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
中国人不论是世居国内，还是流寓海外；也不论是生活在大陆内地，还是港澳台湾，都无一例外地称自己是炎黄子孙，这既是历史和族源认同，又更是文化和文明认同，同时也深刻反映出炎帝和黄帝在我们民族历史和文化文明发展中极为深远的作用与影响。在全世界瞩目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在炎帝故里宝鸡举办“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高层学术论坛”，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炎帝及其相关问题，不论就学术界还是传媒界来看，都是个热议而又颇多争议的话题，比如像本文中所关注的炎帝与神农的关系的问题，就是其一。本文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炎帝与神农氏的关系；二是历史上的炎帝与文化传承中的炎帝的关系；三是农耕文明始祖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系。请方家指正。
一
在学术界，对于炎帝与神农氏的关系问题，争议早已有之。郭沫若的《中国史稿》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都主张二者为一：“炎帝号神农氏”，“炎帝又称为神农氏”。但范文澜《中国通史》、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和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却都是视之为二，即认为“炎帝绝不是神农”。笔者的主张是：首先肯定炎帝与神农氏是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的，同时又强调二者不可简单画等号，接近历史事实的认识恐怕应该是：二者是首领和部族的关系，这不但有汉以前古史记载的依据，也符合原始氏族历史的普遍状况。
就笔者对于古代文献的粗略了解，在先秦时期的古籍中，很少有将炎帝和神农说成是一个人的，如《易·系辞下》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庄子·盗跖》说：“神农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商君书·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左传》昭公十七年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哀公九年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後也。”到了司马迁写《史记》，依然是炎帝是炎帝，神农是神农。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是如此记述的：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全都不言“炎帝神农氏”。而且古史中关于神农氏统治的时代又作如是记载：即神农氏统治经历了十七世，有的甚至说是七十世，直到黄帝氏族部落崛起后才衰落。这就是说，神农氏只能是一个氏族部落或者是这个氏族部落历代首领的笼统称谓，而不会是某一个氏族首领的个别具体的称谓，而炎帝则恰好相反，称谓是个别具体的。本来古人关于两个事物相互联系和区别是很清楚的问题，由于时代相隔久远，后世会出现理解的偏差，这是历史认识中的常事。
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的因素，把炎帝和神农氏合二为一，称“炎帝神农氏”，还有其它因素的作用影响。从史料学的角度看，这种情况出现在汉代，以后承继发展延续。汉代人为何以及如何把炎帝和神农合二为一的，笔者以为其中有两个方面问题值得关注：一是西汉后期，随着儒学的经学化，随着以儒学经学化为核心的学术发展，于是考订、训诂、章句之学大盛，使得原本简单疏阔的历史，一下子大为丰富，使得古人原本没有记载的东西，被汉人以丰富的想象创造补充出来，其中就包括把一些原来是二的历史概念，注疏训诂为一，炎帝和神农被画上了等号。二是政治方面的因素，随着皇帝制度的产生和巩固，随着君主集权的政治和思想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服务于王莽在政治上崛起和代汉的需要，古史系统被重新整理排列，这可以从《汉书·律历志》所载的《世经》了解其具体，原本模糊的上古帝王的姓、氏、名、号、世系被清清楚楚地“考订”出来，其中不乏牵强附会，在皇帝至高、君权至上的政治和思想背景下，对原来传说中的帝王进行了重新创造。政治上的需要也促进了炎帝与神农的合二为一。
基于以上所言，笔者还是认可顾颉刚先生《古史辨》中的那句名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汉人把炎帝和神农合二为一，而晋人在此基础上，更是把炎帝神农氏的历史发展成了连篇累牍，只要翻开晋人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干宝的《搜神记》、王嘉的《拾遗记》等，就可见一斑。笔者的基本看法是，神农氏是氏族的称谓，而炎帝是神农氏族发展历史上最有作为和影响的首领，二者有密切联系，但不能简单画等号。
二
从理论和概念上讲，或者说从广义上讲，历史无疑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狭义的历史学和文化学所追求的重点是有一定差异的，前者更追求实证，后者则更追求精神，注意二者的这种区别十分重要。比如，作为历史上曾经实实在在存在过的秦始皇，与千百年后人们心目中的秦始皇，特别是与戏剧中的秦始皇，是有巨大差别的。与秦始皇相类，炎帝也是一样，几千年以前历史上的那个炎帝，即生活于母系向父系氏族转化时期的氏族首领，同几千年以后人们心目中的那个炎帝，即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而被祭祀崇拜的炎帝，虽然是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却又是存在巨大差异的，这种差异既体现了中国古往今来的发展变化，更重要的是融入了后来人的解读、归纳和理想。
