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朐山的西北即是秦、汉时的朐县（海州城）目前尚未发现越国的遗物，工作甚少，其东北即孔望山古城，因在此城中仅出土有两片印纹硬陶片，故不敢进行推论，此三个古城呈“品”字形建在朐山（即今锦屏山）周围（见图）。故我们暂时将琅琊城推断在九龙口古城。而海州，即故朐县城和孔望山古城也可能是当时的琅琊城，也许是相辅相成的姊妹城也未可知。
而在其北约100里海边尚有一周长3000余米的盐仓古城。其西北、沭河中上游还有越国印纹硬陶片及青铜器出土的小官庄古城（马髻山）周长约12华里，亦是三面环山一面较平，依水傍山，十分幽美而壮丽。当是越国迁都锦屏山后西北边城，沿沭水而下，有祝丘城、临沂古城、北沟头古城、郯国故城、鄫国故城、鲁兰城等城均为屏障（见九龙山古城周边越国城址示意图）。
锦屏山九龙口古城，在春秋战国时期，东海即在山下，现在的临洪河自三洋港到陶港段，即是秦汉以前的海岸线，连云港的云台山区是在1668年郯城大地震时，海水退约30里才与陆地相连。其海当时称为东海（现为黄海）。起观台以望东海也当为这里。其地，南有淮水，西有当时注入淮水的沭水（今沭河）、沂水（今沂河、新沂河）北有沂蒙山为天然屏障，东靠东海，其周围是苏北大平原、水网地带，土地肥沃、水产、物产丰富，气候宜人。原为吴故地，当是建都的最佳之地。
据《唐·通典·卷一百八十·郡县十》朐山条：“朐山，有羽山殛鲧处、东北有琅琊山、汉朐县，故城在今县西南。秦始皇立石以为东阙门。即此地萧齐置青州于此。”秦始皇时立朐县，秦始皇35年（前212年）立石为秦东门。而今锦屏山与孔望山之间相连的山峰即古之朐山即秦立石为东阙门的朐山，其东北50里即春战时期的琅琊山今日的云台山。
朐县县址选择在今鼓楼以东，是古朐山（今锦屏山）周围山麓台地中最大者，它具有一定的宽度（从山麓到当时海滨今“上崖头”有4公里距离），山地前缘能储存一定数量的淡水，如双龙井、利汪崖，这对于海滨斥卤之地来说非常重要。台地两侧都有河流，上通徐淮，西为蔷薇河；东为运盐河，并有人工开挖的甲子河通到城下。因为两河都受潮水影响，但聚居地均具淡水水源，不仅能满足居民生活用水，还能维持一定的农业灌溉。说明春秋之际这里也是适应人们居住的良好环境。
根据连云港市有关史志资料证实：朐县所在的山麓台地海拔高为4．2～4．9米，当海州湾遇高潮位时（3．6～4．0米），居民点不致受海潮袭击，北侧有一道海滨砂堤，今洪门乡下东村仍保存着完整的砂堤剖面，据C14测距今2650年±150年，砂堤的存在不但保护了城址不受风暴潮的侵害，对给、排水也带来方便。现洪门果园实际就健在海滨砂堤上。其砂堤的年代正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与越王勾践迁都琅琊的年代相当，应是越国修筑的。
历史上的海州州治，并不在今天海州位置上，而是在灌云龙苴（今龙苴小学一带），地势高亢，有古涟河口，上溯淮杨，下达海泗，古涟河与游水在大由村交会（现龙苴镇“大由”）原曾称“大游”。
随着河口往锦屏山方向上溯，在龙苴的海州城迁到锦屏山南岗嘴、二涧一带，因位于朐县南、又在朐山南，山南为“阳”，故古名朐阳。隋唐以后，朐县和海州合而为仪，州城虽到了山被，但因在孔望山南，所以人们仍习惯称它“朐阳”。
海州城的起源则取决于沭河的人海口，而这个人海口又没离开云台、锦屏诸山，而在水系（流域）中，“大聚为都会，中聚为大郡，小聚为乡村”。战国时期的琅琊港当在锦屏山下，古涟河与游水人海口附近，而不是在今天的山东琅琊台。
春秋、战国时代，东海地区属郯，后入郯。赣榆在莒、纪二国境。《路史》：“纪鄣，国名，黄帝后……赣榆东北有纪城，此纪鄣也。唐并入东海，今怀仁东北七十里有纪鄣城。”今山东莒县，当时周围多为姜姓的国家。姜，原为西方大族，移居东土是在武王灭纣以前，姜姓是殷商的奴役对象之一，历来都说东海属鲁之东境，这是因为东海属过薛都，而薛郡治曲阜，曲阜又是鲁国国都；另一个理由，是东海属过邾国，邾国又附属于鲁。但是要特别指出，这里的东海地域与今天的海州地域有很大差别。
至于紧临的徐州，禹贡九州的古徐州泛指“东域之地”即“东据还，北至岱，南及淮”。“尔雅”释地中注称：“济东日徐州”这个范围是很大的，东海属鲁，“徐”还曾包括山东须朐国东迁来的朐，后为吴的范围，天将徐承曾率舟师自海入齐。越灭吴时，直至琅琊（今连云港市），筑观台瀚望东海，并且建都。应该说，今连云港在春秋末期战国早期时时属越。（公元前468-前379年）共90年之久，为越国都城。公元前379年后属楚，故有楚墓出土。
战国七雄对峙时东海地区在楚国范围之内，海滨有煮盐的灶民，在接近淮河下游的地方，栽培了水稻、桑蚕发达，织的布叫“楚布”，考古发掘中，出土有楚人用的楚币，富有楚国风格的漆器、铜剑。东海属于楚越，是古代史上第一次与长江下游连结成一体。
“秦始皇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有人说碑在今山东诸城东南。有人考定在海州孔望山。“朐山西山侧有朐县故城”。
