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使我感到震撼的是武义的文化底蕴被释放出来了。20世纪在武义工作、生活了20年，只知有一座熟溪桥和延福寺具有文化价值。今天到武义，除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俞源和郭洞以外，还有南极仙翁故里寿仙谷、天鹅逗留的山水胜境石鹅湖、畲族风情浓郁的小黄山、可与威虎山相媲美的清风寨，以及清水湾、唐风等温泉度假村，都显现了武义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所有这些风景已把武义点缀得更加秀丽、典雅。在此我特别想多写几笔的是小黄山。小黄山不仅有黄山之秀，还有三峡之雄，把黄山风光与三峡风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更是衬出了武义山水文化之丰富多彩。与此同时，与风景文化相匹配的是武义风物文化的彰显，如武阳春雨，已成为浙江十大名茶之一；宣莲作为中国三大名莲之一，更是武义风物文化的一绝。说实在的，今天称“武阳春雨”和“贡品宣莲”为武义“双宝”实不为过。还有不得不提的是金穗民族中学。在县继续教育中心丁副主任的陪同下，我们专程考察了这所学校，参观了畲族文化陈列室，作为一个民族研究者，我为武义民族文化能在民族中学得到传承和弘扬感到无比的欣慰！
今天重读武义：武义变了，变美了，变富了，变文明了。借用孟浩然的问话，如果现在“鸡鸣问何处”，那么新农村是武义！
二、必然性：乡村人类学情结
选择武义又是必然的，为什么呢？这么多年来笔者一直在做乡村研究，在全国来说，不敢说走遍了全国，但起码也走了不少农村。在新疆，笔者和徐桂兰几乎走遍了整个新疆，我们在那里做了三年的调查，广西乡村研究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云南、贵州等地，我们走了很多地方，内蒙古也去跑过，还有甘肃、青海等地，这些地方笔者都做过大量的调查。这些调查都是我们的乡村人类学研究。乡土中国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圈，对于乡土中国研究，笔者自己在十多年里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国的农民、农村、农业发展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发展？学历史的都知道，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农业发展史，或者是中国的农村发展史，或者是中国的农民发展史。去年，由笔者担任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的秘书长，会议的主题是“人类学与乡土中国”，在会上有一个焦点的问题，是关于我们的农民是离开农村还是留守农村的问题。我向论坛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农民守土与离土的博弈》，并在大会上作了主题演讲。为了说明选择武义作为新农村建设典型个案研究的必然性，特引述最后一段如下：
“中国农民守土与离土的博弈实在是太难了，守土艰难，离土不易，叫他们怎么活？关注中国三农问题的人们焦虑着、思考着。据《中国时报》报导，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发表的研究报告说，尽管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提高贫困人群收入的措施，但自从2003年以来，收入差距急剧加大，城乡收入差距评分从1980年的80分左右下降到72．7，接近“黄灯”警戒线。198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5倍，到2003年该比例扩大到3．32倍；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悬殊的评价指数为64分，已接近60分的“红灯”警戒线。1992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1：2．45，2004年扩大到1：4．39。该研究报告还提出，当前中国农民收入分配差距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农民收入过低问题。因此中国农民向何处去？在守土艰难，离土又不易的态势下，新的出路在哪里？
最近，笔者拜读了着名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Mendras）的名着《农民的终结》。这本出版于1967年的着作，对作为欧洲传统农业大国法国农民面临着农业文明的终结作了分析，并尖锐的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李培林在译者前言中也焦虑的指出：现在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几乎每天都有70个村落消失，原有的传统村落社会网络被打碎，使很多农民进入城市但又难以融入城市，产生生活和心理的各种困难。“他同时又提出：“根据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目前的3．6亿农业劳动力，还需转移2亿多人，即使按2020年非农业就业人员达到70％的目标，也还需要转移1．5亿农村劳动力。”
问题就是这样尖锐的摆在人们面前，中国农民经历了守土的艰难和离土的不易博弈后，要考虑中国农民的新出路，必须作新的战略选择。
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的导论中曾经敏锐的指出：经验证明，技术在工业国家农业耕作中的普及要比其它地方快得多。法国或美国的农业增长1倍要比印度农业生产增长10％更为容易，苏联在半个世纪中取得了工业生产的巨大成就，但难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农业国家更缺少解决自己吃饭问题的能力，他们反而要向工业国家乞食。那么，如何解决农业国家的吃饭问题？孟德拉斯给人们树立了一个样板，他说：“要想知道怎样使全世界的农民进入工业文明，以便使他们能够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和走向繁荣，难道思索的最好例子不是西方国家已经完成飞跃的农民吗？”
对于法国农民，孟德拉斯提出了“农民的终结”的结论。但是仔细阅读了《农民的终结》后，人们会很清楚的认识到：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在孟德拉斯看来，从“小农”到“农业生产者”或者“农场主”的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民的绝对数量和人口比例都会大幅度的减少，但农业的绝对产值并不会因此大幅度的减少，这是一些发达的工业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大国的原因。而且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无论乡村怎样变化，农民不会无限地减少，作为基本生活必须的原料的生产供应者——农业的从业者——也不会消失。
这就是说法国“农民的终结”，指的是传统的“小农”的终结。这个论述和分析，对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农民有重要的启示：
1．中国农民目前仍然是传统的“小农”，乡村社会的本质特征仍未改变；
2．中国农民正受着改革开放，即工业现代化的巨大冲击，农村人口大量外流；
3．农民的外流，导致农村的衰落和乡村社会结构的重新建构。
如果把中国农民放在现代化的整体过程中去评估，那么目前中国农民正处在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转型的开始。而中国农民目前的种种状态，都是这种转型开始时必然会出现的。但是，可以预言，经过这种痛苦的转型期，中国农民必然会从传统的“小农”转变成工业化的“农业生产者”。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乡村人类学研究的学术背景，特别是在第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上，学者们就“守土与离土”问题进行了异常激烈的讨论，使我们对中国农村发展的未来走向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而党中央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更是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就是要把中国的农村搞好，要让中国传统的小农终结，让他“死去”，让中国现代的农民、现代的农业、现代的农村在中国崛起。
