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帝也有爱打球的，如宋徽宗称是球迷皇帝，甚至以球踢好坏作为用人标准之一；并有咏打球的宫词传世，如“时来奋击争多胜，格令输赢不畏严”；“凤尾杖交团月合，龙门球过一星飞”等。南宋时，文化日趋文弱，君主已不再打马球，马球逐渐衰落，而兴起一种徒步打球，名“捶丸”。比赛时各人分别用木棒击各人的小球，使之依次滚入球穴，有点类似今天的高尔夫球。
元代打马球虽不甚风行，但仍有保留。《析津志》载曰：“击球者，金之故典，而我朝演武亦自不废，先以一马前驰，掷大皮缝软球子于地，群马争骤，各以长藤柄球杖争接之，而球忽绰在球棒上，随马走如电，球子终不坠地。力捷而熟娴者，以球子挑剔跳掷于虚空中，而终不离球杖，马走如飞，然后打入球门，中者为胜。”
4．蹴鞠更为晋及
蹴鞠，是一项古老的民间足球竞技活动。宋元时，这项运动更加普及。鞠的制作宋比唐更讲究，皮球的缝合从八片增加到十二片，达到“碎凑十二分圆”。据汪士程《蹴鞠图谱》记载，当时已有20余个皮球品种。蹴鞠有用球门的简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两种方式。白打为单人踢
纹铜镜球技艺表演，花样特多，有上百种动作，表演人数从单人到十人不等。单人表演，可手脚头胸等处并用，视踢出的花样多少和难度为胜负。多人表演有对踢、三人踢、多人踢等，《宋朝事实类苑》载曰：“然或俚俗数少年簇围而蹴之，终无堕地，以失蹴为耻，久不堕为乐”。《宋朝事实类苑》卷五二《书画会伎艺蹴鞠》。可见，白打的最主要特点就是球不堕地。二人以上的白打，要求垂臂，手不能动球，即所谓“身如笔直，手如提石”。宋代，足球也在女子中流行，她们多在春秋凉爽季节参加“白打”比赛。
宋朝踢球者还有专门的组织，如“蹴鞠打球社”、“四海齐云视”等。“齐云社”到元、明时还有活动，前后延续了二百来年，宋徽宗也曾是这个组织的成员。陈元靓《事林广记》有诗赞“齐云社”曰：“四海齐云社，当场蹴气球，作家编着所，圆社最风流。”
宋元时期的蹴鞠活动，其对抗竞争的比赛形式已渐趋消失，而趋向单人踢球技节表演，并逐渐向杂技化发展。元人《燕山丛录》所记载的显录宫道士韩承义，肩、背、胸、口、腹部皆能玩球，球可绕身终日不堕，可见技艺已相当之高。
5．射柳之戏传入汉地
宋元时期，北方的辽国、金国重视骑射，故均有射柳比赛活动。辽朝射柳往往在祈雨仪式时举行。《辽史》载曰：“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质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又翼日，植柳天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稗荐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辽史·礼志一·吉仪》。从所引史料看，辽国射柳于祈雨时进行，且局限于契丹皇族内部，并无汉人参加。到金国时射柳已与祈雨无关，通常在五月五日举行。《金史》载曰：“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镟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金史·礼志八·拜天》。则金代“射者以尊卑序”，谢柳活动也普及于普通官员，其中当有汉人参加。元代时，端午射柳活动得以继承，其制与金代基本相同，端午日“射柳击球东苑里，流星骡马蹴红尘”朱有炖：《元宫词一百首》。射柳时，仍各以手帕系于柳上，自记其仪，有引导者先走，万户引弓随之，乃开弓射柳。断其白志，则击锣鼓为胜。
6．竞走由朝廷到民间
元时，又有竞走比赛，杨瑀《山居新语》曰：“皇朝贵由赤（急足快行之意），每岁试其脚力，名之曰放走”。元代竞走比赛通常在上都和大都举行，届时，“监临者封记其发，以一绳拦定，俟齐，去绳走之。大都自河西务起至内中，上都自泥河儿起至内中，越三时行一百八十里，直至御前，称万岁礼拜而止。头名者赏银一绽，第二名赏段子四表里，第三名赏二表里，余者各一表里。”杨瑀：《山居新语》。已近似于现代的运动会。当时的诗人对竞走比赛多有吟咏，张昱《辇下曲》诗曰：“放都贵赤一齐行，平地风生有翅身。未解刻期争拜下，御前成个赏金银”。杨允孚《滦京杂泳》诗曰：“健步儿郎似籋云，铃衣红帕照专春。一时脚力君休惜，先到金阶定赐银。”