朐县是秦始皇时在海州湾沿岸设立的最早的县，“朐界中”应该是在朐界海岸的中部。秦始皇走没走过“朐界中”？走过的。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上会稽（今绍兴），过吴（今苏州）。从江乘（今句容县）渡（江），并海上，北至琅琊。”沿着这么一条近海航线，乘船北上，位居海州湾口门的朐山头是海船必经之地，而这个地方正好位于秦国都城咸阳的正东，纬度皆在北纬34。左右。
秦始皇为什么对“朐界中”如此注意？因为从原始社会起，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就相当深，太阳升起的东方，更引起人们各种神秘的遐想，早在秦帝国之前，殷人对太阳崇拜非常神圣，天子迎日实际上就是远古时代原始公社头领带社众迎日。而在朐界中的朐山南侧即有迎日社祭的神址。1980年在桃花涧发现的社祭遗迹，包括祭石、原始岩画中的太阳图画，已为从首都北京来的许多专家所确认，是我国东部沿海目前发现唯一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社祭遗迹、刻有太阳的岩画、农作物和人的投降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唯一反映农业部落社会生活的石刻画面。
秦东门的立石，原是孔望山上巨石，旧有植石庙，巨石崩塌后，汉代时加工成石象，植石庙改称东海庙，东海庙碑记秦东门事，时为熹平元年（172年）碑座也是用秦东门倒塌后的巨石雕成，从纬度上看，“朐界中”正位于秦帝国的国都咸阳正东。
在宋代以前，东边的大海，统名日“东海”，公元1194年，黄河大决口，夺淮人海，东边海水受了泥砂的“黄化”，颜色更黄，而大陆上也成了“金”人的天地，于是改名叫黄海。黄河夺淮，淤塞了淮河下游，使这一带的河系水道空前地紊乱。
顺治十八年（1661年）秋迁云台山军民、灶户（盐民）于内地，钉塞海口，即所谓“裁海”，由于这种“闭关自守”的政策，徐渎盐场“裁掉”了，洪场盐滩也因引汲海水不便而与兴庄场合并为临兴场。海口淤塞反过来河泄不畅，泛滥成灾。
五、简短结语
春秋战国时期，越都琅琊之事，见之于《竹书纪年》、《吴越春秋》、《越绝书》、《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书的记载中，虽然司马迁的《史记》等书未曾记载，但此事可以说已经基本成为定论。
据史载，勾践七年（前490年）内修政事，始筑小城（即小阴城），继建大城（即大阴城），由山南移都于会稽山北四达之地，即今绍兴。而越王勾践在公元前473年灭吴后，就没有再回绍兴，仅在大、小阴城居住了17年。而其最强盛的时期是于勾践二十九年（公元前468年）迁都琅琊城的那些年代记载，虽史载越国在琅琊为都240年或224年。但我们认为越国在琅琊为都城应是在勾践二十九年（公元前468年）至越王翳三十三年（公元前379年）越国被楚国所迫迁回江东吴故城（今江苏苏州市），即在琅琊为都城九十年。《水经注·浙江水》载：“勾践霸世，徒都琅琊，后为楚伐，始还浙东”；唐司马贞注《史记·越世家》引《竹书纪年》：“吴人立子错枝为君。明年，大夫寺区定粤乱，立无余之。”这可能是一次由吴国后人发动的旨在推翻越国统治的夺权政变。此说若能成立，则可知其时越国确已迁都于吴。越王翳后，三代君王被杀，实力大减，到无疆时，兴兵伐楚。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兴兵伐越，杀王无疆，尽取吴故地到浙江，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苏州的许多城址和墓葬均与越国建都有关，如吴城、越城、大真山一带春秋晚期至战国的墓葬、虎丘战国墓独木棺葬具和一些大型石室土墩等。尤其是无锡与苏州之间的鸿山越国贵族墓地的发现，其中大墓中出土的一千多件精美的随葬品，初显示其高超的工艺水平和生产力提高外，更说明了越国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中心的方向转移。同时阐明在越灭吴后最强盛的战国早期，琅琊都城是当时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而绍兴的大、小阴城及吴故城（苏州市）只能是陪都和后方。
连云港市锦屏山九龙口古城同其相邻的孔望山古城和古朐县古城，与九龙山古城呈“品”字形排列，当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是否是其卫城？还是统称为“琅琊”，尚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与考证，推断九龙口古城被证实为越王勾践迁都之琅琊，对已存两说的学术争论的许多疑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若此说确立，就解决了2000余年的历史悬疑。
（编者说明：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删去了此文的考古图片和地理概说部分，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