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邦本
炎帝是中华民族相传最早的人文初祖之一，其传说初见于《国语·晋语四》所载司空季子的追述：
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根据这条先秦时期的记载，炎黄二帝及其族群同出一源。贾谊《新书·制不定》亦云：“炎帝者，黄帝之同父母弟也。”同书《益壤》：“黄帝者，炎帝之兄也。”可见炎黄同出一系是战国秦汉以来的传说。与黄帝一样，炎帝又是中华人文初祖中声名最着者之一，名号多、名气大而义涵丰。如先秦以来的文献记其又称“赤帝”，《逸周书·尝麦》、《大戴礼记·五帝德》。号神农氏、有焱氏、朱襄氏等，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文》之《全秦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页。但最显着者仍为神农氏，实乃东亚大陆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繁荣的神圣表征，故《世本》径称“炎帝神农氏”。在其它先秦秦汉文献中，炎帝又曰烈山氏、列山氏、厉山氏、连山氏等，似乎又与特定地域相联系，应为与烈山氏同音衍化而来《国语·鲁语上》记春秋初年鲁国大夫展禽云：“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韦昭注：“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记春秋末年晋国太史蔡墨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以上烈山氏，东汉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作“列山氏”。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亦云：“神农氏起列山，谓列山氏。”《礼记·祭法》则谓“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所记显然为同一传说。学者或已指出，“烈”、“列”、“厉”三字上古均为月部来纽入声，王力先生拟音为［liat］，（王力：《诗经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读音相同，故可通用（刘玉堂等：《炎帝、神农氏、烈山氏的分合因由——兼论远古传说变异与原始民族融合之关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其义涵则源于当初刀耕火种的粗耕农业。《世本》又云“炎帝姜姓”。《晋语四》也在记“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之后，谓“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是司空季子亦以炎帝为姜姓，盖因炎帝族群最初生息繁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姜水流域，故而姓姜，实乃渊源于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族群之一——羌族。从古文字学角度言之，姜、羌二字均上从羊，下分别从女或人，乃意近通用之形旁，合观则其字义出自一源；分言则羌族曾在远古经历从母系到父系之历程（其间尚有《后汉书·西羌传》所谓“以父名母姓为种号”的过渡阶段），二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历时性关系。进而言之，姜、羌皆为从羊之会意字，则又反映其族群早期曾经历以牧羊之畜牧业为主的社会历史。但姜姓的炎帝相传有众多的发明创造，因而受到中华民族历代的虔诚奉祀。而炎帝族群所创造的灿烂文化，邹衡先生和石兴邦先生等名之曰“姜炎文化”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论文集》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1年；邹衡：《漫谈姜炎文化》，宝鸡市社科联编《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石兴邦：《研究姜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以促进新文化建设的繁荣和发展》，宝鸡市社科联编《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个时期以来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
那么炎帝和姜炎文化在历史上究竟有何主要贡献呢？下面谨结合文献和出土资料，试对之略做探论。
在炎帝和姜炎文化的诸多杰出贡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传说等各种资料反映其在东亚大陆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进程中的发明及领先成就：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周易·系辞下》。
如前所述，姜姓的炎帝族，早期源于和属于羌族。羌族是古代尤其上古中国西部地域分布甚为广辽的族群，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大量记载和反映。其起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甘青及其临近的陕西、宁夏及川西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其后属于青铜器时代的卡约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与刘家文化等出土资料，则是其进入夏商周三代时期留下的大量历史遗迹、遗物和遗址。尹盛平先生在《西周史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指出：“陕甘交界处和甘青地区的卡约文化、刘家文化、辛店文化，都属于青铜文化，文化面貌又大致相同，器类都以袋足分裆鬲、单耳罐、双耳罐、腹耳壶为主，陶土的羼和料相同，不仅同属于一个文化谱系，而且都是以羌族为主体的西戎文化。”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可知，在上述西部广大地区，由于地域辽阔，羌族很早就已经形成众多的族群支系由于地域辽阔，支系繁众，羌族从来就未形成统一的族群共同体。如即使在汉代地处川西高原岷江上游的汶山郡，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并不统一。（《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由于地形、地势、地貌等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的多样化，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炎帝之时，羌人各部因地理和历史条件的异同，生业方式出现分化，已经从早期比较低等的兼有采集、渔猎和初步蓄养、种植的经济中，发生、发展出分别以早期农业或畜牧为主要生业的支系，以及半农半牧、农牧混杂的社会共同体。炎帝烈山氏之号，实反映了其由原始采集渔猎经济中逐渐发明和发展出农业文化的漫长过程：烈山亦即焚烧山林，丁山先生认为起初本是《孟子·滕文公》所谓“烈山泽而焚之”的狩猎活动，代表原始田猎时代的生产技术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版。非常正确；其后遂逐渐从中发明了刀耕火种的初期原始农业，而《国语·鲁语上》记东周初年鲁国大夫展禽追忆往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反映的正是炎帝族群从粗耕农业向高等农业演进的漫长历程。