必然寓于偶然之中，正因为有了对旧乡土中国的批判，对新乡土中国的梦想，所以，一到武义，就必然会被武义的巨变所震撼！不仅使我深深地感受到武义的干部和群众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新农村建设，也使我深深地感受到武义的新农村建设不同于一般的以村为单位的模式，而是一个以县为单位全面推行新农村建设的个案，这是武义新农村建设最大的特点。于是，偶然的机缘变成了必然的结果，我从对中国农民守土与离土的博弈的研究，走进了以武义县新农村建设的经验为个案，展开了对新乡土中国的研究。这正是乡村人类学情结的释然。
三、意义与价值：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
中国历史所经历的从先进到落后的转变集中反映在农民的变化上——首次对中国农民的变迁史作出历史分析的孙达人如是说。这是由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国情所决定的，因此，无论来自何方的理论或思想，都必须受到“三农问题”的检验。人们曾经对“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什么”给出过种种答案，如有人说中国问题的实质是经济问题，于是引发了人们对“经济至上”的崇拜；又有人说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人口问题，于是又引发了人人抓“天下第一大问题”的历史奇观，凡此等等，都或是误导了中国前进的方向，或是延误了中国前进的步伐。
历史不会重演，但失去的历史机会却可以重新发现。今天，人们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正是在这个理念下，三农问题才被提高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工作才被强调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此问题，被人们称为“温三农”的温铁军，在2003年4月9日回答安徽《决策咨询》编辑部采访时曾就中国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观点形成的过程作了回顾式的回答，并特别介绍了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总理的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和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两本书的出版，使三农问题由决策层的重视到全社会的关注的过程。正因为有了对三农问题研究和关注的大平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三农问题研究的迁伸和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课题现实的意义和学术价值何在？
从上述我们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文献回顾来看，当前中国新农村建设比较成功的模式，大都是以村为单位的典型，而县一级的典型仍在探求中。而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的研究与其他模式根本的不同在于：这是一个在县域范围里整体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典型个案。由于县是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基层行政单位，决定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社会秩序的稳固，所以在县域范围整体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其影响力、示范力、作用力都大大超过了以村为单位的新农村建设模式，为什么呢？这是因为：
第一，县域的范围大，可以有效地整合各种资源和力量开展新农村建设，充分显示县域社会的整合性，这是一个村所不可比拟的。
第二，县域的实力强，可以有效地组织工业反哺农业，先进帮助落后，发达的支援欠发达的，充分显示县域经济社会的整体性，做到全县一盘棋，这是一个村所不可能做到的。
第三，县域干部精英，可以有效地宣传农民、组织农民、服务农民充分发挥县域人力资源的作用，这是村里的干部所不可及的。
第四，县域的影响大，抓好一个县的新农村建设，等于抱了一个“西瓜”，而抓了一个村的新农村建设等于捡了一颗“芝麻”。所以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来说，抓好一个县的新农村建设比抓好一个村的新农村建设作用更大，影响更大。
中国有近70万个行政村，但只有2074个县，抓好一个县的新农村建设，等于抓好了一个片，而抓好一个村的新农村建设，仅仅只是抓好了一个点。片与点的示范力、影响力、作用力孰大孰小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本课题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以武义县为个案，对县域新农村建设的经验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把武义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即上升到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理论高度，以期充实和丰富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理论，并同时对中国贫困地区和后发地区的新农村建设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具体来说，“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课题的意义还有以下几点：
1．武义是一个后发县，与周边各县相比一直处于较落后的状态，因此，研究这样一个后发县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更具普遍意义。
2．武义是一个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治理了环境的县，这种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得到平衡的个案，符合科学发展观，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型。
3．武义在新农村的建设中“以人为本”，使广大农民群众真正富了起来，这对贫困县或刚开始脱贫的后发县具有借鉴意义。
4．武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重视了文化建设，使武义的文化底蕴不断地释放了出来，这对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现实意义。
总之，武义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已经创造了一些对贫困县、对后发展地区有重要借鉴意义的经验，形成了“协调平衡、沟通和谐”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对武义今后的发展也将会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中华民族正在伟大的复兴之中，新农村建设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主旋律之一，武义模式的脱颖而出则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交响乐中的一个华彩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