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光
炎帝或神农氏，历代许多人以为是一位圣君大帝，今人更以作为炎黄子孙而自豪，由于苍桑的历史岁月的冲刷磨蚀，炎帝或神农的面貌变得模糊，他的事迹变得稀少而失真。岁月的久远，加之西方观念的主导，极端者，否认其存在；其次，将信将疑。相信者，又说不清道不明。说不清，道不明，就必然要加强前二者的否定和怀疑。我们作为炎黄子孙，有责任，有义务去改变现状。今天考古学昌明，远古社会有了许许多多的重要考古发现，可以改变这种局面。只要我们改变观念，从事实出发，是可以证明炎帝或神农时代的真实存在，说清其大模样的。下面我们以历史为线索，以考古为大背景，就以下几方面探讨有关炎帝的问题。
一、炎帝的名号问题
炎帝、黄帝之名皆因中国阴阳五行学说、天文历法理论中，以古代帝王与五行、天上的五行精——五帝、五天色、五色帝相配而生，属五人帝系统：东方苍帝或青帝伏羲，南方炎帝或赤帝神农氏，中央黄帝轩辕氏，西方白帝少昊氏，北方黑帝颛顼氏《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此外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黄帝伐赤帝》篇亦有类似系统。五方帝产生的年代不详，其定型年代如果象考古地层学那样，以出土物中最晚者的年代断代，这五个帝王中年代最晚者为颛顼，其列入五帝当在其去世之后，在帝喾或尧舜时代。另外，还有一个地上五行神系统，即东方勾芒、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玄武、中央后土。与之相配者为五人神系统。五人神能确定最晚时代者，为与祝融神相配的颛顼及帝喾火正黎，其奉为神当在帝喾以后。与中央土（社）神相配的是稷神。烈山氏之后裔柱被祀为稷神，不知从何时开始，而他一直延续至尧舜，商代改祀周弃为稷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可见五方帝与五方人神基本定型的时间上限应在尧舜。《孔子家语·五帝》以孔子答季康子问的形式，说明何谓“五帝”，言宇宙间的五行之最高神为帝（按：《易·益》、《诗·皇矣》及《玄鸟》、《论语·尧曰》皆以帝称天，阴阳五行为天的本质属性，其最高神亦当称帝），五行：金、木、水、火、土共为五帝。以太昊至颛顼五位帝君与五行相配亦称五帝，或称五人帝（它体现了一种宇宙观，一种天人关系，显示出天道神圣，人应以德与之相配合。故这种观念突出了一个“德”字）。《孔子家语》言自伏羲、神农二代帝王及黄帝、少昊、颛顼三帝道德最高，为唐虞所不及，故尧舜不能递补为五人帝之列。这是对五人帝为何截止于颛顼的一种解释。《孔子家语》这种解释是以战国产生的“五德终始”说为依据的，显得十分牵强。它将战国术士单纯的“五运”、“五德”说（这里的德只是五行的自然属性转化关系，而非人的道德，战国时之人君世主无道德可言，故它是为无德者王天下立论），与儒家有德者王天下之说揉合在一起，显然不合理。但是它仍然显示出三代以前，以德为根本的社会特点，故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
我们将五人帝说形成的年代上限定在尧舜，是借用了考古地层学。说《家语》说不合理，大量文献证明，尧舜德不是不及少昊、颛顼，而是恰恰相反，历史上有大量的语言歌颂尧舜禹，尊崇炎黄，而少及少昊、颛顼，甚至《史记·五帝本纪》都不列少昊一世。因此，只能说，五人帝截止于颛顼之时，为尧舜所为，他们尊敬祖先不能以自己代替少昊、颛顼，这并不是尧舜以后的人以尧舜之德不如少昊、颛顼而如此作。因而，从反面证明我们的推论较为合理。
这里以帝与德相关，应是较早的历史观念。东周人以三代为中古、中世，为仁义礼的时代，此前的三皇五帝时代为上古、上世，为道德之世。其君主称帝，是颂其德合天。故《礼记·谥法》：“德象天地称帝”；《逸周书·谥法》：“德象天地曰帝”；《公羊》成公八年传，何休注引孔子曰：“德合天者称帝”。郑玄解《尧典》“曰若稽古帝尧”之“稽古”为“合天”。以此颂尧德。《老子》亦有道德之世，仁义礼之世的评论。对易学史，《汉书·艺文志》叙及伏羲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孔子作十翼，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颜注引孟康曰：“《易系辞》曰：易之兴，其于中古乎。然则伏牺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从有机联系、整体把握的方法论角度，历史上有中古、下古，必有上古；从道德文化讲，有道德渐衰的仁义礼之世，必有道德兴盛的道德之世。故炎帝时代为上古，为其大时代定位；与天德和五行火、五方南、五季夏相配，称炎帝，为其在五行中的属性定位（此乃上古天文历法的理论，而非战国时的政治“学说”。这里要提起注意的是，上世纪反传统主义思潮将阴阳五行说、二十八宿体系产生的时间下压至战国，是不对的。后面我们将论证中国二十八宿体系产生于八千年前，阴阳观念产生得更早，五行观念的产生也不会晚于六千年）；炎帝在“五人帝”中居伏羲之后，黄帝之前，为其在古帝系统中或时代顺序中的位置定位。由此可以明白，炎帝之名和性质、产生的时间，以纠正迄今对炎帝之称的模糊认识。因此，炎帝、黄帝皆非时称或本名，而是后来作为配五行、五方的组合时之称。