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皇子参观玻璃厂，纪理安演示玻璃制作过程这件事而言，进一步证实了御用玻璃厂建成不久便开始或者已经在生产玻璃制品了，不过当时尚处于初创阶段。但是没有不久，在掌握欧洲玻璃术的传教士的指导下皇家玻璃厂便能够生产相当不错的玻璃了。对于玻璃厂所生产的玻璃器，目前见于史料记载最早时间为王士祯（1634-1711）写于康熙四十年的《香祖笔记》中关于鼻烟壶的记载：鼻烟“……以玻璃为瓶贮之。瓶之形象种种不一，颜色亦具红、紫、黄、白、黑、绿诸色，白如水晶，红如火齐……皆内府制造。民间亦或仿而为之，终不及。”从这段记载中可知，皇家玻璃厂生产的鼻烟壶，种类繁多，色彩纷呈，但多为单色。《香祖笔记》写于康熙四十年，即1701年，也就是说，至少不迟于1701年，玻璃厂生产玻璃器的质量已经相当不错了。对玻璃厂初期的记载还可见《彭山密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曾赏赐官员高士奇20件玻璃制品（其中有两个鼻烟壶）；引用较多的有：康熙在四十四年（1705年）南巡时，在苏州赏赐巡抚宋荦玻璃制品17件，其中包括白玻璃鱼缸一个、洒金蓝玻璃瓶两个、蓝玻璃盘一面、黄玻璃小盘十面、蓝玻璃花笔筒一个、蓝玻璃座蓝玻璃水盛一个。另康熙朝康和之（FraBernardiodellaChiesa）神父也对当时生产的玻璃器有所记载。康和之是北京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主教，他留下了大量关于教皇使团的文献，在罗马档案中，有一封康和之写于1706年9月3日的信，内容主要是宗教事务，在信的左边有一些附加的内容。其中一条写着，“我寄给你一个在北京制的玻璃鼻烟壶，里面装着鼻烟，可能是宫内玻璃厂制的”。说明宫内的鼻烟壶已经流传至宫外，甚至做了传教士赠予他人的礼物。
对于玻璃厂当时的生产规模和生产状况，限于笔者所见，目前尚未发现较为系统翔实的记载，从上文所述赏赐官员玻璃制品的数量上看，当时宫中御用玻璃厂的规模应该是不小的。另从散在于史料中的对于玻璃生产及制品的简略描述与形容，我们亦可以想见当时制作玻璃器的一些状况。1706年，以多罗为特使的罗马教皇访华团进京拜谒康熙皇帝，在其要求被康熙拒绝后，多罗被驱逐，作为多罗翻译的毕天祥也因此而受到牵连，被逮捕后关押于造办处御用玻璃厂内。在梵蒂冈秘密档案中，存有一封当年康和之神父的信，信中记录了这段史实：毕天祥被关在玻璃厂的一个房间里，里面“满是年轻的玻璃工匠，他们在为玻璃器雕刻花纹”。从这条宝贵的史料中，我们起码可以知道四点：一是当时玻璃厂里有许多招募来的中国年轻工匠。这是当时制作玻璃的主要力量。二是当时制作玻璃器的生产是比较繁忙的，需要的工匠很多。三是康和之神父所描述的仅是玻璃厂的雕花车间，而作为一座玻璃厂，从原材料的加工，到熔炼，造型，直到最后制成成品出厂需要多道工序，以雕花车间的景象可以想见当时玻璃厂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四是康熙朝制作刻花玻璃的重要史证。这一技术16世纪始于欧洲，直至17世纪仍为欧洲玻璃市场的主流技术。显然在玻璃厂建成后不久，传教士已培养出一些能够雕制刻花玻璃的人才，并能进行批量生产了。
除了玻璃的烧制，玻璃厂还生产用于画珐琅玻璃的珐琅颜料，在当时的欧洲，这是一座标准的玻璃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纪理安既然是仿欧洲在宫内建玻璃厂，那么亦应有此部分存在。传教士穆敬远（JoaoMourao）曾提到纪理安不但指导建玻璃熔炉和小型玻璃窑，而且还教授玻璃和珐琅色料的制作。为了进一步确认玻璃厂是否具有生产珐琅色料的职能，我们还可以从雍正朝档案中找到佐证。《活计档》雍正六年记有：新增珐琅料9样。“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将此料收在造办处做样，俟烧玻璃时照此样着宋七格到玻璃厂每样烧三百斤用……”显然，雍正朝的玻璃厂是可以烧炼珐琅色料的。而且雍正六年，应该是玻璃厂在圆明园六所建立不久的时间，其形制应与康熙朝所建玻璃厂仿佛。以此推论，当初的玻璃厂也会有此职能。但在康熙玻璃厂成立初期，这一职能相对薄弱，所制色料较欧洲相去甚远，这种状况可从康熙帝对欧洲来的传教士皆要询问会制珐琅与否的情形反映出来。直到1716年潘淳来后，珐琅料的制作水平才有所改变，至1718年，已经相当不错。康熙在五十七年（1718年）九月初九两广总督杨琳奏为贡进珐琅匠役事折上御批：珐琅大内早已造成，各种颜色俱已全备……通过这一奏折，我们可了解到最迟至1718年，大内的珐琅料色及制品已相当不错。
