所，据说这种结果是在时任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胡耀邦的亲自批示和陕西省委主要领导的直接关照下得以实现的。一个教授的住房问题。惊动了党的总书记，这也是十分罕见的事。也就是在翠华南路的居所里，王子云先生将生命维系到了93岁的高龄，在这里他完成了自己最后一部巨着《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为了出版该书，王子云和何正璜虽倾其全部积蓄，尚无济于事，最后甚至卖掉了几幅旧友所赠之画作。即便如此，王子云先生在有生之年还是没有看到该书的印刷版本，而该书出版后的稿酬也仅仅是几十本样书！1990年8月16日，王子云静静地躺在自己的书房之中悄然仙逝。李廷华写到：
王子云多年来处于受排斥地位，而他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无法抹杀的影响，他在困境中的自强不患逐渐引起全国美术界的敬重。从参加北京的新美术活动开始，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地域性的人物，在“拨乱反正”的时代，他当年的学生们多成为全国美术界的重要人物，学生们在几十年的人情变幻里，多也认识到自己的这位老师是一个踏踏实实做事而又坎坷过甚的老人。他们都希望在老师的晚年给他一些安慰，1987年，将是老师的90大寿，刘开渠、艾青、王朝闻、吴冠中、李可染都送了作品和题词，连老师辈的刘海粟、林风眠，同辈的吴作人、李苦禅也都送了作品。已经于1982年去逝的石鲁，则在多年的西安生活里，对王子云敬重有加，为王子云一画再画。西安的着名画家，多对王子云十分同情敬重。在王子云荣膺全国美协顾问一事上，是当时的陕西省美协主席方济众的鼎力倡议；西安美术学院参加大会的代表，或许因为太熟悉，似乎感觉不来王子云在全国美术界的声望，倒没有说什么话。也可能在美术学院的具体环境里，王子云的“贡献”和影响被局促得相当有限。如果不放到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大视野里考察，王子云在西安美术学院竟然算不上着名人物，而一旦重提中国现代美术史，一旦重新考量中国现代的美术文物考察，王子云的开创之功就不是简单为政治服务而成名者可以比拟。
王子云的夫人何正璜（1914-1994）先生，原籍湖北汉川，出生于日本东京。1934年毕业于武昌美专，同年赴日本多摩川美术学校学习。1937年抗战爆发后，何正璜于是年8月14日回国。1940年在重庆参加了王子云所主持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工作，并与王子云结婚。在长达4年的艰苦考察活动中，何正璜主要担当着考察团的文字撰写、图像绘制及事务管理等工作，完成了许多考察报告的起草和整理工作。那份被称之为由中国人第一次所作的敦煌莫高窟总录《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实质上亦留下了何正璜的诸多笔墨。1945年，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解散之后，何正璜随王子云到西北大学历史系文物研究室工作。如上所述，王子云与西北大学文物纠纷案结束后，1952年陕西历史博物馆接收何正璜为研究人员，自此之后何正璜一直都在该馆工作，直到晚年。在此期间，她曾创建了石刻艺术陈列室，撰写和发表了许多介绍陕西艺术文物的文章，在普及与研究工作中做出了诸多成就。她曾任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顾问，中国博物馆学会名誉理事，陕西省工艺美术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等。周恩来、邓小平及日本国前首相大平正芳等人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时（旧馆在今西安碑林），何正璜先生都承担着陪同解说的任务。在陕西乃至全国文博界和美术界，何正璜先生享有极高的声誉。
何正璜青年时代学习绘画与装饰艺术，同时在写作上也展现了超凡的天赋。自1937年归国之后，特别是在西北考察期间，她相继在《旅行》杂志等刊物中发表了数十篇散文和随笔等，这些作品是何正璜“以亲身经历和真实感受，用自然、隽永、秀逸、新颖、明丽、鲜活的情感表达和洗炼、清纯、准确、明快的细节描写，展示了其博大精深的艺术境界”。她那“独到的艺术感受，渊博的历史考古知识，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坚实的美术功底，诗人的感兴，学者的丰盈，智者的聪慧，仁者的关爱，给了她散文、游记、随笔卓然超群的境界和气度。在这里，诗思与史思水乳交融在一起，成为她散文的质的根性……她的文化品位之高，是中国当代散文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典范。”
自1940年之后，何正璜在参加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活动期间，除撰写了上述游记及与王子云合作编写的考察报告之外，何正璜还先后撰写了大量的具有学术研究性质的调查笔记，诸如《咸阳考古细录》、《唐陵考察日记》、《汉唐陵墓考察日记》等，这些考察记录亦成为西北美术考古的早期文献之一，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1952年以后，何正璜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曾编着了不少艺术文物图集，诸如《陕北东汉画像石选集》、《唐代的战马》、《西北少数民族图案选集》、《古代装饰花纹选集》、《唐代石刻线画》、《古都西安》等，不少图集是在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这些着作对于西北艺术文物研究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曾播放过10集电视系列片《长安》，其解说词即出自于何正璜先生之手，其优美的文笔和准确而丰富的历史文化描述，给无数观众留下了美的记忆。
尽管如此，自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何正璜也和许多人一样经受了种种非人的磨难。历史的尘埃虽已消散，但是伤痛的记忆依然留在人们心中。我的导师周伟洲教授“文革”期间曾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与何正璜先生共事数年，一些往事至今依然使他难以忘却。在何正璜去逝数年之后，大约是2001年左右，在西北大学校园中，周伟洲教授突然问我：“搞艺术的人是否都很野蛮？”我答曰：“不尽如此，因人而异。”周师又云：“文革期间，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见那几个美院毕业的人殴打何正璜先生，那真是太野蛮、太残酷了！”我听后心中为之震颤，沉默刹时后，但见周师目光之中依然流露着迷惑和苦楚的神情。何正璜先生所经历的种种磨难，至今很难见到文字记述，她的人生历程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独特缩影。那些曾经打过她的人亦早已忘记了他们的野蛮行径，至今依然逍遥自在。但我却自信：一切历史事实和心灵的真实总是会有人记载并为之流传的，正是由于这点点滴滴的真实记载，才能勾画出我们民族的苦难和精神的辉光，才能够真正从人的心灵深处唤起对真善美的热爱和对假恶丑的憎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