此种称呼，不能反映他们所在时代的政治意义。炎帝既是配五行之称，不是真名，其实际所指的人和时代应是：神农氏或称神农氏某帝。神农氏（还有伏羲氏、遂人氏等）和夏后氏一样，是一个时代的称呼，而不是一个人的称呼。神农氏又称烈山氏。据《易系辞》孔颖达《正义》等诸家所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炎帝神农氏共八代或九代，五百余年。此说一直为各家撰写的古史所遵从。如清代的《通鉴辑览》，民国时出版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等等。此说应当是有道理的。从古史讲，神农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丰功伟绩为历代所传颂，其活动范围遍及中国的北方和南方，至今中国人仍以作为炎黄子孙而自豪，而凝聚。这决不可能是一代人的事。人们所称颂的有大功、大德的炎帝或神农氏，决非黄帝所灭、所代的神农氏或炎帝。《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世衰”，“世”，世系、世代也。言神农氏不止一代。《索隐》：“世衰，谓神农氏后代子孙道德衰薄，皇甫谧所云榆罔是也”。在《五帝本纪》中黄帝所灭、所代的炎帝、神农氏在文中交互出现，这是古代为求变化的行文风格或修辞手法。这不能说明二者不是一回事。《封禅书》中，在伏羲与黄帝“封泰山、禅云云”之间有“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一语，亦可证神农氏非一代帝王，神农、炎帝只是指不同代的帝王（有人据此认为炎帝与神农氏非一人，实因不明二名号不同的原因所致）。炎帝或神农氏相当《逸周书·史记》之“阪泉氏”。
神农氏之“氏”字，其原义是，上古有德、有功者被分封建国而所赐之氏，一般以封地名作为国氏名，即其封号。这是他尊荣的标志和符号（现代仍以氏称那些有名望、地位和成就者），其子孙可继承其封地和封号，世世代代以此为荣，并以此作为血缘系统的符号。故氏可尊称一个人，也是一个家族若干代人的共同符号，即姓氏。如有虞氏帝舜，其后代以虞为氏。《左传》哀公十一年《传》的虞思，即舜子商均的后代，以虞为氏。所以神农氏既可指一个人，也可以指世系相承的若干代人。炎帝神农氏非专指一人，其国都、其生地、活动地、葬地皆非一地，他们在今人观念中遍及陕、甘、青、晋、冀、鲁、豫、鄂、湘等省，而诸说皆可兼容，不可有排他心理。
二、炎帝时代的年代
首先要谈炎帝神农氏所传代数问题。其代数，目前有二说。《吕氏春秋·慎览》：“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路史》引作“七十世”，误。；《礼记·祭法》孔颖达《正义》：“《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所谓传八世者，数第一代为九世，皇甫谧《帝王世纪》从此说，引者或云共八代，或云传八代即共九代，九代较其八代说，在帝榆罔前多“帝克”一代。总年或云五百二十年，或云五百三十年见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这两个数字仅差十年，问题不大。关于夏商西周的年代问题，目前虽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结论，本人虽是此工程项目的参加者，并不赞同其结论。我仍坚持自己看法，夏代上限年代应在公元前2200余年郑光：《关于中国古史的年代学问题》，《夏文化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94页。如果象通常那样，将黄帝年代的上限定在距今4700年（公元前2700年）左右，则炎帝神农氏的年代上限可达距今5220～5230年。
三、炎帝时代的文化面貌
据文献记载，炎帝的功绩是发明农业，包括农具耒耜，发明医药，制五弦琴，重八卦，作《连山易》。长沙子弹库帛书，还认为神农发展了伏羲氏的天文学。从现代考古学角度，农业起源于神农氏之前八九千年。农具的发明也在神农氏之前，医药是伴随人类诞生而存在的。应当说，神农氏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故称其神农。农业的发展又跟天文历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故其在推动中国天文历法的发展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应当肯定的。考古资料表明，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农业，此时已由发达阶段（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进入兴盛阶段（约前3000年～前2000年）见任式楠《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106页。此阶段农业远较前一阶段发达，农业生产工具更为进步、石犁铧得到普遍使用，蚕丝、养殖、丝麻纺织业也有较大发展，人口、村落大量增加，大型聚落、城邑亦有显着增加。