再有，玻璃厂在康熙朝的另一功能是光学玻璃的制作。供职钦天监的传教士热衷于参与玻璃厂的事务便是很好的证据。到了雍正年间，玻璃活计经常在杂活作的附作眼镜作中完成。雍正十年，眼镜作开始独立出现，并在当年承做了数十件各类质地的千里眼（望远镜）。在雍正朝，供职钦天监的传教士戴进贤以及巴多明的名字不是列在玻璃厂中而是被记于眼镜作中，可见光学玻璃的制作至雍正时已与玻璃作分离。
三、与玻璃厂有关的几位西方传教士
目前认为为玻璃厂工作过的传教士主要有纪理安（kilianStumpf）、倪天爵（Gravereau）、多马策励（NiccoloTomccelli）、汤执中（P．Dincarville）、纪文（LDebrossad）等人。
其中最重要的人是德国传教士纪理安，他生于德国福尔斯堡（wurzburg），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科学家。于1689年8月20日从德国出发，1694年7月抵达广州。次年应召入京，佐理历政。1711年，继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之后，任钦天监监正之职。根据多方材料记载，纪理安在康熙御用玻璃厂的建立及其管理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捷克传教士严嘉乐曾这样描述纪理安：他既有全面的理论修养，又精通技术，善于发明。他在中国建立了冶炼厂、铸造厂和玻璃厂（其中建立冶炼厂和铸造厂一说，由于相类资料的匮乏，目前尚难肯定）。关于纪氏在京的活动还有两份来自传教总会（传信部）的虽然简略但却十分重要的资料。一件为罗马教皇派往中国的特使多罗（tournon）的随员安德里亚·堪德拉（AndreaCandela）写于1710年10月21日的日记，其中记载着，法国传教士的教堂旁边是玻璃厂，由纪理安神父负责那里的工作；另一件是一份以纪年为序的名单，记录着传教士的姓名及入华时间，一直记至1727年。关于纪理安一栏中写着他出生在德国福尔斯堡（wurzburg），是一位着名的数学家。但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在北京建立了一座玻璃厂，并特别请求亲自为皇帝制作玻璃器。戴进贤（IgnatiusKoegler），德国传教士，曾任钦天监监正。1717年曾参与了纪理安在玻璃厂的制玻璃事务。言及纪氏的制造术，戴评价说：他（指纪理安，笔者注）精通玻璃制作，所制的玻璃器，造型种类繁多，个个皆拥有优美的色彩，色调怡人。他能把雕刻艺术用于玻璃器，并用转轮对其进行抛光处理。这使得纪理安制出的玻璃可很好地适用于光学仪器。另外，纪理安还亲自指导建成了一座完整的玻璃作坊，使得目睹之人大为震惊。在宫中玻璃厂内，纪理安神父还亲自辅导和训练技师，教授制作玻璃和珐琅两种技术，以及如何提高玻璃生产水平。用这种方式，纪理安在宫内培养出了一批天才的满汉技术人才。纪理安在1704年1月11日的信中也曾提到他在宫内培养徒弟的事。
关于纪理安的制玻璃术源于何时何处，目前尚未见到直接记载。2003年第一期《故宫博物院院刊》（以下简称《院刊》）中所载译文《清代的玻璃制造与耶稣会士在蚕池口的作坊》中写道：当耶稣会士穆敬远（joaoMourao）无私地传授纪理安怎样制造玻璃以及怎样添加珐琅颜色，纪理安将之传入中国，然后中国的宫廷玻璃作坊里使用这种装饰风格的技术就毫不奇怪了。这一内容从该译文的注解中我们得知是来自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档案，可以说资料来源应是比较可靠的，但仔细推敲起来，两人国籍不同，分属于耶稣会组织不同，入华时间也不同，却能在一起制玻璃，确实有些费解。再者，如果穆氏会制玻璃，甚至高于纪氏，那么，在穆1700年入华并进入宫廷时，玻璃厂已成立，当时非常需要制玻璃的人才，为此，传教士曾多次往欧洲征聘或写信要求将会此类技艺的人才派往北京。穆在宫中因中文好，深得康熙帝宠爱，“朝中大臣争与交游。敬远任皇帝译员数年，曾数次随驾巡行塞外”。在这种情景下，康熙帝没有理由不让他进入玻璃厂协助纪理安。因此，笔者认为，纪理安的玻璃术虽然尚未发现最直接的证明，但来自穆敬远的可能几乎是不存在的。