八、卫生风俗
宋元时期，汉族社会已比较讲究生活卫生，在公共卫生、家庭卫生和个人卫生等方面，均已形成了许多良风益俗。
1．公共卫生受到官方重视
在公共卫生方面，宋朝已经注意掩埋路尸。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诏两京诸路收瘗暴骸；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五月，又诏瘗汴、蔡、广济河流尸暴骸；天禧（1017～1021年）中，复命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当时规定瘗埋尸体，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宋史·真宗纪》。徽宗朝以后，各地官府均设漏泽园，专为掩埋路尸。南宋时期，仅临安府所属二县就置有漏泽园12所，规定“寺庵寄留槥椟无主者，或暴露遗骸，俱瘗其中”；“官府委德行僧二员主管，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瘗及二百人，官府明申朝廷，给紫衣师号赏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恩霈军民》。
至于城市的清洁卫生，则由官府出资雇有专人负责。据《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日支钱犒之；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人家有泔浆，自有日掠者来讨去”；“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蹇去，谓之倾脚头”。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诸色杂卖》。
宋朝各地都有公共浴堂，供居民沐浴洗澡。南宋临安的浴堂并有行会组织，称为“香水行”；而所在浴处，“必挂壶于门”，作为标记。浴堂中还有专门为顾客服务的揩背人，《续夷坚志》记有泽州针工以揩背钱助某疾卒到城中浴堂洗浴之事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二。宋代太学中亦有浴堂，南宋末年雷宜中长“成均”，“直舍浴堂久圮，遂一新之”《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此外，南宋临安城巷陌街市中并经济有卖面桶、项桶、浴桶，以及洗漱孟子者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团行》、《诸色杂卖》。
夏季气候炎热，极易疾病流行。太宗雍熙四年(978年），诏命“诸州郡暑月五日一涤囹圄”《宋史·太宗纪》。对拘押囚犯的牢房，在暑期尚且五日一洗涤打扫，说明宋人已有颇强的卫生观念。
２．家庭卫生“好美洁”
家庭卫生方面，“杭人素轻夸，好美洁，家有百千，必以太半饰门窗”《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说明当时已颇为注意居室的布置和环境卫生的打扫。同时，居民还十分重视灭鼠、驱蚊、治白蚁等。
宋时灭鼠主要靠养猫。南宋临安城中并有专门以提供猫食为职业者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诸色杂货》。可见养猫灭鼠之俗已较为普遍。也有养鼠狼捕鼠的，大理寺评事钱仲，其仆以五百钱买一鼠狼，喂养驯熟后用以捕鼠，“无论巨细远近，必追袭，捣其穴擒之。官舍多以松板布地，有为鼠所啮破而往来者，辄亦深入而搜取之。数月之间，群鼠多扫迹殆绝。”洪迈：《夷坚支戊》卷七。此外，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临安城中卖“老鼠药”的小经纪人，就有数十家周密：《武林旧事》卷六。；从中可见药物灭鼠之法已被普遍采用。