笔者认为，实证历史上的炎帝是远古时代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化时期的氏族部落的首领，与神农密切相关，但不能等同看待，而传统文化中的炎帝则是集各种圣德于一身，被一代又一代人祭祀崇拜的圣王（其实当时历史上恰恰还没有王），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深究真伪，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呢，笔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由于时代过于久远，原始的历史资料基本无法获取，有关炎帝的许多问题，早已经不可能通过考据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去接近几千年前的历史实际，这其中就包括炎帝的出生地、埋葬地等等有歧义的问题。有限的历史记载，更准确地说是古史传说，虽然也包含有历史的真实遗迹，但却又充满矛盾和疑义。对此笔者是既悲观又洒脱，悲观的是有关炎帝的许多疑义不可能理清，得出一个让学术界和天下的炎黄子孙都首肯的科学的结果；洒脱的是没有必要把那些不可能搞清的问题还致力去搞清，不必追求历史上实在的炎帝和神农氏到底如何，只要把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而祭祀、崇拜、弘扬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祭祀炎帝神农氏，不是为了历史考据，而是为了尊重我们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与文明，弘扬我们的人文传统，就是为了强化我们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凝聚力和豪迈感，使今天的中国更加和谐与团结。
总之一句话，区分开炎帝的历史和炎帝的文化，把重心落在后者。
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社会，炎帝、神农、烈山，都与农业和火相关，反映的是古老的刀耕火种，即最原始的农业发展阶段。炎帝是那个古老时代的改革家，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但那是一个刀耕火种的时代，而我们今天则是3G信息化时代，这样的两个时代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那么炎帝意义今何在？这是今日讨论炎帝·姜炎文化的关键所在。论坛主办方把“文化”和“民生”作为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笔者认为是非常高明的，既抓住了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又抓住了历史与现实之间最合理的互动点。
祭祀炎帝，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首先要梳理清炎帝与神农氏在历史上的作为（包括传说中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形成的影响。从古史的记载来看，主要包括这样一些方面：一是发明和制造耒耜，《易·系辞下》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炎帝神农氏奠定了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最早的基础。二是发明和开辟市场，《易·系辞下》又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炎帝神农氏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互通有无的商业贸易。三是种桑麻和织布帛，《路史·后记》载：“（神农）顺其时，教之麻桑，以为布帛”，炎帝神农氏使民开始有衣服穿，促进文明进步和生活质量提高。四是尝百草，奠定中医药的基础，《淮南子·修务训》载：“於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炎帝神农氏为民摆脱疾病的痛苦和威胁。五是发现桐木，发明五弦琴，《世本·作篇》载：“神农作琴。”炎帝神农氏还是乐器的发明者，音乐使民之生活欢乐，促进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以上主要的五项，都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食物、草药和衣服，更是民生之要务。据《六韬·文韬》载：“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太公曰：爱民而已。”战国时期儒家的大思想家孟子更有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可以说是儒家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述，而儒家的这种民本思想可以溯源到炎帝神农氏。炎帝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上古部族首领，关注的就是民之疾苦，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使民有饭吃、有衣穿、有药服，结果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崇敬的圣王，成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祭祀的人文始祖。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让13亿中国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病医，是中国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础。以民为本，注重民生，是今天祭祀炎帝，弘扬其文化精神的意义所在。
中国历史上的民本和民生思想，都可以溯源到炎帝，溯源到神农氏，但这显然不是21世纪中国人民所要追求的最高的理想和最美好的目标。不过笔者却相信，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民生，到中国现代的民主，是存在其自身发展演进的独特道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