纪理安的出生地福尔斯堡（wurzburg），是德国耶稣会势力很强的城市，离盛产玻璃的Spessart不远，那里的耶稣会神父中有些便深谙此道。在16世纪晚期，德国制作玻璃的技术已相当成熟，并能将精美的画珐琅技艺用于玻璃制作。研究中西交流史的德国专家柯阑霓博士曾提到纪理安在来华之前做过Spessart的牧师（神甫），在玻璃发展的鼎盛期，那里曾有50个玻璃厂，这些玻璃厂生产的玻璃具有纯净的威尼斯玻璃风格，另外以金刚钻雕刻工艺用于水晶玻璃制品的技术在这一地区也相当发达。如果一个地方能同时拥有50个玻璃厂，那么足见该地玻璃生产之普遍，及擅操此业之平常。以纪理安来中国之前在德国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一定对玻璃术非常熟悉，并十分可能亲手参与制作。
纪理安从进京之始直至去世在宫中行走共计25年，为康熙朝的玻璃制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日记，现存于波兰第斯特尔会图书馆。另外，大量国外有关耶稣会在中国活动的档案及有关资料也可能为纪理安在宫中的活动提供比较可靠的事实，我们可以期待从这些资料中得到一些有关康熙朝御用玻璃厂的内容，这对清早期宫廷玻璃的深入研究将具有重要价值。
在与玻璃厂有关的天主教传教士中有不少文章提到倪天爵这个名字，并多认为倪氏是1719年进京。如上述03年第一期《院刊》译文《清代的玻璃制造与耶稣会士在蚕池口的作坊》中便采用了这一时间。译文还提到：倪天爵仅在宫中工作了三年，便因健康关系返回了欧洲。返回的时间是1720年。时值教皇使臣嘉乐奉命来京觐见康熙皇帝，其随行传教士多马策励便被留下补了倪天爵的缺。从这段记述中看，标注的时间有些矛盾，如果说倪天爵是1719年进京，三年后离京应是1722年，而怎么会是1720年返回的呢？如果这一说法有误，那么，倪天爵进京与离京时间到底应该是哪一年呢？
费赖之神父编着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书是研究明清耶稣会士在中国活动的重要参考书籍之一，其中有关倪天爵一条中记有：倪天爵，（jeanBaptisteGravereau），1719年入华。偕安泰修士同莅中国。在另一部研究耶稣会史的重要书籍，即荣振华编着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一书中，先后收入了两位名叫倪天爵的人，一位于1716年进京，西文名为Giampriamo，意大利人，擅长天文（这一位倪天爵在费赖之神父的书中被称作喜大教）。另一位于1719年入华，西文名为JeanBaptisteGravereau，法国人，擅长制珐琅术。显然，从西文和中文译名以及入华时间来看，后者与费神父所记倪天爵应为同一个人。
关于荣振华所记第一位倪天爵的入华时间，可参阅清初档案史料，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七月奏折：由大西洋回帆的澳门船只搭载了西洋人三人，一名严嘉乐，38岁，称会天文并会弹琴；一名戴进贤，36岁，称会天文……又有西洋人倪天爵一名，亦称晓得天文。一并由驿送京。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九月二十八日，又有广东巡抚杨琳奏折中说：西洋人严嘉乐、戴进贤、倪天爵三名，具会天文。广东人潘淳，能烧珐琅物件……今又查有能烧珐琅杨士章一名……于九月二十六日，西洋人三名、珐琅匠二名、徒弟二名，具随乌林大、李秉忠，启程赴京。从这两条奏折可知第一位倪天爵进京的时间是1716年，其特长为天文，随同擅长制珐琅的潘淳等人一同进京。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两个倪天爵。分别于1716年及1719年先后入华。可是，在我们读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的奏折后，或许会产生其他的想法，两广总督杨琳在为奏报续到洋船事一折中记有：本年五月十二日，到有法兰西洋船一只，内有法兰西行医外科一名安泰，又会烧画珐琅技艺一名陈忠信。奴才业会同巡抚，公折奏闻。于六月十八日遣人伴送赴京再按。应该注意的是，法国珐琅匠师陈忠信和安泰同船到达，时间是1719年，但却未提到倪天爵。
至此，综合以上诸条资料，可大致记为：于1716年入华的Giampriamo，中文名字分别是倪天爵和喜大教。1719年入华的Gravereau，中文名字为倪天爵。而1719年入华的法国人安泰和陈忠信因为史料来自中文奏折，没有西文标注。在有关传教士的很多文章中（西文或中文），凡出现Gravereau时，后面的中文名字几乎皆注为倪天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