当时驱蚊之法，江淮地区习惯于“以艾烟熏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多蚊》。；当时市场上已出现用艾条和蒿叶制成的“蚊烟”，南宋临安多有卖“蚊烟”周密：《武林旧事》卷六。的小经纪人。岭南地区，则习用蛆草驱蚊，周去非《岭外代答》曰：“蛆草高一二尺，状如茅，夏月插一枝盘筵中，蚊蝇不近”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八。夏日以扇驱蚊是传统的方法，宋时仍沿之，孔平仲《孔氏谈苑》载曰：“仁宗暑月不挥扇，以拂子驱蚊蝇而已。”《孔氏谈苑》卷三。
此外，又用蚁虎来治白蚁。洪迈《夷坚志戊》载曰：“鄱阳人屋宇多用松，困于蚁暴，患无术可治”，有人自淮南携来“蚁虎”，“放入蠹柱中，少顷，蚁纷纷而附，脑上率有小窍，才半日，空群无余”洪迈：《夷坚志戊》卷三。在南方柳州，人们则用“都管草”驱辟蜈蚣，周去非《岭外代答》曰：“都管草”，“一茎六叶，置室中辟蜈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八。
宋时重视家庭卫生的打扫，当时的清洁用具已有油笤、扫帚、竹帚、筅帚、拂尘和鸡毛掸子等，宫中还以孔雀翠尾做的扫帚。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其中筅帚用篾丝做成是洗刷锅碗的工具。《大观茶论·筅》曰：“茶筅”，“以筋竹老者为之”。南宋都城临安，常有“卖油笤、扫帚、竹帚、筅帚、鸡笼担（掸）、圣堂拂子”的小贩，沿街叫卖。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诸色杂货》
其他卫生用具，有唾器、溺器，主要在富贵人家中使用，史载宋仁宗“用素漆唾壶盂子”，称为“简质”《归田录》卷一。文彦博一次过郑，曾失“金唾壶”朱弁：《曲洧旧闻》。高宗母韦贤妃性俭，有司曾进“金唾壶”，而令易以涂金者。《宋史·韦贤妃传》。溺器，宋时又称为虎子、厕马。宋破后蜀时，曾获孟昶七宝溺器。而一般“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诸色杂货》。
３．洗沐和刷牙习俗的养成
个人卫生方面，经常洗沐在当时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惯。周密《齐东野语》提及“吴兴多蚊”时，曾曰：“每暑夕浴罢，解衣盘礴”，说明到夏季，一般人均每晚洗浴。《石林燕语》载曰：吴冲卿、韩持国等“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好相率洗沐定力院”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十。蜀人蒲宗孟，有洁癖，日常生活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之分，“每日两洗面、两濯足，间日一小浴，又间日一大浴”《宋史·蒲宗孟传》。
当时洗沐的去垢用品，有皂角、澡豆等，《遂昌杂录》载曰：僧人温日观与鲜于伯机父交好，“每索汤沐，鲜于公必躬为进澡豆”。浙江民间有用“肥珠子”者，《鸡肋编》载曰：肥珠子，“木亦高大，叶如槐而细，生角长者不过三数寸，子圆黑肥大，肉亦厚，膏润于皂荚，故一名肥皂，人皆蒸熟暴干乃收”；南方一些地区的妇人洗沐，则有用灰汁者。庄绰：《鸡肋编》卷上《皂荚》。
宋时人们已有刷牙的习惯。据温革《琐碎录》记载，徽宗时社会上已能生产并使用一种以马尾毛制的植毛牙刷。南宋时，都城临安街市中经常有卖“刷牙子”的小商贩，并有专门出售牙刷的店铺，如市西坊南的“凌家刷牙铺”和金子巷口的“傅官人刷牙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续夷坚志》则记有一“揩牙方”，系用茯苓、石膏、龙骨、寒水石、白芷、细辛、石燕子等泡制而成；当时麟抚折守用此方“早晚揩牙”，“年逾九十，牙齿都不疏豁，亦无风虫”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三。而沈括、舒昭亮等则长年“用苦参揩齿”《宋朝事实类苑》卷四九。