在以上炎帝时期已经分化发展形成的诸种生业形态中，农业族群共同体无疑处于相对先进的历史发展前列，尤其以今天宝鸡地区一带为中心的着名的炎帝族群，无疑是当初羌人繁多的支系中最为先进的一支。上古宝鸡一带广大的黄土塬，土壤肥厚，水源丰足，是发展旱作农业的理想之地，炎帝族长期繁衍生息于这里，孕育和发展出当时最先进的农业经济，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因而素来享有“神农氏”之美誉，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族群共同体，充当了引领“天下”（亦即当时一颇大之区域）的中心族群的角色。古代盛传其历代首领号称“炎帝”，绝非偶然，实为当日“天下”族群联盟的共主。究其缘由，可谓势有必致，实至名归。炎帝及其族群的此种地位，相传是在史前着名的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后，才由黄帝及其族群取而代之的，但文献相传其后姜姓的炎帝族群仍然在“天下”联盟中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先秦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中，传世文献反映姬姓的黄帝族与姜姓的炎帝族长期为联姻的两个族群，并且以之为中心形成了黄河流域大型的联盟共同体及其发达的农耕文明。
根据近来的研究，古史传说时代的农业文化圈最早起源于黄土高原，这一时代引领农耕文化的圣君——“神农”、“后稷”都出自从事农业生产而闻名于世的炎姜部族，其原因是从炎帝到四岳帮助大禹治水的这一段时间，约为公元前4000到前2000年，正是全新世中期全球气候最为温暖的时期，故炎姜部落所居住的陕甘青一带大约相当于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以及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的仰韶文化，当时正好为农耕文化区。但从距今4000年以来，全球气候转凉并干旱化，学者或认为其时陕甘青一带已经转而为以畜牧业为主的卡约、辛店、寺洼文化以及刘家文化，不再适宜于农业生产，其先民从此也就变成了“西戎牧羊人”。此即炎姜部族从最着名的农业部族变为畜牧业文化的原因。上述气候转凉并干旱化导致炎姜部族从农业变为畜牧业文化的观点颇有新意，有一定根据和道理，可成一说。但考古资料和文献传说记载等多方资料的互证解读难度很大，不宜绝对化，得出非此即彼的简单结论。
从总体上看，古代社会的生业和经济往往都是复合的，这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大致规律。因此，早期民族以单纯的游牧经济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即使秦汉时期驯畜了羊群、被称为“西戎牧羊人”的羌族，史载其僻在甘青，“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云云，正好反映他们往往也是牧业为主、农牧兼营的，此即《后汉书·西羌传》所谓“产牧经济”。各方面的资料揭示，尽管有所谓大气候转凉并干旱化，西部许多地方的生业出现农退居次、牧进为主的现象，但上述广大地区地理、气候条件本身极为复杂多样化，这些衰退现象更多地是出现在甘青地区。以往因农业的繁荣而兴起的聚落，此期规模、人口的减少，也反映了原居这些地区的姜姓支系，向自然条件较好之处尤其是东部方向的迁徙，这有促进其所到之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历史作用。而关中等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农业在整体上虽也可能有退化，但不会完全退为牧业，这与同期更西的地区，尤其与高纬度的长城以北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关中等一些水土资源优越的地方，尤其是河流台地、阶地，已有较为长足发展的农耕文化仍然不绝如缕，有的地方还会因文明时代的到来有进一步的发展，因而姜姓族群的一些支系看来仍然保持了悠久而优秀的农耕传统。这说明，自然条件下的人文因素也不容忽视。距今4000年左右以降，正值中国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而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农业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其形成更是以早期农业较为长足的发展为充分条件。甚至可以说，气候的变化，加上前述优秀的农耕文化传统及其蕴涵的文明因素，正好促进了早期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再者，约当虞夏之交的此期确实气候变化、涝旱灾患交替，但为了保障已有长期传统和较为长足发展的农业，史传其时先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治水活动，《国语·周语下》就记大禹治水，“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命以侯伯，赐姓曰姜”。传为姜姓的四岳，据顾颉刚先生研究，本为“西方萃聚之四山”顾颉刚：《“四岳”与“五岳”》，《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7页。而其中最能坐实的就是南岳或曰吴岳，此当为最早之岳，原本即宝鸡附近的吴山，属于姜炎族群聚居的核心地区顾先生所考四山，总体上虽不免有推论推测之处，但其所考定南岳却为不易之说：“南岳与吴有关联则可断说。吴者何？吴岳也，《史记·封禅书》记其山于歧山之西，明即《禹贡》之岍，《周官》、《尔雅》之岳也。”（顾颉刚：《“四岳”与“五岳”》，《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6页）。四岳佐大禹所治的水患，被认为正是这次气候变化的集中反映，可是，治水传说本身却带有明显而强烈的典型农耕文化色彩。另外，姜戎或姜炎文化为时空涵容很大的范畴，不仅从时间上纵跨了仰韶、马家窑、卡约、辛店、寺洼文化以及刘家文化，空间上更涵盖了众多支系。石兴邦先生指出：“扎根于渭水流域的姜炎文化部族，经数千年的经营开拓，最后形成了融会诸姜与诸戎文化于一炉的周秦文化。”石兴邦：《研究姜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以促进新文化建设的繁荣和发展》，宝鸡市社科联编《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是其认为姜炎或姜戎文化本身就包涵诸姜与诸戎各系，很有见地。此诸姜、戎的分合，正好反映了姜戎或姜炎文化也是集多元来源或多样性成分为一体的，其经济和生业也是如此，这与其时其地的自然生态条件显然也是吻合的。
前述讨论意在说明，气候趋凉的变迁并没有阻断炎黄以来已形成优良传统的农耕文化源流，相反，各方面的资料揭示，炎黄虞夏以来传统的曲折延续，深刻影响了殷商尤其周代社会。相传为黄帝族后裔的姬姓周族，实际出于白狄的一支，其主要生业原本并非农业。但据徐中舒先生研究，周族从不窋到公刘世居豳地，已成为黄土高原地带的粗耕农业民族；因“涉渭为乱，取厉取锻”《诗经·大雅·公刘》。得与渭水流域的姜姓高等农业民族接触而经济文化逐步提高；至古公亶父迁于岐山下周原后，从此世代与姜族通婚，接受母家的高等农业而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国家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7、115～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