此时的考古学文化已在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的最后阶段、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良渚文化的早中期、屈家岭文化、马家窑文化之马家窑类型等。此时文化最突出的现象是彩陶文化衰落，玉器文化鼎盛，它象绚丽的花朵，遍地开放。玉器的大量使用和祭祀仪礼性建筑的大量出现，反映礼制文化更加发展。阶级关系、等级结构日益复杂。青铜铸造业有了初步发展。青铜器、玉器文化是先秦考古学文化的两大重要特征。大规模而豪华的贵族墓地令人别开眼界。距今5000年左右的江苏花厅墓地的贵族豪华墓葬其墓圹大者为5×3（米），非常惊人。人殉、人祭现象更是普遍而突出（上海福泉山、昆山赵陵山遗址均有人殉、人祭现象）。花厅8座大墓共殉18人，其情景无异于有些商周贵族墓。若按照以往的说法，这就是所谓“奴隶社会”现象。
上面我们所提到相当炎帝神农氏时代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它们的划分是建立在一般来说属于低或较低化层次的陶器的地域性特征的基础上。他们完全忽略了各文化间存在共同的本质性特征。汉语分布区有不同的方言，尽管各地口音有差异，甚至话语完全不通，但记录各地语言的工具汉字是完全相同的，语法也无大异。各地区的地方戏也是如此。它们的唱腔、音乐可以完全不同，而其服装、程式、剧情、思想内容、文化意义可以完全相同。所以在考古学文化的区分上，更应注意高层次文化，各地区文化的本质联系，即它们共有的精神实质，共有的宇宙观、价值观，共有的信仰礼俗。随葬器皿，从八九千年前开始的鼎、壶、罐、钵、豆、簋、杯等，其品种类或多或少的不同组合，形成一种传统礼俗（先是陶质，后是铜质。前者形制可因地而异，后者则极少有地区差异）。玉器文化中玉器品类、形制、用法、文化含义各地有较大或很大的一致性。如由石斧演变而来的玉斧（或称铲、圭）、钺的形制、装柄方式、柄的长度，从甘肃至东海，从内蒙至江南，都是一致的。此种现象在距今五千五百年间最为显着。装柄圭、钺在远古和三代的作用和意义如后世代表权力的印玺一样。玉器中的某些品类、某些纹饰及后来的青铜器纹饰，还反映古代人的宇宙观和某种信仰。玉器、青铜器及其纹饰就是高层次文化的代表。它超越地域局限和差别。也就是说，它们反映了当时在中国相当广大地域内，文化具有相当强的一统性。
此外，龟灵信仰，龟宝的收藏和随葬，犬牲在房基、墓地和墓内的使用也是中国的传统信仰和礼俗。这也是距今5000年前后神农氏时代的特出现象。这也是中国自距今八九千年以来的共有的文化现象。
四、炎帝神农时代的社会性质
鉴于考古资料反映，在距今5000年前后社会阶级分化、层级分化已十分鲜明，由古文化遗址所反映的层级分化可达三四级甚至更多。显然此时已是复杂社会：如良渚文化一些遗址、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就是突出代表。遗址内部，遗址之间的等级分化已是有目共睹的。其层级分化显示出，其高层级者，遗址的规模、气魄之巨大，大墓之尊贵豪华，文物之精美，祭祀建筑之宏伟，令人震惊、赞叹，这决不是平等社会或简单社会的现象。有的学者认为，这就是文明社会。
从各地陶器文化差异中所显示出的共同性，玉器文化从形式到内涵所显示出的一致性，表现出中国大地上，距今五千年前后存在一个共同的文化，共同礼制，共同的精神核心。这当然不会是满天星斗式的一个个的城邦、小国局面。它所显示出的是，此时不仅是一个文明社会，而且是一个极大规模的统一帝国，炎帝神农氏帝国。
从已经掌握的天文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可以证明，我国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当在距今八千年前。这种成就决非一个原始民族所能有的，其中具有的宇宙观、哲学含义也不是一个思维简单，思想浅层、狭隘的氏族或部落成员，或一个部落巫师所能有的。它必须是在一个复杂社会，有高层级专业人士，有才学、有修养的高级人才，才可能有此成就。所以我们认为，炎帝神农氏时代已是文明时代、国家社会，而且，在它之前的一千多年或两千年已经如此。因为炎帝神农时代还不是最初的文明社会。
五、炎帝神农时代的政治疆域
《淮南子·主术》：“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址，北至幽都，东至阳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
上面已谈到，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已反映出，当时各地已存在一个在时间、空间上共同的核心思想文化，也就是说，西自甘、青，东至大海，北自内蒙、辽宁，南至湖广，存在着高层文化的统一性。故可证明《淮南子》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或妄人之说。炎帝神农氏的国都、生地、葬地、活动地区历史上的种种说法遍及中国的东南西北广大地域，皆是有实在背景根据的，不是不可信或不完全可信的传说。
六、炎帝神农氏时代文化的渊源
1、关于中国文明时代的上限问题
我们从历史和考古的角度认为，中国文明时代的上限应在距今七千年左右。说到文明时代，涉及到文明的标准或概念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