同时，人们还有用药草清除蚤虱的习俗。如芸草“叶类豌豆，极芬香，遇秋后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方人多采之，“置书帙中即无蠹，置席下即去蚤虱。”邵伯温：《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九。又，“生姜苗铺席下去壁虱，椒叶能辟蚤，狗舌草花亦然”庄绰：《鸡肋编》卷上《生姜苗》。以开水烫虱是传统的做法，宋元时已普遍使用，陆游《入蜀记》曰：“又在剑川见僧舍，凡故衣皆煮于釜中，虽禈裤亦然，虱皆浮于水上。其治蚤，则置衣茶药焙中，火烙令出，则以熨斗烙杀之。”
（第四节）五代宋元汉族礼仪风俗
五代宋元时期人生礼仪风俗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变异显着，有的作了更改，有的出现了新俗。而总的趋向，贺生和婚丧习俗都形成了侈靡浮诞的一套繁杂的惯制，烙上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育诞风俗
宋代人生礼仪习俗中的育诞礼俗，起自婚礼上的祈子习俗，终至男冠女笄的成人礼，中间经历胎教，催生、三朝、百日卒、周日卒、满月、寄名、哺谷，开蒙等一整套习惯程序。现分述如下：
1．祈子习俗多样化
五代宋元时期男女婚礼上的“传袋”，“撒帐”等礼俗，均含有祈子的意义。“传袋”者，传种接代之意也；撒帐，两宋时撒以钱币，果子，谓卑结果也。婚礼以后，民间多将早生贵子的希望，寄托在法力无边、大慈大悲的观音身上，有“观音送子”之信仰，各地均建有观音寺院，如南宋都城临安荐桥门外，即有“观音寺”吴自牧：《梦粱录》卷五《僧塔寺塔》。另，据《稽古略》记载，元末宝全禅师之母张氏等信观音，有僧人赠之以观音像，曰：“谨事之，当生智慧之男。”不久，果有孕，生宝全禅师。可见观音送子的信仰已在社会上深深扎根。此时，还有向妈祖祈子的习俗，元代《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曰：“人多见其与侍女拟西王母云，然尤善习孕嗣，一邑供奉之。邑有某妇醮于人，十年不孕，万方高禖，终无有应者，卒祷于妃，即产男子。嗣是凡不育者，随祷随应”。又有于七月七日供“摩睺罗”以祈子之俗。此俗唐代已流行，唐代诗人王建《宫词》曰：“七月七日长生殿，水拍银盘看化生”。化生，《岁时纪事》曰：“七夕，俗以蜡作婴儿形，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宜子之祥，谓之化生。本出西域，谓之摩睺罗”。宋时此俗犹存，吴自牧《梦粱录》曰：七夕，“内庭与贵宅皆塑卖磨喝乐，又名摩睺罗孩儿，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彩装斓座，用碧纱罩笼之，下以桌面架之，用青绿销金桌衣围护，或以金珠珠翠装饰尤佳”。又有于别人家洗儿会时争食枣子以祈子的习俗，《东京梦华录》卷五《育子》曰：洗儿时，丢钱，枣于盆内，“盆内有立枣儿，少年妇争取而食之，以为生男之征。”
2．胎教习俗远巫近医
随唐以后，传统胎教学说逐渐有了医学根据，开始褪去原始、神秘的巫术色彩，而与现代生理学有了一定的相似性。宋代医学家陈白明《妇人大全良方》有“论胎教”一节，认为：“胎教，产图之书，不可谓之迂而不加信”，“保胎之法，须多方豫养，方无后患。”根据“胎教”理论，受孕妇女饮食起居皆有禁忌，《妇人大全良方》曰：妇女“一受孕之后，切宜忌不可食之物，非惟有感动胎气之戒，然于物理亦有厌忌者，设或不能戒忌，非特延月难产，亦能令儿破形损命”《妇人大全良方·食忌篇》。当时的食忌习俗有食螃蟹令子横生，食生姜令子多指、生疮，食蛤蟆鲜鱼令儿痴，如此等等。
3．催生礼出现
宋代孕妇将生产时，有“分痛”习俗。临产前，妇家父母送银盆或彩画盆，内装粟杆一束，以锦锻或纸覆盖，上放花朵、通草、贴套；送馒头，谓之“分痛”；做眠羊、卧鹿、果实，取眠卧之意。此外，还要加彩画蛋120枚，加精美食品和婴儿绣彩衣等，一齐送往婿家，称为“催生礼”，预祝孕妇生产快速通顺。
宋人已有药物催生之俗，《妇人大全良方》即载有“催生丹”，其配方为：“十二月兔脑髓，通明乳香、母丁香、麝香”。又有“催生鬼血散”，其一为“腊月兔血蒸饼，切作片子蘸之，以纸袋盛挂，当风处阴干为末，煎乳香汤调下二钱”；其二为“腊月兔脑髓涂于一张薄纸上，更用一张合榻，以称锤槌三、五十下，每遇难生，着大小天生两字作符，以醋汤调下，极妙”；其三为“兔毛和皮烧为灰，末之，以酒调方寸匕，服之即产。”虽然有定的医学根据，但巫术色彩仍然很浓郁。
4．产俗日趋丰富
